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世界秩序 > 第六章 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
亚洲国家最广泛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认为自己是“新兴的”或“后殖民时代的”国家，都努力通过突出自己的国家特点来克服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后果。这些国家都坚信，历经几个世纪西方超乎常规的异军突起，现在世界秩序正再次趋向平衡。但它们从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大不相同。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在确定本国核心利益的时候，借鉴的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向往的是不同的黄金时代。
在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的制度中，维护均势——也就是现状——为人所称善。而在亚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内在发展动力。亚洲坚信自己正在“崛起”，认为世界尚未完全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尽管没有国家挑战别国的主权和尊严，各国均宣布致力于“非零和”的外交，但许多国家同时追求树立国威，这本身就给地区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动荡性。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亚洲各大国均储备了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武器，远超19世纪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一旦发生误判，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亚洲的构成天生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它现有的秩序机制取决于大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追求，而不是力量均势体系。这些大国面临的考验是能否建立起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为众多既定利益的互动提供和平框架。
在亚洲所有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中，中国所持的观念最为长久、最为清晰、离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最远。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最曲折复杂，从古老的文明到传统帝国，到共产党革命，再到跃居现代大国的地位。中国走过的路将对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从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为单一的政治实体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居于世界秩序中心的理念对于精英思想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这一理念被认为理所当然、不言自明，汉语中竟然没有一个描述这一状况的词。到了后来，学者们回过头去才把它定义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1根据这个传统观念，中国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政府。皇帝统治世间万物，百姓通过他保持和上天的沟通。他管辖的不单是他治下的“中国”这个主权国家，而是“天下”。中国是天下文明昌盛的中心，是启发教化其他地方人民的“中央王国”。
按照这一观点，世界秩序反映的是全球的等级制，而不是互相竞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平衡。每一个社会都和中国有某种附属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紧密到何种程度，部分地要看它和中华文化有多近似。没有一个社会能和中国平起平坐。别国的国王不是和中国皇帝一样的君主，而是向中国皇帝认真学习治国方略、倾心向化的小学生。外交不是多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而是一系列精心安排的仪式，使中土以外的社会有机会宣示自己在全球等级制中恰当的一席之地。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古中国，今天所谓的“外交政策”属于负责决定属国关系等级的礼部和负责管理与游牧部落关系的理藩院的职权范围。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才成立外交部，2事出不得已，因为必须和西方入侵者打交道。即使如此，中国官员仍然认为他们的任务一如既往，是管理蛮夷，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外交风马牛不相及。新设的部门叫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名称很说明问题，暗示中国完全不是在进行国家间的外交。
朝贡制度的目的是培育他国对中国的恭敬，而不是获取经济利益或以武力统治他国。中国最了不起的建筑成就——万里长城——是秦始皇开始大规模修造的。当时他刚刚打败了所有的竞争者，结束了战国时代，统一了中国。经过历朝历代，长城最后的长度超过了5 000英里。长城是中国军事胜利的辉煌见证，但也表现了中国固有的弱点。它表明中国尽管具有强大的实力，但也对自己的薄弱之处心知肚明。几千年来，中国在应敌时，与以武力迫使其就范相比，更多地采用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一位官员建议采用“五饵”来对付在西北边陲肆虐的马背上的匈奴部落，尽管按常规分析，汉朝的军力要强大得多：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3
中国外交礼仪的标志是叩首，即双膝跪下，以头触地，以此来表示对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承认。这当然是一种羞辱，成了阻碍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绊脚石。但叩首具有象征自愿的含义，它代表着发自内心的恭敬，不是被征服者所逼，而是出于敬畏。在这样的场合，属国使节向中国献上贡品，而皇帝赐给的回礼经常在价值上超过收到的贡品。
历史上，中国靠自己的成就和行为使外国心悦诚服，偶尔也采取军事行动“教训”冥顽不化的蛮夷，令其收敛。这些战略目标和这种根本上的攻心手法直至1962年的中印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还有迹可循，在中国对邻国宣示其核心利益的方式中也清晰可辨。
尽管如此，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传教式社会。它要的是别国的尊敬，不是皈依。两者之差精细微妙，绝不可混为一谈。中国因自己的卓越成就而令四海归心，外国理当景而仰之。中国可以和另一个国家成为朋友，甚至是老朋友，但绝不会视对方与自己平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获得平等地位的是征服者。两个征服中国的民族——13世纪的蒙古人和17世纪的满族人——都吸收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以便治理人数如此众多、文化优越感如此顽强的中国人民。这是历史上文化力量最惊人的一个成就。征服者在很大程度上被败在他们手下的中国社会所同化，连他们故乡的大片土地都被认为是传统的中国领土。中国并不刻意输出它的政治制度，而是愿者上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扩张不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潜移默化。
