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侵略在日本改变了一个古国的发展轨迹，在印度则把一个伟大的文明重塑为一个现代国家。印度长期处于不同世界秩序的交叉点，因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质，既受世界秩序变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世界秩序的变化。印度的国家特征与其说由它的政治边界划定，不如说体现在一系列共有的文化传统之中。印度教是多数印度人信仰的宗教，也是几个其他宗教的起源。它不是由某个神话人物所创始的。它的源头模糊不清，我们所知的也仅是只言片语。印度教应该是印度河和恒河两岸以及印度北部、西部的高原和山地的各个文化流传下来的颂歌、神话和仪式杂糅而成的。然而，根据印度教的说法，这些具体的不同形式不过是对同样的基本原则的不同表现，而那些基本原则早在任何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印度教异彩纷呈、难以定义，它包括的不同神祇和哲学流派若是在欧洲会被定义为不同的宗教。据说印度教接近并证明了万物归一的道理，反映了“人追求真实的漫长而多彩的历史……既无所不包又无界无垠”18。
当印度统一的时候——比如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以及公元4世纪到公元7世纪这些时期内——它产生的巨大文化影响一波波向外扩散。佛教从印度传播到缅甸、锡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印度教的艺术和治国之道影响了泰国、印度支那以及更远的地方。当它分裂为互相竞争的王国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侵略者、商人和修行者即蜂拥而至（有些人身负多重使命，例如葡萄牙人，他们1498年来到印度“传播基督教，寻找香料”19）。印度忍受了他们带来的破坏，最终把他们的文化收归己有，与自己的文化融会贯通。
直到现代之前，中国一直成功地让入侵者接纳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使他们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相比之下，印度则不同，对于外来侵略者，它并不企图使他们皈依印度的宗教，接受印度的文化，而是泰然自若地接受他们。印度对外国人带来的成就和五花八门的理念照单全收，从不表现出对于任何一方特别的尊崇。入侵者尽可为自己建造雄伟的纪念碑，似乎是在遭遇了当地人的冷遇后要极力向自己证明自己的伟大。但印度民众的核心文化对外国影响怡然自若，水火不侵。印度文化奠基的几个宗教的教义基础，不是对先知所预言的救世主降临的憧憬，而是对人生脆弱无常的领悟。它们提供的不是个人的救赎，而是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安然。
根据印度教的宇宙观，统治世界秩序的是亘古不变、浩渺无垠的轮回。一个轮回有几百万年之久。王国会覆灭，宇宙会崩毁，但宇宙总是会重新创立，新王国也会再次崛起。印度历史上每一波入侵者到来后（公元前6世纪来了波斯人，公元前4世纪是亚历山大和他麾下的大夏希腊人，8世纪是阿拉伯人，11世纪和12世纪是突厥人和阿富汗人，13世纪和14世纪是蒙古人，16世纪是莫卧儿人，之后不久又来了欧洲列强），都被纳入这无尽的轮回。他们确实造成了破坏，但知道了时空的无限无极，即可看到他们的行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忍受并超越了这些暂时乱象的人才能悟出人生的真谛。
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20从道德和实力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外来者的入侵。《薄伽梵歌》是《摩诃婆罗多》（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其影响有时被比作《圣经》或“荷马史诗”）的一部分，采用二人对话的形式，主人公是阿朱那王子和化身为他的战车御者的神明克利须那。阿朱那在大战前夕因他即将造成的恐怖而“悲痛不已”，想知道有什么有力的理由来为会造成可怕后果的战争辩护。克利须那答道，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因为生命是无限的循环，宇宙的本质是不可毁坏的，“智者既不悲生也不悲死。你和我，还有集结于此地的众国王，从来就一直存在，也永远不会停止存在”。想脱离苦海，先要履行命定的责任，同时要明白，责任的外象仅是虚幻，因为“无常非真实，真实在于永恒”。身为武士的阿朱那面对战争别无选择，他应该泰然接受现实，光荣完成使命。他必须努力克敌制胜，“不应悲伤”。
克利须那使阿朱那认清了自己的责任，摆脱了疑虑。但这篇叙事诗中对促成战争的事件的详细描写，却证明阿朱那先前的良心不安有其充分的理由。这部反映印度教思想的重要著作在鼓动战争的同时，也强调需要超越战争，而不是避免战争。它并非拒绝道德，但在具体的形势中，眼前的问题才是首要的，而永恒的概念则给人以慰藉。有些读者称赞《薄伽梵歌》号召在战斗中勇猛无畏，甘地却推许它为自己的“精神宝典”。
印度教宣扬永恒，认为尘世间的任何努力均虚缈不实。但这一大背景却给了世俗统治者极大的行动空间，使他们得以应付实际的需要。21这方面的先驱典范是公元前4世纪的大臣考底利耶。据说是他成就了印度孔雀王朝的崛起，而正是孔雀王朝把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逐出了印度北部，首次实现了整个次大陆的统一。
