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最全面的美国战略构想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外交官乔治·凯南，他当时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处的负责人。没有别的外交官对美国世界角色辩论的影响可与凯南比肩。华盛顿依然相信斯大林的友好，沉浸在战争时期的亢奋之中，而凯南却预言冲突已经隐约可见。他在1945年给同事的私人信函中断言，美国需要面对现实，战争结束之时，便是苏联由盟国变成对手之日：
因此，在大西洋海洋国家和心怀戒备的欧亚大陆国家的利益之间，一场根本性冲突正在欧洲展开。欧洲需要维持活跃而独立的政治生活，而苏联总是追求向西扩张，而且根据它自己的安全观，恐怕要一直扩张到大西洋。5
凯南建议做出明确的战略回应：“把我们所有的牌都握在手里，并完全打出它们的价值。”凯南的结论是，东欧将被苏联控制。东欧离苏联的权力中心比离华盛顿更近，而且遗憾的是，苏联军队已捷足先登。因此，美国应该巩固美国保护下的西欧势力范围——分界线贯穿德国——并赋予其足够的力量和凝聚力，以维护地缘政治平衡。
这种对战后格局的先见之明被凯南的同事查尔斯·“奇普”·波伦拒绝了。波伦的理由是威尔逊式的，即“民主国家不能采取那样的外交政策。只有极权主义国家才可能制定并执行那样的政策”。6华盛顿或许可以接受均势是一个事实，但不能把它当作政策来执行。
1946年2月，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收到华盛顿的一份电报，询问斯大林所做的一次教条式讲话是否会改变苏联对保持国际秩序和谐的承诺。当时作为驻苏联代办的凯南得到了一次许多外交官梦寐以求的机会，不需大使批准便可向高层陈述观点。7凯南用19页单倍行距电报纸分五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份“长电报”的精髓是，美国有关苏联意图的整个辩论需要调整。苏联领导人认为，东西方关系是两种对立的世界秩序观之间的竞争。他们表现出“俄国人传统和天生的不安全感”，并植入了一种放眼全球的革命学说。克里姆林宫依据苏维埃学说解释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认为国际事务就是斯大林所谓的“两个世界级中心”之间争夺优势的斗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竞争不可避免，而且最后只有一个赢家。他们认为斗争不可避免，于是便让斗争成为现实。
第二年，凯南开始主掌国务院政策计划司。他在《外交》杂志上以X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的论点与“长电报”相同：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是真实的、内生的，但“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节点上，通过熟练而警惕地进行反制，（这些威胁）是可以遏制的”。8
如果换作西奥多·罗斯福，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可这种分析。但在陈述这场冲突如何收场时，凯南再次使用了威尔逊式的表述。他预言，在莫斯科与外部世界徒劳对抗中的某一时点，一些苏联领导人将会觉得有必要走出党政机关，接触广大民众，以获得更大支持。但苏联民众从未拥有独立的政治意识，极不成熟，缺乏经验。“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力量”一旦这样瓦解，“苏联可能一夜之间从最强大的民族社会之一变成最虚弱、最可怜的民族社会之一”。9这个预测基本正确，但它的看法是威尔逊式的，认为最终民主原则会占据上风，合法性会战胜权力。
被他的后任（包括我）奉为伟大楷模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践行了这一信念。1949~1953年，艾奇逊集中精力通过北约建立他所谓的实力地位。东西方外交或多或少自动反映了势力均衡。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艾奇逊的继任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将联盟体系扩展到东南亚（1954年），又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扩展到中东（1955年）。实际上，遏制政策逐渐等同于在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苏联周边建立军事同盟。世界秩序就是这两个不可调和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对抗，双方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
艾奇逊和杜勒斯这两位国务卿都认为，实力和外交是两个连续的阶段：美国将首先巩固和展示实力，然后迫使苏联停止挑战，与非共产党掌权的世界达成理性和解。但是，如果外交的基础是军事力量，在大西洋关系的酝酿阶段，为什么要压制军事力量呢？如何让对方感受到自由世界的力量？冷战伊始，美国占据核垄断地位，再加上“二战”对苏联的毁灭性影响，力量对比实际上对西方有利。实力地位无须建立，它已然存在。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8年10月的讲话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西方的谈判地位最为有利。谈判必须加快，而不是暂停：
有人问：当他们自己拥有并大量储备原子弹时，会发生什么？根据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们自己就可以判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风平浪静时尚且如此，风雨欲来时会怎样呢？……没人真正相信我们的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在西方国家拥有原子弹而苏联共产党人还没搞成之前，如果西方提出正当要求，就更有可能不必流血而达成持久的解决。10
毫无疑问，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可能破坏盟国之间的团结，因而不愿展开如此重要的谈判。尤其是因为，丘吉尔呼吁外交上摊牌时，只是反对党领袖而不是首相，而且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肯定反对含有战争威胁的方案。
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承担起全球领袖职责，努力遏制苏联的扩张政策。但是，这一努力主要是道义上的，不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两个领域中都有各自正当的利益，但描述这些利益的方式常常掩盖了确定战略重点的意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是一份秘密文件，整理了杜鲁门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大部分内容由主张强硬路线的保罗·尼采撰写。即便这份文件也避免使用国家利益概念，把这场冲突归入了几乎有些抒情的传统道德范畴。这是一场“法治政府之下自由”（这需要“非凡的多样性、深刻的宽容性和自由社会的合法性……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创造力”）的力量与“克里姆林宫无情的寡头政治下被奴役人民”之间的斗争。11美国出于自己的理由加入冷战斗争，不是为了跟苏联开展地缘政治竞争，而是要为自由世界发起道德攻势。
在这一事业中，美国的政策被描述为无私地努力推进人类普遍利益。就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样一位精明的危机管理者、美国实力的强硬倡导者，也把美国外交政策表述为一种全球志愿行为，所秉承的指导原则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他指出，尽管“许多人难以理解”，但美国的“动机……真的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12。根据他这一观点，美国的影响不会恢复地缘政治平衡，而是会超越它：“数百年来，各国已经习惯于谋取自身利益，伤害对手，还没准备好进入各国遵章行事的新时代。”
别国图“私利”，而美国有“原则”和“天命”，这种暗示和（美国）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新鲜的是，美国在这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不再置身事外，而是成了领导者。它为这场竞争提出的理由主要是道义上的理由，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世界责任的呼唤支撑着美国果断投入，重建满目疮痍的战后世界，团结一致对抗苏联扩张。可是，到了在共产党掌权的世界周边打“热”战的时候，这种责任感就不是足够明确的指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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