无论胡适先生怎么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也无法抛弃过去。我始终觉得过去正是我们未来前进的动力，忘却历史，就犹如没有源头的河流，生命将会是如何的混沌而灰白。
在研究日本方面，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
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正如文中所叙述的那样：“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黜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有具有反抗性。”这种矛盾的性格，无论是在日本电影，抑或是日本文学中，都可见一斑。而本文主要探究日本民族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三部分，即对等级制的普遍接受，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以及由“耻感文化”所支配的对外部世界的过分敏感和对名誉的坚决维护。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要了解日本，不得不了解根植于他们血脉中的等级制。多少世纪以来，以“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为基础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原则，既是最容易预计，也是最广泛被接受的。承认等级制对于他们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
日本的封建社会被划分为复杂的阶层，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袭固定的。每一个阶层都受到某种保障，都拥有一定程度的特权，如武士对庶民有使用佩刀的特权，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垄断他们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是经当局认可的。每个阶层的限制也很大，都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但又是有秩序而安全的。上自天皇，下至贱民，日本封建时期极为明确的等级制，在近代日本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日本从法律上宣告封建制度的结束不过是19世纪末，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是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的。尽管日本近年来西化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人们在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触时，都必须表现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的亲疏程度，或对方的辈分，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好几个，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这在当代日本也同样适用的。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他们感到“安全”是由于视等级制为合法。
日本对外侵略动机之一也正是由于他们对这种与生俱来的等级制的推崇。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然而，当日本人把这种他们认为合情合理的等级制输出的时候，却得到了和他们预想的相反的结果。等级制绝不是能输出的玩意。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在别的国家看来，实在是狂妄之极，甚至比狂妄还要恶劣，以至万分愤慨。而日军官兵到了各个占领国，看到当地居民根本不欢迎他们时，一直十分吃惊。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总是整个等级制中的一个地位嘛；等级制，即使对低层的人来说，不是也很理想吗？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能够如此，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的满足的“各得其所”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被别的国家接受的。
尽忠天皇
在整个日本历史中，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按照民间传说，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
天皇，即使在政治上毫无实力，即使是所谓“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按照日本人的定义，在等级制中依然占有一个“恰当地位”。对日本人来说，天皇是否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并非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明治维新的政治家在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是日本国家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负责的国家元首，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有幸生于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得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每个人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对天皇必须怀有无限而绝对的忠诚。
不难看出，政治家们正是利用了日本民众思想上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而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日本士兵心甘情愿地“尊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即使是厌战者，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使最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在得到“天皇下令投降”的消息后，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放下武器。
洗刷污名
日本人有使名誉不受玷污的义务，要求他们能够忍受痛苦，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誉，消除诽谤或侮辱，因为诽谤会玷污名誉。正是这种对名誉的看重，使他们对外部的褒贬特别敏感，而更易于采取极端的行为。那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进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攻击，但决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失去知觉当了战虏，他就会想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实行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明治维新后，日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以狠辣的手段走上了侵略的道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的道路。在1930年代倾注全力准备军事征服时，他们的士兵在太平洋地区不顾一切，逐岛拼死作战，但是战败后，日本人却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欢呼来欢迎日本人，因为在那时，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维护战败的名誉，而且显然在心理上对自己没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读完《菊与刀》，在感叹本尼迪克特敏锐的观察力的同时，对于日本民族的了解无疑更上了一层楼。他们正如站在刀锋上的人，谨小慎微，在受到攻击时会毫不犹豫地拔出刀，而在天皇面前则是绝对的忠诚。“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日本民族的这些特征，对于当今中日关系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春水枕寒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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