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崛起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挑战之时，人们对国际秩序的本质众说纷纭。回顾这几十年，人们可以争论美国所寻求的平衡是否理想，但难以否认，在一个充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政治社会动荡的世界里，美国维护了和平，帮助恢复了欧洲的活力，给新兴国家提供了关键的经济援助。
但在“热”战过程中，美国难以处理好目标与可能性的关系。在“二战”后美国所打的五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只有乔治·H·W·布什总统领导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实现了美国开战时提出的目标，国内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分歧。其他战争的结局（从僵局到单方面撤出）是何时注定的，是另一个争论话题。目前，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寻求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一个作用不可或缺的国家在履行职责前，必须对这个职责以及自身有清醒的认识。
身处历史事件之中，对其本质总是当局者迷。伊拉克战争可被视为地区大转型的催化剂。这个地区转型的根本性质至今仍不清晰，还要等待“阿拉伯之春”、伊朗构成的核挑战和地缘政治挑战以及“圣战”分子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等问题尘埃落定。2004年伊拉克实现了选举政治，必然激起本地区其他国家建立参与式制度的要求；但这些要求能否与和平妥协和宽容精神结合起来，还要拭目以待。
美国总结21世纪战争教训的时候不应忘记，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大国能把改善人类境遇作为战略目标之一。美国的战争目标不仅是惩罚敌人，还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追求胜利不是为了占领土地而是分享自由的果实，这样的国家必定与众不同。如果放弃这一重要的理想主义，美国就是背叛自己。不理会国家经历中这一核心内容，美国也无法安抚朋友，战胜敌人。然而，要想取得成效，雄心勃勃的政策离不开对深层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这些深层因素包括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结构，反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敌人的决心和策略。实现美国的道德愿望，要依靠可行的方法，要考虑政策的战略要素，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并延续多个政治周期。
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经一针见血地阐述了美国的矛盾心态：
美国人是讲道义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反映举国拥护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人也是务实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收到成效。50
美国的国内辩论经常被描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两者之争的结果也许是：如果美国不能二者兼顾，二者都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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