考底利耶笔下的印度在结构上类似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实现之前的欧洲，几个国家并存，极有可能陷入永无休止的争斗。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对他目睹的世界做出分析后，提出了务实的行动指南，而不是制约性的规矩。他的指南的道德依据和近2 000年后法国路易十三的大臣黎塞留的依据一样，即国家这个组织脆弱不稳，国家领导人无权根据个人良知谨守道德而危及国家生存。
故老相传，考底利耶在匡助孔雀王朝崛起期间或大功告成之后，把他所观察到的战略及对外政策的实践编成了一部《政事论》，对治国术做出了全面的论述。这本著作以冷静清晰的笔调提出了如何建立并保卫国家，同时打败、颠覆、（如果条件许可）征服邻国的构想。《政事论》论述的是务实的治国之道，不是哲理性的思辨。对考底利耶来说，实力是最主要的现实。实力包括多个方面，其中的多个因素各自独立。在某个具体的形势中，所有因素都有意义，都要纳入考虑，并可以用来为统治者的战略目标服务。明智的国王要把地理、财政、军事、外交、情报、法律、农业、文化传统、士气和公共舆论、流言和传说，以及人的恶习和弱点这一切整合起来，以加强并扩张他的王国，就像现代的乐队指挥指导乐队中的各种乐器合奏一支曲子。《政事论》是马基雅维利和克劳塞维茨理论的融合。
早在欧洲思想家根据欧洲的现实提出均势理论几千年前，《政事论》就提出了“国家圈”的体系。它与均势理论类似，但更加复杂。考底利耶分析说，毗邻的政体处于隐在的敌意状态。无论统治者多么信誓旦旦地对邻邦表示友好，一旦他的实力大增，总有一天都会发现颠覆邻邦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这是自我保护的内在逻辑，无关道义。考底利耶就像2 000年后的腓特烈大帝一样，认为竞争的无情逻辑不容违背：“征服者将（总是）努力增强自身实力，提高自己的福祉。”22该怎么做不言自明：“如果……征服者占优势，即会发动战争；反之则按兵不动。”23
欧洲理论家宣布，达到均势是外交政策的目标。他们设想的世界秩序建立在国家间力量平衡的基础上。在《政事论》中，国家战略的目的是征服所有其他国家，打破阻挡自己走向胜利的这种均衡。在这方面，与其说考底利耶像马基雅维利，不如说他更接近拿破仑和（统一了中国的皇帝）秦始皇。
考底利耶认为，比起追求荣耀，国家更大的责任是追求自身利益。明智的统治者会寻求与邻国的邻国结盟，从而建立起以征服者为中心的联盟体系：“征服者会把国家圈看作一个轮子，他自己为轮毂，他的同盟为轮圈。他与同盟之间虽隔着别国的领土，但通过轮辐连在一起。无论敌人如何强大，在征服者及其同盟的两面夹击下都会落于下风。”24然而，没有永远的联盟。即使在自己的联盟体系内，国王也应“努力增强自身实力”25，并设法加强本国地位，防止邻国结盟反对自己。
考底利耶与中国兵法家孙子见解一致，认为最迂回的方法经常是最明智的：挑拨邻国之间或潜在盟国之间的关系，“唆使一个邻国的国王攻打另一个邻国以防止它们结盟，然后自己即可用兵攻克敌国”26。推行战略的努力永无休止。如果战略成功，国王的领土就会扩大，边界要重划，国家圈也会重新组合。需要对实力重新做出估计。有些原来的盟国现在可能变为敌国，原来的敌国也可能变为朋友。
我们今天所谓的秘密情报活动在《政事论》里被视为重要的工具。情报人员在“国家圈内的所有国家”（不分敌友）活动，是从“虔诚的修行者、行脚僧、车夫、流浪歌手、杂耍艺人、流浪汉和算命人”27中间招募的。他们散播谣言，在一国内部或国家之间挑动不和，暗中破坏敌人的军队，并在合适的时机“消灭”反对国王的人。
需要说明，考底利耶坚持说，这些无情行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海内帝国，弘扬“法”（dharma）——遵照神立的原则运作的永恒的道德秩序。28但是，他提及道德和宗教更多是为了实际行动，不是把它们作为原则，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征服者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一个团结各方的秩序概念的必要因素。《政事论》劝告说，克制、仁慈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战略上都更有效。29视民如草芥的国王会失去民心，国内发生叛乱或国外敌人来犯的可能因此而增加。征服者若是悍然违反被征服人民的习俗或伤害他们的感情，就可能激起老百姓的反抗。
《政事论》详尽无遗地列举了成功所必需的因素，20世纪的著名政论家马克斯·韦伯因此得出结论说，它代表了“真正激进的‘马基雅维利哲学’……与其相比，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简直可以算得上温顺平和”30。与马基雅维利不同的是，考底利耶并不怀念过去好时光的社会美德。他所接受的唯一美德标准是他对通往胜利之路的分析是否准确。他所描述的政策当时是否真的得到了实施呢？在考底利耶看来，如果真的哪一天实现了平衡，那也是自私的动机相互作用的暂时结果。考底利耶眼中的平衡并非如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后欧洲人的概念所倡导的，是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政事论》是实现征服的指南，不是建设国际秩序的指南。
