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世界秩序 > 第七章 “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这套学说的内核是一个极具创意和诱惑的愿景。“旧世界”认为“新世界”是一个积聚财富和权力的竞技场，然而一个新型国家在美洲大陆崛起，声称信仰、言论和行动自由是其国家经验和民族性格的精髓。
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和政治区分开来，因为以往试图将一种信仰或道德体系强加给这个大陆上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尝试均以灾难收场。而美国既有劝服他人改变信仰的精神，又融入了对现有社会体制和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英国哲学家、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曾对其他议员说，殖民者“输出了英国人的自由理念”，同时也输出了众多非主流教派（“新教精神”），这些教派在欧洲备受压制，彼此主张各异，“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崇尚自由”。这些力量在大洋两岸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面貌：“北美人的民族性格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热爱自由。”1
1831年游历过美国的法国贵族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撰写了一部讲述美国人精神和观点的著作，该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颇有见地。他认为美国人的性格应追溯至他所谓的“起点”。在新英格兰，“我们看到了当地独立性的诞生和巩固，它至今仍是美国自由的主要动力和生命线。”他写道，清教徒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学说，它在许多方面还体现了最为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他总结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产物，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互相冲突，“而在美国，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指的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2
美国拥有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千百万人将它奉为楷模，希望能够栖身于此。与此同时，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在美国看来，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暂时性安排之下，终有一天会得到救赎。同时，他们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也含有潜在的敌意。
自美国建国之初，这些互相矛盾的关系就已经存在。对托马斯·杰斐逊来说，美国不只是正在形成的大国，也是一个“自由帝国”，是一股代表全人类捍卫善政原则的不断扩展的力量。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写道：
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去证明一个社会可以为其个人成员创造多大的自由和自治空间。3
根据这一定义，美国的成功扩张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杰斐逊总统精明地运作了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使国土面积翻了一番。退出政坛之后，杰斐逊向门罗总统“坦承”：“我一直把古巴看作我们联邦诸州体系最有意义的补充。”4杰斐逊还致信詹姆斯·麦迪逊，称：“我们届时只要再把北部（加拿大）纳入邦联……就能建立一个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广袤的自由帝国，她从建国以来就未测量过国土，而且我确信，古往今来的宪法没有一部像我们的宪法一样设计巧妙，允许我们享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和自治政府。”5杰斐逊及其他政治家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帝国与欧洲的帝国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建立在对异族的征服和压迫之上。杰斐逊脑海中的帝国本质上是北美式的，是自由的延伸。（而且事实上，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业或开国元勋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众说纷纭，随着美国的扩张和日益繁荣，民主也不断扩展壮大，对民主的追求在西半球及全世界生根发芽，蔓延开来。）
尽管美国宏图远大，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美国依托两个大洋而安全无忧，它完全可以把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间歇性的挑战，而不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按照这种观念，外交努力和使用武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阶段，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美国一方面具有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他国。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幸运，必须苦心经营国家利益，寻求均势，把外交政策当作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美国在19世纪取得大国地位之后，这些习惯仍然根深蒂固。数代人之间，美国曾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敌对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挽救国际秩序。在每次行动中，美国都成功维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均势，却又指责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声称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西半球以外地区的潜在战略目标是，改造整个世界，从而不必再扮演其战略角色。