在近代，西方国家的代表怀着自己的文化优越感，试图把中国纳入已成为国际秩序基本结构的欧洲的世界体系。他们对中国施压，要求它培养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别国互派大使，允许自由贸易，还要求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开放社会接受基督教的劝导，以提高国民素质。
西方心目中的启蒙和接触在中国眼里却是来犯。中国先是回避，后来干脆坚决抵制。18世纪末，英国第一位特使乔治·马嘎尔尼来到中国。他带来了工业革命初期的一些产品，还有乔治三世国王的信，信中建议和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在北京和伦敦互设大使馆。马嘎尔尼从广州到北京乘坐的中国船只打出的旗号是“英吉利贡使”。中方让马嘎尔尼带信给英国国王，解释说不准使节住在北京，因为“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在皇帝看来，除了已有的受到严格管理的有限贸易之外，不需要扩大贸易，因为英国没有中国想要的东西：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4
拿破仑兵败后，随着英国的商业扩张紧锣密鼓地展开，英国又做了一次尝试，派第二位特使前往中国提出同样的要求。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海军力量，丝毫未能让中国改变不愿与它建立外交关系的主意。当英使阿美士德以礼服未运到为借口拒绝参加叩头大礼的时候，他带领的使团被赶出北京。中方明确表示对外交不感兴趣。皇帝在给英国摄政王5的信中，解释说“统御天下”的天朝无暇向每一个蛮夷来使教授正确的礼仪。皇家记录自会记下“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但：
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6
这样的敕谕按今天的标准来看未免妄自尊大，刚刚成功维持了欧洲的平衡，可称为欧洲最先进的海上、经济和工业强国的英国来说更是怒不可遏。但是，中国皇帝这道敕谕的口气符合几千年来关于他的世界地位的理念，许多邻国也至少不反对这种理念。
可耻的是，西方国家最终和中国摊牌时，要求开放自由贸易的产品显而易见是最有害的产品。它们的工业进步带来了众多的成果，它们却偏偏要对中国出口鸦片，坚持要获得无限制对中国出口鸦片的权利。晚清的中国荒废了军事技术的发展，部分原因是它长期以来没有碰到对手，但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儒家的社会等级制中，军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1893年，西方军队已经兵临城下，清廷却还挪用军费去修复颐和园中华丽的石舫。
1842年，中国猛然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得不签署条约，同意西方的要求。但是，它仍然坚持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对西方进行了顽强的拼死抵抗。在1856~1858年的战争中（战争的导火索据说是一艘在英国注册的船只在广州遭到不当扣押），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事后坚持签订条约，以取得它一直寻求的在北京派驻使节的权利。第二年，带领随从踌躇满志地前来上任的英国大使发现通往中国首都的主河道拉起了铁链，设置了铁蒺藜。当他命令一队英国海军去清除障碍的时候，中国军队开了火。接下来的战斗中打死英军519人，打伤456人。于是，英国派出由额尔金指挥的部队冲进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廷逃出北京。这次残酷的入侵逼得清廷万般无奈地同意在北京设立“使馆界”接纳外交使团。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的对等外交的概念，中国虽然接受下来，但满心的不情不愿、愤恨不平。
这些争端的核心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到底是自成体系，还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更大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紧抱着传统的观念不放。到了1863年，中国已两次败于“蛮夷”之手，而且国内的大乱（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借助外国军队才平息。然而中国皇帝在写给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中却仍然向他示赐皇恩：“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与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7
1872年，著名的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尖锐地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的描述。他的话昭显了他那个时代特有的自信，认为西方世界秩序概念的优越性不言自明。
过去的40年间，她（指中国）完全改变了对世界先进国家的立场。她和先进国家在平等的条件下签订了条约。但我认为她的官员和人民尚未正视这个事实，他们尚未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独立国家中的一个，他们的皇帝统治的“天下”并不是天底下的所有地方，而只是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在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8
随着技术和贸易推动相互冲突的制度近距离接触，哪个世界秩序的准则会占上风呢？
在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众多实际上独立的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亚洲在进入近代时没有这样一套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是有几个文明中心，周边围绕着较小的王国，文明中心之间的互动靠的是微妙而不断变化的机制。
中国凭借肥沃的平原、无比强韧的文化和敏锐的政治触角，在2 00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维持了统一并发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尽管按常规标准，它的军力并不强大。中国的相对优势在于它富庶的经济，它生产的产品为邻国艳羡。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明显有别于欧洲建立在多个互为平等的国家基础上的概念。
在中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过程中，这些推行扩张主义的强国对一个古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而戏剧性的是，该文明起初对近代国家的礼仪制度不屑一顾，将其视为一种低级的东西。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既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作为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行事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为寻求两者的融合经历了剧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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