无论印度有没有遵循《政事论》的建议，它的版图都在公元前3世纪达到了历史顶点。31万民敬仰的阿育王治下领土包括了今天印度的全境、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还有阿富汗和伊朗的部分土地。后来，到公元前221年，中国在秦始皇手中实现统一之时，印度却分裂成为互相竞争的几个王国。几个世纪后，印度恢复了统一。但当伊斯兰教在7世纪开始对欧洲和亚洲的帝国提出挑战时，印度再次陷入分裂。
将近1 000年间，有着肥沃的土壤、富庶的城市、辉煌灿烂的知识和技术成就的印度一直令外来征服者垂涎。外来的宗教也都想争取它的皈依。每个世纪，来自中亚和西南亚的征服者和冒险者，包括突厥人、阿富汗人、安息人、蒙古人，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来到印度的大平原，建起了五花八门的众多土邦。南亚次大陆就这样通过持续至今的宗教、民族和战略利益的联系“嫁接在了大中东地区上”32。那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征服者之间互不相让，结果谁也无法控制整个地区，也没能消灭南方印度王朝的力量。再后来，到16世纪，来自西北方、最善于治国的莫卧儿人统一了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存在于印度的多种多样的影响势力在莫卧儿帝国体现得淋漓尽致：信仰伊斯兰教，种族起源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精英文化源自波斯，治下人民多数是印度人，不同地区的人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在这个语言、文化和信仰的旋涡中，16世纪期间另一波外来冒险者的到来起初似乎不足为道。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私营公司都想从富有的莫卧儿帝国日益扩大的贸易中分一杯羹，竞相争取在与自己友好的土邦获得立足之地。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范围扩张得最大，尽管最初似乎没有既定的计划。（剑桥大学现代历史钦定讲座教授因此说：“看情形，我们好像全凭一时心血来潮而派人征服了半个世界。”33）英国在孟加拉东部地区获得了一块地盘，建立了商业基地后，发现欧洲和亚洲的竞争者也在周围相继占有了各自的地盘。每一次欧洲和美洲发生战事，在印度的英国人都会和对手的殖民地及其盟友发生冲突，每次得胜，都把对手在印度的资产收归己有。随着英国在印度的资产（严格来说那些资产不属于英国，而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增加，它认为自己面临着一系列威胁，有北边虎视眈眈的俄国，有一时好勇斗狠一时又四分五裂的缅甸，还有野心勃勃、日益自行其是的莫卧儿统治者。这些在英国人眼中都构成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的理由。
最终，英国开始设想建立一个印度实体，而这就需要确保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在内的整个次大陆的安全。尽管这片土地上不存在（而只是假设有）印度这个国家，但这里被当作国家来治理，还确定并赋予了它类似印度国家利益的特征。根据这一政策，印度的安全倚仗有英国在印度洋的海军霸主地位，有远至新加坡和亚丁的友好的或至少不具威胁性的政权，还有开伯尔山口的非敌对政权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在北方，英国派遣间谍、探险者和有小股英国军队支持的当地人，通过他们神出鬼没的突袭阻挡住了沙皇俄国的前进。此一行动被称为喜马拉雅地缘战略的“大博弈”。英国还把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向北推到了西藏——这个问题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再次出现。印度独立后，在外交政策的关键内容方面吸收了这些政策的精髓，即打造以印度为主干的南亚地区秩序，并反对任何国家企图在与印度毗邻的土地上集结足以构成威胁的力量，无论这样的国家国内政治结构如何。
1857年，东印度公司军队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士兵和信奉印度教的士兵爆发叛乱。伦敦遂宣布把印度置于英国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英国不认为此举是建立英国对外族的统治。它把自己视为中立的监督者，是教化背景各异的众多民族和国家达到更高文明的力量。直至1888年，一位英国高级行政官还说：
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一个印度。印度甚至从未有过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国家，即在国土、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拥有统一的国家……以为印度能成为国家就像指望将来欧洲各国被一个单一的国家所取代一样异想天开。34
叛乱后，英国决定把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一个行政单位来管理，这在实现印度统一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铁路线和通行的英语把千差万别的各个地区连为一体。英国人研究并整理记载了印度辉煌的古老文明，把英国的思想和制度灌输给印度的精英。在此过程中，英国唤醒了印度作为遭受外国统治的单一实体的意识，激起了人们的信念。他们相信，要想打败外来统治，就必须团结为一个国家。因此，英国对印度的影响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影响差可比拟。在拿破仑的征服战之前，有着众多邦国的德意志也只是被视为一个地理实体，而非国家实体。
