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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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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能建立世界秩序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一种世界大家庭的意识似乎即将形成。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地区因战争而疲敞。不发达地区开始非殖民化进程,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美国不但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反而通过这场战争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家自信,开始推行它认为适用于整个世界的理想和实践。

  美国开始接过世界领袖的火炬,并为世界秩序增添了一个新维度。这是一个明确建立在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思想之上的国家,它把自己的崛起视为自由和民主的扩展,认为自由和民主这股力量能够带来迄今为止遥不可及的公正持久的和平。关于秩序,传统上欧洲认为各国及各国人民之间本来就相互竞争,为了限制它们各自的抱负引发冲突可能带来的影响,欧洲依靠均势和一批开明的政治家。美国的主流看法认为人类天生理性,倾向于互谅互让,讲究情理和公平交易。传播民主因此成为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自由市场将激励个人,富足社会,经济相互依赖将取代传统的国际对抗。这种观点认为,冷战是共产主义的脱序悖逆造成的,苏联迟早会重返国际社会。此后,新的国际秩序将覆盖全球所有地区,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将使各国社会变得更加人性化,从而国家之间的冲突更不可能发生。

  几代人建立世界秩序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结出果实。这一成功表现为:当今众多独立的主权国家管理着世界大部分领土;民主和参与式治理的扩展即便不是普遍的现实,也已经成为共同的志向;全球通信和金融网络实时运转,历代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的人际互动成为可能;人类共同努力应对环境问题,至少有做出努力的动力;国际科技、医疗和慈善团体集中精力应对重大疾病和卫生事件,而这些疾病和卫生事件昔日被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天灾。

  美国对这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不管受益者请求与否,美国的军事实力为全世界提供了安全盾牌。在基本上由美国单方面提供的军事保护伞下,大部分发达国家结成了一个联盟体系,而发展中国家则免于遭受它们有时没有认识到,更不要说承认的某种威胁。全球性经济得以发展,美国提供了融资、市场和大量创新。从1948年到世纪之交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短暂的时期。在此期间,一种全球性世界秩序初步显现,它既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又融合了传统的均势概念。

  正是由于这一事业的成功,它必然最终会受到挑战,而且对它的挑战有时是打着世界秩序的旗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普遍意义源自它的程序性特征,即在价值观上是中立的。它的规则适用于任何国家: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享有主权,鼓励遵守国际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弱点是其长处的反面。尽管这个体系由饱经战乱的国家设计,但它并没有提供一种方向感。它给出了分配和维持权力的方法,但没有解答如何产生合法性。

  在建立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必然涉及该世界秩序普遍原则的实质。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对待秩序的方式截然不同。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一直坚信:对观察者来说,现实世界是外部因素;知识包括记录和区分数据(越准确越好);外交政策的成功取决于准确评估现实和各种趋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和平反映了对现实(尤其是权力和领土的现状)的判断,代表了一种世俗的秩序概念,而不是宗教诉求。

  在当代其他伟大文明中,现实情况是观察者内在认识的反映,是由心理、哲学或宗教信念界定的。儒家思想按照接近中华文化的程度把世界划分成不同层次的进贡国。伊斯兰教把世界秩序划分成伊斯兰教的和平世界和异教徒所在的征伐世界。

  因此,中国认为没有必要走出国门去发现世界,认为通过在内部弘扬道德,已经在世界上建立了秩序,而且是最合理的秩序。而伊斯兰教则只能通过征服或全球传教从理论上建立世界秩序,因为现在不存在征服或全球传教的客观条件。印度教相信历史轮回,认为超自然现实高于现世体验,把自己的信仰世界当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会通过征服或劝说去争取新的皈依者。

  这种区别决定着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西方在实证研究上取得了成就,因此积极探索世界,培育科学和技术。而认为自己是世界秩序中心的其他传统文明没有这样的动力,因而在技术上落在了后面。

  那段时期已经结束了。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追求科学技术。由于不受既有模式的制约,它们可能比西方具有更大的能量和灵活性,至少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如此。

  在地缘政治世界中,西方一手建立并声称全球适用的秩序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1这一秩序给出的对策已经全球知晓,但在这些对策的应用上却没有共识。对民主、人权和国际法等概念的解释千差万别,交战各方动辄把它们作为战斗口号攻击敌人。这个体系的规则虽然已经公布,但因缺乏强制实施手段而始终不起作用。在有些地区,对伙伴关系和共同体的承诺已经被测试对方底线的更强硬姿态取代,或至少伴有这种姿态。

  有人认为,西方的说教和所作所为造成了,至少是助长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这一观点以及崩溃的地区秩序、不同教派之间的厮杀、恐怖主义和没有取胜的战争,导致后冷战时代初期的乐观设想——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扩展会自然产生一个公正、和平与包容的世界——备受质疑。

  在世界的几个地区,出现了一种抗衡的动力,要构筑堡垒以抵御西方发达国家诱发危机的政策,包括全球化方方面面的影响。曾经作为根基的安全承诺现在受到质疑,有时疑虑竟来自这些安全承诺旨在保护的国家。西方国家正在大量削减核武库,或降低核武器在它们战略学说中的作用,而所谓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却在大力研发核武器。曾经支持美国推行美国版世界秩序的政府(虽然有时也对该世界秩序感到困惑),现在开始怀疑美国最终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把这项事业坚持到底。这种观点认为,接受西方的世界秩序“规则”会带来一些不可预测的不利因素。这一观点明显导致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与它渐行渐远。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普世准则(例如人权、法定程序和男女平等)被嘲笑为北大西洋的偏好,而且这种嘲弄还被看作一种美德和另外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为了排他性利益,更基本的自我认同形式受到推崇。2

  结果不仅造成了权力的多极化,还导致世界上的各种现实矛盾交织。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以上趋势会在某一时刻自动融入一个平衡、合作的世界,甚至融入某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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