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支撑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时（或是被负责维护这些价值观的国家遗弃，或是被推翻，代之以全新的合法性概念），就会出现第一种倾向。西方上升时期对非西方世界的许多传统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影响。伊斯兰教在7世纪和8世纪第一波扩张时也是这样。18世纪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外交也产生了这种影响。此外，还有20世纪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极权主义，以及当今时代伊斯兰主义者对中东脆弱的国家结构发动的袭击都是如此。
这些剧变的实质是，虽然它们通常以武力为基础，但究其根本还是在心理上造成的冲击。那些遭到冲击的国家不仅要保卫疆土，还要捍卫它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以及生存和行为的道德权利。这种行为方式在受到挑战前，一直被认为不容置疑。特别是多元社会的领导人，自然倾向于与革命代表协商谈判，期望后者所要的只是在现有秩序前提下进行谈判，达成一个理性的解决方案。秩序之所以沦陷，并非主要因为军事上的失败或资源的不平衡（虽然经常是这种情况），而是因为未能看清它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和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朗核谈判的最终考验是：伊朗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战略上的变化，还是为了追求长期政策而采取的战术安排？西方是否把战术行为当成了战略方向的改变？
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事实证明它不能适应权力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有时候秩序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停止发挥作用或不再存在，就像20世纪末苏联解体时共产主义国际秩序发生的情况一样。抑或崛起国家不愿扮演它未参与设计的体系分配给它的角色，而现存大国也许无力对这一体系的平衡做出调整，以包容它的崛起。在20世纪的欧洲，德国的崛起就对国际体系造成了这样的挑战，引发了两次灾难性战争，欧洲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类似的结构性挑战。美中两国（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首脑承诺通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仍有待两国共同阐明。美中（或其中一个）提出这个概念也许是一种战术策略。尽管如此，这是避免重蹈昔日历史悲剧覆辙的唯一出路。
求得秩序两方面（权力和合法性）的平衡是政治韬略之本。不考虑道德因素的权力算计会将每一次分歧变成实力的较量，各方野心将永远得不到抑制。面对不断变化的权力组合，各国将不得不计算得失，却得不出任何结果。这种做法实难持久。另外，不考虑均衡的道德惩戒也容易导致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或推出容易受到挑战的虚弱政策。以上两种极端倾向，哪一种都容易危及国际秩序本身的凝聚力。
部分地由于第九章讨论过的技术原因，当今时代的权力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动中。每一个10年间，合法性诉求的范围都会以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方式倍增。当武器能够毁灭人类文明，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能够瞬间完成，而且具有前所未有的侵入性时，现有的维持均势或价值共同体的算计方式可能已经过时。
随着以上不平衡的增长，21世纪的世界秩序结构显然在几个重要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
首先，国家作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正式单元，它本身的性质面临重重压力，遭到蓄意攻击和拆解，在有些地区因忽视而受到侵蚀，常被应接不暇的事件淹没。欧洲开始走出国家范畴，主要凭借软实力和价值观来谋划外交政策。但是，脱离战略概念去寻求合法性能否长久维持世界秩序令人怀疑。欧洲还没有赋予自己国家特性，这容易导致内部权力真空和边境地区力量失衡。中东部分地区已经被分割成相互冲突的教派和族裔，宗教意识浓厚的民兵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势力肆意侵犯边境和主权。亚洲的挑战与欧洲正好相反，威斯特伐利亚均势的各项原则大行其道，但都基于同一种合法性概念。
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在世界的几个地区目睹了“失败国家”、“无主空间”等现象。有些国家连这个称呼都配不上，无法控制武力的使用，也不能行使有效的中央权威。形形色色的准主权单元行为方式模糊不清，而且常常信奉暴力，很多情况下源自对各自迥异的文化做出极端的诠释。如果大国把操纵这些单元作为外交政策的话，无政府状态在所难免。
其次，这个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全球经济动力旨在消除不利于货物和资本流动的障碍，而国际政治体系依然主要基于各种迥异的世界秩序观，旨在调和不同的国家利益观。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不顾及国家边界，国际政策努力调和各国相互冲突的目标，但依然强调边界的重要性。
在这些动力作用下，世界经济连续几十年持续增长，其间不时地被似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打断，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1997年的亚洲、1998年的俄罗斯、2001年及2007年的美国和2010年的欧洲发生的金融危机。赢家（即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挺过这些风暴并继续发展的国家）没有什么怨言。而输家（比如深陷结构性泥潭的国家，欧洲南部一些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寻求的解救办法否定或至少阻碍了全球体系发挥作用。
尽管危机发生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过度投机和忽视风险。人们发明出来的金融工具掩盖了相关交易的本质。放贷者难以评估自己做出的承诺，而借款者（包括大国）难以了解债务的含义。
因此，国际秩序面临一个悖论：繁荣取决于全球化的成功，而这个过程经常产生不利于实现夙愿的政治反应。全球化的经济管理者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全球化的政治进程。而政治进程的管理者不愿意冒失去国内支持的风险对经济或金融问题未雨绸缪，因为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只有专家才懂。
在这种情况下，挑战变成了一个治理问题。各国政府面临让全球化进程向有利于本国利益或重商主义方向倾斜的压力。在西方，全球化问题与奉行民主的外交政策问题密不可分。寻求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和谐挑战了原有的观点：之所以追求世界秩序，是因为它需要扩大国家框架；之所以需要对全球化加以规范，是因为可持续发展需要调整传统的模式。
再次，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使大国能在重大问题上磋商，也许还能合作。由于今天的多边论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以上批评也许显得有点奇怪。除了最具权威，但经常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陷入僵局的联合国安理会外，现在还有北约和欧盟定期举办的大西洋领导人峰会。亚太地区领导人有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峰会，发达国家有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主要经济体有二十国集团。美国是所有这些论坛的关键参与者。不过，这些会议的性质和频率不利于阐释长期战略。讨论日程安排和磋商正式议程占用了大部分准备时间。一些论坛实际上围绕着各国领导人的日程转，因为很难定期把各国首脑召集到一个地方开会。与会各国元首由于职务原因，必然更加关注他们在会议上采取的行动的公共影响，倾向于强调战术意义或公关效果。这个过程除了拿捏公开姿态之外别无他用，顶多是讨论一下迫在眉睫的战术问题，弄得不好就只是一场新形式的“社交媒体”活动。当代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架构如果还有用的话，不能只靠共同宣言来确认，必须培育出一种共同信念。
总体来看，美国的领导作用始终不可或缺，尽管有时美国扮演领导角色时犹豫再三。它一直寻求保持稳定和倡导普世价值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总是与不干涉主权或尊重他国历史经验的原则吻合。在美国经验的独特性与对其普世性理想的自信之间、过度自信和内敛自省之间寻求这种平衡必然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但它绝不能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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