印度实现独立以及确定自己的世界角色的方式，都反映了它多姿多彩的遗产。多少世纪以来，印度对付外来占领靠的是坚不可摧的文化和强大的精神。甘地之所以能够对英国统治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首先是因为他“圣雄”称号的精神号召力，也是因为那是反对帝国力量的最有效的方法，它与开明的英国社会所崇尚的自由这一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印度人和两个世纪之前的美国人一样，用他们在英国学校（包括使印度未来的领导人吸收了许多准社会主义思想的伦敦经济学院）学到的自由思想来反对殖民统治者，证明自己独立的正当性。
现代印度认为，自己的独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胜利，而且是普遍道义原则的胜利。印度建国初期的领导人和美国国父一样，把国家利益与道德正确性等同起来。但印度领导人在是否要把国内制度向外传播的问题上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原则、对在国际上促进民主和人权不感兴趣。
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础将是印度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单纯的国际友好或培养扶植和印度一致的国家制度。印度独立不久后的1947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解释说：
无论确定什么样的政策，主持一国外交事务的艺术都在于找到对本国最有利的办法。我们说到国家间的善意时，可以语出至诚。但归根结底，政府是为了它治理的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做出任何在短期或长期显然不利于自己国家的事情。35
连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都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加透彻。
尼赫鲁和后来的历届总理，包括他的女儿、出类拔萃的英迪拉·甘地，都把他们的外交政策提到显示印度卓越的道德权威的高度，以此来加强印度作为全球均势中一个角色的地位。印度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说成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开明事业——近两个世纪前美国也是这样说的。尼赫鲁和后来两度担任总理（1966~1977、1980~1984）的英迪拉·甘地就这样成功地把他们新生的国家确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中的一个主要角色。
不结盟的内容与均势体系中“平衡者”的政策有所不同。印度不会像平衡者那样向弱的一方倾斜，它并不想操纵国际体系。印度最看重的是不正式加入哪个阵营，它对自己政策成功的衡量标准，是不被拉入与它国家利益无关的冲突。
印度独立时，世界强国已经确立，冷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此情况下，它巧妙地把转圜余地这个原本是国家间讨价还价的手法提升到道德原则的高度。尼赫鲁把正义的道德主义与力量对比和对大国心理的精明揣摩糅合为一体，宣布印度将成为在主要阵营之间找出另一条路的世界级大国。1947年，他在《新共和》撰文说：
我们要避免卷入任何阵营或国家团体，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印度的事业，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一政策有时会使一个集团的成员怀疑我们支持另一个集团。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首位。可幸的是，和平的外交政策，与所有进步国家合作，正是印度的利益所在。印度不可避免地会和友好合作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36
换言之，印度对强权政治采取中立超然的态度。这部分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但也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从1957年到1962年，在苏联对柏林发出最后通牒期间，两届美国政府，特别是肯尼迪政府，都曾为了帮助那个争取维护自己自由地位的被隔绝的城市寻求过印度的支持。但印度的立场是，任何强迫它遵守某一个冷战阵营规则的企图一旦得逞，都会剥夺它的行动自由，也就会使它丧失讨价还价的能力。短期的道义中立是实现长期道义影响力的手段。如尼赫鲁对他的助手所说：
印度代表团若是害怕激怒美国人就躲着苏联阵营简直是荒唐，而且也是失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人或别的人，如果他们的态度仍然不友好，我们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找朋友。37