当初，美洲大陆闯入欧洲人的意识，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既有的思想。对那些试图彻底改造世界秩序的人来说，定居美洲展开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早期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而言，美洲位于趋于分裂的西方文明的前沿，是他们尝试建立道德秩序而一展身手的新舞台。6这些殖民者之所以离开欧洲，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欧洲不能响应时代的召唤。宗教纷争和血腥战争让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欧洲得出痛苦的结论：让整个大陆团结在单一神权治理之下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在遥远的美洲彼岸正可一展身手。欧洲只能接受现实，以均势换安全，而美国人（他们开始这样看待自己）则胸怀着通过团结和治理实现救赎的梦想。早期清教徒声称，在新大陆弘德行善是以某种方式改造他们离开的那片大陆。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思罗普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而离开了东安格利亚（即古英格兰）。他在1630年开往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Arbella）船上布道，称上帝想把美洲塑造成“全人类”的典范：
当我们几十个人就能抵御上千敌人的时候，当上帝以我们为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之神就在我们中间。人们提到自己将来的种植园时，会祈祷“上帝让它像新英格兰那样吧”。因此，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7
没有人怀疑人性会在美洲得到弘扬，目标会在美洲得到实现。
美国自视为一个新型大国，以确认自己的独立地位。《独立宣言》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把它当作“全人类的观点”。在1787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门见山，称这个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帝国”，其成败将验证世界任何一地自我治理的可行性。8他没有把这个说法当成一种新颖的解读，而是“老生常谈”的常识。考虑到美国当时只包括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东部海岸线，这一说法显得更为引人关注。
尽管推出了这套学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毕竟久经世故，他们熟稔欧洲的均势，也懂得如何让它为这个崭新的国家服务。美国针对英国发动独立战争时，与法国结成同盟，之后法国发生革命，走上了试图通过战争称霸欧洲的道路。美国对此没有兴趣，双方的同盟关系随之松散。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中忠告，美国应当“避免与外界任何一方缔结永久同盟”，“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暂时依靠可靠的同盟”。他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一份道德声明，不如说是对如何利用美国比较优势的精明判断。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在两个大洋庇护下安全无虞，卷入欧洲大陆的均势争端既没有必要，也缺少财力。它之所以结盟，不是为了捍卫一种国际秩序观念，只是服务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只要欧洲的平衡得以维持，美国的战略还是重在巩固内政、保持行动自由。一个半世纪后，前殖民国家（例如印度）独立之后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
1812年与英国的最后一场短暂战争之后，这一战略沿用了一个世纪，美国因此取得了他国无法企及的成就：通过积累内部实力，一跃成为一个幅员覆盖整个大洲的大国，而外交政策整体消极，基本重心是排除外部干扰。
美国很快就开始将这一准则推向整个美洲。美国与头号海上大国英国达成默契，在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宣称整个西半球不允许外来殖民。实际上直到几十年后，美国才有实力兑现如此不可一世的声明。在美国内部，门罗主义被解读为《独立宣言》的延伸，旨在防止欧洲均势政策染指西半球。这一切都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协商（部分是因为当时拉美也没几个国家）。随着美国疆域覆盖整个大洲，美国的扩张被视为自然规律的结果。当美国奉行其他地方所称的帝国主义政策时，美国人却赋予它另一种说法：遵从天命，占据上帝指派的这片大陆，让每年来到这里的数百万人自由发展。9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时，获取大片领土被当成了一桩商业交易，而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土地则称为遵从天命的必然结果。直到19世纪末，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才在海外与另一大国爆发全面战争。
整个19世纪，美国一直福星高照，得以分别在不同时候逐一应对种种挑战，而且常常彻底解决了一些挑战：走向太平洋并确立了有利的南北边界；在内战中捍卫了联邦的完整；投放力量反对西班牙帝国，继承了其多数殖民领地。以上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每完成一件事，美国又立即回到缔造繁荣、改善民主这一使命上来。美国的经验使它更加坚信，和平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有他国的无理或恶意才会妨碍和平。欧洲的治国策略是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纵横捭阖。在美国人看来，这违反常识。旧大陆的整个外交政策体系和国际秩序是暴君任性无常的产物，是贵族做派和玩弄阴暗手段的劣根性文化倾向。美国将摒弃这些做法，拒绝承认殖民利益，高度警惕欧洲设计的国际体系，倡导在共同利益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上与他国发展关系。
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21年厘清了这些思路。目睹其他国家决意奉行更难捉摸和别有用心的路线，他言语之中透着恼怒：
自从加入各国大家庭以来，美国一直向他国伸出真诚友谊、平等自由和慷慨互惠之手，虽然经常徒劳无益。它一视同仁地在它们中间宣讲平等自由、平等公正和平等权利，但经常得不到响应，甚至遭到鄙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它主张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也毫无例外地尊重他国的独立。美国一直避免介入他国的关切，哪怕是涉及它一贯坚守的原则的冲突也不例外。10
亚当斯认为，因为美国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自由”，所以它应该避免卷入欧洲的所有争斗。美国应当维持其独特的理性和公正立场，通过远远地表示道义同情来支持追求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努力。他声称美国的原则具有普世性，但又拒绝在西半球（即美洲）之外捍卫这些原则：
（美国）不会走出国门去寻找可以摧毁的怪兽。它企盼所有人自由和独立。它只是要维护自己，捍卫自己。11
在西半球，这样的原则却没有市场。早在1792年，马萨诸塞州牧师、地理学家杰迪代亚·莫尔斯就提出，虽然美国被其他国家承认不到10年，其《宪法》颁布也才4年，但它却标志着历史的巅峰。他预言，这个新的国家将向西扩张，将自由原则传遍整个美洲，实现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成就：
此外，众所周知，帝国正在从东往西推进。12它最后也是最宏大的事业很可能是占领全美洲……我们不由得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美利坚帝国将接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数百万人。13
