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6世纪近代史开启以来，政治哲学家一直在争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霍布斯、洛克、卢梭从生物学、心理学角度对人类意识进行了描述，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了他们的政治立场。美国的建国先驱们也是如此，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追溯社会的演变时，他们探究“根深蒂固的人性”因素：每个人都有强大却易错的理性和与生俱来的“自恋”，二者相结合便使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人的能力不同直接导致“学历和财产不同”，“社会划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13虽然这些思想家对具体因素的分析及结论不同，但都从人性角度构建其理论框架，而人性的内在本质和现实体验是永恒不变的。
当今世界，人类意识是经过一个前所未有的滤器过滤形成的。全天当中，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这“三大件”让人与屏幕几乎不停地互动。现实世界的人际交流被无情地推入网络设备构成的虚拟世界之中。最近的研究表明，成年美国人在屏幕前约花掉一半醒着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还在延长。14
这一文化剧变对国家关系有何影响？决策者肩负着多重任务，其中许多是由他所在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他必须首先分析他所处的社会，因此自然需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没有对历史和未来的直觉，就无法做出判断。然后他必须努力了解这条轨迹将把他和社会带向何方。他必须抵制诱惑，不能照搬过去的决策，因为未来的路上会发生停滞，也会有衰落。在技术和政治剧变的时代，智慧不断告诉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显然，带领社会从此岸走向未知的彼岸时，一条新路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而且好像总是优劣相当。沿着从未走过的道路前进需要睿智和勇气：需要睿智，是因为这个选择并非显而易见；需要勇气，是因为开始走这条路时将会形单影只。政治家必须激励人民坚持下去。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两位罗斯福、戴高乐和阿登纳）既有远见，又有决心，而当今社会越来越难以培养这些品质。
互联网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伟大且不可或缺的成就，但它侧重已然而非偶然、事实而非概念，侧重由共识而非自省形成的价值观。对于一碰按钮便能获取数据的人来说，历史和地理知识不是必需的。对那些在脸谱网上寻求成百上千的朋友点“赞”认可的人来说，那些孤独地在政治道路上跋涉的人的思维模式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在互联网时代，世界秩序经常等同于如下假设：如果人们能够自由获取和交流信息，人对自由的天然冲动会生根发芽，自由将会自动实现，历史将会自动前行。可是哲学家和诗人长期以来一直把思想分成三个部分：信息、知识和智慧。互联网聚焦于信息领域，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越发复杂的功能被设计出来，尤其是能够对一些事实问题（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做出回应。搜索引擎能够越来越快地处理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可是，过度抓取信息可能反而抑制了知识的获取，让智慧更加遥不可及。
诗人T·S·艾略特在《磐石》的合唱词中捕捉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生活中丢失的生命去哪儿了？
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去哪儿了？
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去哪儿了？15
事实很少不言自明，它的意义、分析和解释（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取决于环境和相关性。随着更多问题被当作涉及具体事实的问题，人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即每个问题都必须有一个可以追索的答案，问题和对策都不必深思熟虑，“上网查查”就行了。但在国家关系中（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信息要想真的有用，就必须被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经验之中，逐渐成为实用的知识。如果领导人能够偶尔达到睿智的水平，于这个社会来说就是非常幸运的。
从书籍中获取知识是一种与互联网不同的体验。阅读比较花费时间，为了让这个过程更轻松，文风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读完有关某个主题的所有书籍，更不可能穷尽所有书籍，把读过的内容总结归纳也不容易，所以向书本学习有利于概念思考，即能够识别可比的数据和事实，并把这种模式应用于未来。文风把内容与美学结合在一起，使读者与作者建立起关系，也与主题建立起关系。
传统上，另一个获取知识的途径是私人谈话。几千年来，思想的探讨和交流，除了交换信息中的实质性内容，还涉及情感和心理维度。它能让人了解对方的信念和个性等无形的东西。当今的网络文化非常奇怪，使人不愿面对面交流，尤其是一对一谈话。
在很大程度上，计算机解决了信息的获取、保存和提取问题。数据可以不限量地以可处理的形式有效储存。计算机提供了一些书籍时代无法获取的数据。它被高效包装，文风不再必要，记忆也无用武之地。当脱离环境处理一个决定时，计算机可以提供10年前无法想象的工具，但它也限制了视角。因为信息唾手可得，通信瞬间完成，所以对“意义”的关注度下降，甚至对“意义”也失去了清晰定义。这可能鼓励决策者不用未雨绸缪而是坐等问题出现，把决策当成一系列的独立事件，而不是历史连续体的一部分。如果这样，操控信息将取代思考成为主要政策工具。
同样，互联网还有淡化历史记忆的倾向。这种现象被描述为：“人们可以忘记那些他们认为可以从外部获得的信息，记住那些他们认为将会找不到的信息。”16现在大量信息都可以从外部获得，互联网降低了记忆的动力。通信技术增加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技术被视为思想的辅助和媒介，而降低了人们向内求索的能力。信息俯拾即是，人们更愿意当研究者，而不是思想者。17人类意识的变化可能改变个人的性格和交流的本质，也会改变人类社会本身。印刷时代的人们与中世纪的先人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吗？在计算机时代，我们用肉眼看世界的方式会被改变吗？
西方历史和心理学迄今依然认为，真相与观察者的性格和经历无关。可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改变真相本质的概念。几乎每个网站都包含某种定制功能，根据互联网追踪记录，确定用户的背景和偏好。这些方法意在鼓励客户“消费更多内容”，并在此过程中接触更多广告，最终推动互联网经济。18这些微妙的导引与传统上人类做选择的更大趋势是一致的。商品被分门别类，那些“你喜欢的”东西被优先展示，在线新闻被称为“最适合你的新闻”。19两个人使用同一搜索引擎查询同一问题，不一定得到同样的答案。真相的概念被相对化、个人化，失去了普遍性。信息被标榜为免费。其实，信息接收者支付的是供陌生人利用的数据，且会进一步影响他未来获得的信息。
无论这一手段在消费领域效用如何，都会对制定决策产生影响。决策面临的各种困难选择总是相近的。在社交网络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一个人还有空间拿出勇气，做出并非基于共识的决定吗？“预言家得不到他所处时代的承认”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不按常规观念行事，这是成就预言家的秘诀。在我们这个时代，留给预言家的提前期可能完全消失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追求透明和互联，破坏了隐私，抑制了个性培养和独立决策的力量。
美国的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代表了这一演变的另一个方面。据报道，2012年选举活动中有数以千万的潜在独立选民。对社交网络、公共文件、医疗记录的研究表明，这些档案实际上是每个人的情况介绍，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其本人的记忆。这让竞选活动可以选择喜欢的战术，可以是好朋友上门拜访（通过互联网发现）、个性化信件（源于社交网络研究），也可以是小组会议。
总统竞选几乎变成了互联网运营大师之间的媒体竞争。候选人以前谈论治国理政的实质问题，现在则沦为营销发言人，其营销方法的侵入性在一代人之前还属罕见。候选人的主要作用变成了筹集资金，而不是阐述议题。营销活动是为了传达候选人的理念，还是候选人表达的理念只是“大数据”研究的结果，意在迎合选民的偏好和偏见？能否避免只照顾大众情绪，而将建国先驱们设想的理性过程抛诸脑后，使民主演变成蛊惑人心的结局？如果选举所要求的素质与执政所必需的素质差距太大，外交政策中所需的理念把握和历史感就会丧失。培养这些素质可能耗费总统第一任期太多时间，不利于美国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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