此一战略的实质使印度得以在冷战的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稳获苏联阵营的军事援助和外交合作，同时又争取美国的发展援助和美国知识阶层在道义上的支持。无论冷战期间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多么恼火，对一个新兴国家来说，那都是明智的政策。那时的印度，军队羽翼未丰，经济低迷落后。它若是作为盟友会得到尊重，但只能居于次等地位。作为自主自由的国家，它的影响范围则大得多。
为了追求这一地位，印度着手组建起一个想法一致的国家的集团——实际上就是不结盟的国家组成的联盟。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尼赫鲁对与会的代表们说：
我们亚洲和非洲的国家难道除了亲共或反共之外就没有别的积极可为的作用吗？我们是思想的领袖，我们给世界提供了各种宗教和众多的财富，难道我们竟落得只能跟随这个或那个集团，成为这个或那个党的逢迎者，执行它们的意志，只能偶尔提点儿想法吗？这对于任何有自尊心的民族或国家来说都是最大的轻蔑和侮辱。我无法忍受看着亚洲和非洲的各个伟大国家才摆脱了奴役的桎梏获得自由，却又受到如此的轻蔑和侮辱。38
印度拒绝它所谓的冷战的强权政治，说到底是因为它认为两大阵营的争端不涉及它的国家利益。印度不会为了欧洲分界线上的问题去挑战仅仅几百英里开外的苏联，它也不想刺激苏联和巴基斯坦联手。印度更不会因为中东的争端去冒惹怒国内穆斯林的风险。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印度均不做表态。印度领导人决心紧随他们眼中发展中世界的进步潮流，而且绝不肯冒险触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
尽管如此，印度还是在1962年和中国发生了边境战争，并和巴基斯坦打了4场战争（其中1971年的印巴战争是在印度不久前和苏联签署的防卫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结果是印度的主要对手被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两个国家，大大提高了印度的全面战略地位）。
印度在寻求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地位时，所遵循的国际秩序概念与现有的全球和地区级的秩序概念相一致。这一概念的内容是正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与历史上欧洲关于均势的分析相契合。尼赫鲁把印度的理念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的名字虽然来自印度的哲学概念“Pancha Shila”（共处的五项原则），但它们其实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基础上为主权国家的多极秩序提出的更高尚的原则：
印度提倡世界秩序的抽象原则，同时也在地区一级确定了印度的安全理念。正如早期美国领导人在门罗主义中注入了美国在西半球特殊作用的概念，印度实际上在东印度群岛和非洲之角之间的印度洋地区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像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英国对欧洲所做的那样，印度努力防止在地球上这块广袤的地区出现占统治地位的强国。早期美国领导人宣布门罗主义时并未征求西半球其他国家的同意，印度在它特殊战略利益所在的地区推行政策也只遵循它自己确定的关于南亚秩序的定义。虽然美国和印度在冷战期间经常发生意见冲突，但苏联解体后，两国对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冷战结束后，印度承受的多重冲突的压力消失于无形。它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也有所减退。1991年发生的一次国际收支危机促使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现在，印度公司在世界上的一些主要产业中名列前茅。这个新的发展方向也反映在了印度的外交态势上，它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世界各国对印度在多边经济和金融机构中的作用也更加重视。在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增加的同时，印度也大大加强了军力，包括海军力量和核武器的储备。几十年后，它还将超过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人口大国。