自始至终，美国一直虔诚地认为，这些作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而是奉上帝之命传播自由原则。1839年，官方的美国探险远征队勘查了西半球遥远的边界和南太平洋地区。《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颂美国为“伟大的未来之国”，与历史上之前的任何国家毫无瓜葛且更加优越：
追根溯源，美国人来自许多其他国家，《独立宣言》完全建立在人类平等的伟大原则之上。这些事实已然表明，我们的立场与其他国家没有联系。实际上我们与他们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瓜葛，与他们的古老历史、昔日的荣耀和罪行也毫无关系。正好相反，美国的诞生正是崭新历史的开端。14
这位作者自信满满地预言，美国的成功将成为对其他一切政体的有力反驳，并开拓未来民主时代。一个伟大自由的联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国家之上，愿意将其原则传遍整个西半球。与以前任何人类行为相比，这注定是一个幅员更辽阔、道德更高尚的国家：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
因此，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
1845年，美国因向西扩张而陷入争端，与英国争夺俄勒冈领地，与墨西哥争夺得克萨斯共和国（已经脱离墨西哥，并宣称有意加入美国）。这份杂志得出结论，兼并得克萨斯是针对自由之敌的防御性措施。作者的理由是，“加利福尼亚下一步很可能脱离”墨西哥，紧接着美国将北上横扫加拿大。他推断，美国这支大陆力量最终将拥有绝对的抗衡力量，让欧洲的均势政策变得无足轻重。这篇文章的作者还预言，百年后（即1945年），终有一天，美国甚至会比一个统一而且敌视它的欧洲更强大：
即使把法国、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刺刀和大炮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又怎么能与2.5亿乃至3亿纯朴、坚定的美国人民这一沉甸甸的分量相抗衡？在匆匆将至的1945年，美国人民注定要聚集在飘扬的星条旗下！15
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除了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是和平划定的，英国在1945年已不是敌对欧洲的一部分，而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将超越和抗衡旧大陆的严酷理论——这个愿景尽管言过其实且仅是预测，却成了激励美国人重塑历史进程的动力，虽然他国当时大多对其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惊恐不安。
南北战争中，美国经历了一场全面战争（欧洲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殊死搏斗的南北双方都违反了保持西半球与外界隔离的原则，尤其是把法国和英国拉入战争之中。美国人把这场冲突解释为一个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特别事件。16美国当时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具威慑力的军队，并用它发动全面战争。这反映出美国当时认为这场冲突是一次终极行动，是为了维护“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但战争结束一年半之内，这支军队几乎全部解散，数量从100多万骤减至6.5万人。171890年，美国陆军位居世界第十四位，排在保加利亚之后。美国空军规模甚至小于意大利，而意大利的工业实力仅为美国的十三分之一。18直到188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就任总统时，他还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超然中立，完全不同于以前不够开明的国家所采取的自私自利的政策。他拒绝
背离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传统和繁荣所推崇的外交政策。这是独立的政策，依托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对正义的热爱以及我们的实力将为它保驾护航。这是和平的政策，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是中立的政策，美国拒绝卷入任何外部纷争，没有觊觎其他大洲的野心，同时抵制它们对美国这片土地的入侵。19
10年后，美国的世界地位逐渐提高，口气更加坚定，对权力的考虑开始突显。在1895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中，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警告英国（当时仍被视为世界头号大国）注意西半球军事力量的不平衡：“美国今天实际上是这个大陆上至高无上的国家，它的命令就是法律。”美国拥有“无限的资源和超然的地理位置，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实际伤害”。20
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大国，不再是一个徘徊在世界事务边缘的羽翼未丰的共和国。美国不再因奉行中立政策而作茧自缚。它认为有义务让长期宣扬的普世道德发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作用。当年晚些时候，西班牙帝国的古巴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这时，美国不愿看到反帝运动在自己的家门口被镇压，也认为美国展示大国能力和意志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当时评判欧洲国家强大与否，其中一个标准便是看它们海外势力范围的大小。当1898年美国军舰“缅因”号不明原因在哈瓦那港爆炸时，美国民众普遍支持进行军事干预，促使麦金利总统宣布对西班牙开战。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海外与另一个大国兵戎相见。
海约翰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也是纽约市一位政治改革新星。几乎没有多少美国人想象得到，在这场海约翰致西奥多·罗斯福的信函中所称的“辉煌的小型战争”之后，世界秩序会发生如此巨变。美西战争仅仅三个半月之后，美国就把西班牙帝国赶出了加勒比海，占领了古巴，吞并了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麦金利总统坚持用传统逻辑来为这一事业辩护。他理直气壮地把这场确立美国在两大洋的大国地位的战争描述为一项独特的无私使命。他1900年再次竞选的海报上打出的口号是：“美国国旗插到外国土地上，不是为了攫取更多的领土，而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
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开始涉足大国政治，卷入它之前一直鄙视的争斗。从加勒比海到东南亚海域，美国的行动跨越两个大陆。凭借其规模、位置和资源，美国将成为最有分量的全球参与者。老牌大国现在需要仔细审视、不断测试甚至有时抵制它的行为了。它们彼此之间早就因领土和海上通道而争执不休，而现在美国的利益又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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