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受到某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与它建国有关，其中最复杂的是印度与其近邻，尤其是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和中国的关系。过去1 000年间，它们对这块次大陆竞相入侵和移民，加之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对边缘地区频繁袭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统治迅速完结遗留下来了诸多问题，这些因素都导致它们对印度的态度复杂而充满敌意。1947年印巴分治后，两国都没有完全接受分治的边界。边界有争议的地区总被一方或另一方认为是临时性的40，结果成了零星发生的族群暴力、军事冲突和恐怖分子渗透的导火索。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大致沿次大陆上穆斯林集中的区域界限划分，却无视族群的边界。以此种方法从原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划出来的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巴基斯坦被分成互不相连的两部分，中间隔着数千英里的印度领土，这为后来的多次战争埋下了伏笔。与阿富汗及中国的边界据说是由19世纪英国殖民政府划定的，后来阿富汗和中国都宣布不予承认，至今仍有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都花费巨资建立核武库，形成自己在区域内的军事态势。巴基斯坦还容忍，有时甚至支持暴力极端主义，包括在阿富汗和印度的恐怖活动。
印度是更大的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将会是一个尤其难以驾驭的问题。41印度经常被定义为南亚国家，但是，它和中东的历史渊源更深，它的穆斯林人口比巴基斯坦还多。事实上，除了印度尼西亚，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比任何伊斯兰国家都多。迄今为止，印度避免了政治动乱和教派间暴力的剧烈冲击，部分原因是它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温和开明的政策，并培育了超越族群间分歧的印度人民共同的原则，包括民主和民族主义。然而，这个成果并非不可逆转，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努力才能维持。如果阿拉伯世界进一步极端化，或巴基斯坦的国内冲突加剧，印度的国内压力就有可能剧增。
今天，印度奉行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与先前英国统治期间相差无几。它的目标是在从中东到新加坡，再往北到阿富汗这片几乎横跨半个世界的地区建立起以均势为基础的地区秩序。它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遵循着类似19世纪欧洲均势的模式。印度和中国一样，毫不犹豫地利用像美国这样的“蛮夷”来帮助实现自己的地区目标，尽管在解说政策时，两国都使用了更加委婉的措辞。小布什政府期间，偶尔讨论过印度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协调。印美的战略协调至今仍限于南亚地区，这是因为印度传统的不结盟立场阻碍了它与美国建立全球性的关系，也是因为两国都不愿意把与中国对抗定为永久的国策。
19世纪，英国人为保护通往印度的战略要道，不得不加深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同样，21世纪的印度也感到，必须提高它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地位，以防这些地区受到它心目中的敌国或敌对意识形态的统治。在此过程中，印度与讲英语的“英语圈”内的国家有着天然的纽带。然而，它可能会继续遵守尼赫鲁留下的政策，在处理和亚洲及中东国家的关系时维持自主行动的自由，并坚持自主制定对重要的专制国家的政策，因为印度为实现它宏伟的经济计划，需要这些国家的资源。这些重点将超越历史的夙怨，成为必行之事。随着美国在中东力量的调整，该地区的各个国家会寻找新的伙伴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并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地区秩序。印度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容许在阿富汗出现权力真空，也不容许另一个大国在亚洲建立霸权。
在2014年5月的大选中，一位倡导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以决定性多数当选。在他领导的政府之下，印度应该会更加积极地追求它传统的外交政策目标。这届政府的目标得到民众的坚定支持，又有纳伦德拉·莫迪这位魅力四射的总理的领导，印度也许认为自己有条件在印巴冲突或对华关系这类历史问题上开辟新的努力方向。现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均由有战略眼光的强势政府领导，虽然竞争可能加剧，但找到大胆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
无论形势如何演变，印度都将是21世纪秩序的一个支点。以它的地理位置、资源蕴藏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的传统，位于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秩序概念交叉处的印度在那些地区的战略演变和秩序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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