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无历史讽刺的是，中东各国动荡不安期间，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一个国内体制与它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站在了盟国一边。自从那时以来，沙特阿拉伯在大多数区域安全行动中始终是一个伙伴。这种关系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特殊性，即差异如此之大的社会可以通过正式机制为了共同目标互相合作，而且通常双方都获益匪浅。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关系遇到的困难涉及探索当代世界秩序时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既是部落性质的君主制，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自从18世纪以来，抱成一团的两大家族构成了该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来自沙特家族的一位君主，统领基于古老的相互忠诚和义务的一个复杂的部落关系网，居于政治体制之首，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和外交。主要来自谢赫家族的大穆夫提和长老委员会是最高宗教权威。国王试图通过扮演“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监护人”的角色弥合两大权力分支之间的鸿沟。这不禁令人想起担任“护教者”的神圣罗马皇帝。
宗教表达的狂热和纯正深植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中。数百年来，这两大家族曾几次建立或重新统一了沙特王国（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每一次都承诺根据对伊斯兰教教义最严格的解释，治理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无比神圣的圣地。沙特的军队屡屡四面出击，通过一波波的征服战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山川。这与当年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圣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军事上的出其不意、精明的现代政治谋略，在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塑造了这个对于伊斯兰世界命运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王国。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统治。当时伊本·沙特再次统一了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封建王国，通过家长制式的效忠和宗教信仰把它们维系在一起。自从那时以来，王室始终面临艰巨的任务。在它的统治下，既有依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对国王绝对忠诚的部落，也有规模接近——有的地方超过了——西方一些大都市的人口密集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位于寸草不生的荒漠上，看上去像是海市蜃楼。一个具有半封建性的对等义务意识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在极端保守的政治文化限度内，掌权的王室成员将君主制和一种共识体系结合起来。在此体系下，庞大的王室家族的远亲对决策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普通公民也逐渐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部分权利。
伊斯兰教和尊重传统权威这一纽带，将数百万外籍劳工——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也门人——连接到了一起。每年同一时间，几百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涌到沙特阿拉伯朝觐——前往麦加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制定的宗教仪式。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信徒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一证明自己信仰的义务使沙特阿拉伯具有独特的宗教重要性，同时每年也给它带来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接待方面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巨大石油蕴藏量的发现使沙特阿拉伯一跃成为这一地区无人能及的首富。由于这个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自然的陆地边界，一个主要产油区的居民又是政治上若即若离的什叶派少数族裔，骤然致富给该国的安全造成了隐含的威胁。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深知，四周邻国的贪婪有一天也许会转化为征服的欲望，在革命年代，也可以表现为支持政治或教派骚乱。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邻国的命运后，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许会把本国的青年人推向对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终危及习惯了保守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国内凝聚力。王室试图在自己社会习俗范围内领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目的恰恰是为了控制改革的步伐和内容。沙特阿拉伯依照这一策略进行了有限的改革，防止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又避免改革步伐过快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
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他们转弯抹角的说话风格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如果沙特王国奉行锋芒毕露的政策，如果它使自己成为一切争端的焦点，一些比它势力大得多的大国的恳求、威胁和诱劝就会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独立或凝聚力。沙特阿拉伯当局因此避而远之，从而保全了自己，哪怕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包括有时推行影响会波及世界的大胆变革时。沙特阿拉伯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与他国保持距离，用含糊不清掩盖自己的脆弱，用避而远之隐藏自己对外来者动机的猜疑。无论对方巧舌如簧还是威胁恐吓，它均不为所动。
即使是在靠资源支撑的对抗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也避免自己冲在前面，例如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1979~1989年在阿富汗的反苏“圣战”。它帮助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但谈判时退缩在他国后面。沙特阿拉伯王国于是在固定的标杆之间游走：与美国的友谊，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对伊斯兰教正本清源的诠释，内忧外患的意识。在一个“圣战”、剧烈大动荡和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词，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
伊斯兰世界的大动荡和一个革命的伊朗的崛起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的分裂之深，超过了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正式对威斯特伐利亚概念表示效忠，因为这一概念不仅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基地，也是国际社会承认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的依据。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国内又存在着贯穿其历史的宗教纯粹主义势力和威胁到国内凝聚力（1979年，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时甚至威胁到了王国的生存）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心怀不满的子孙之一、参加了阿富汗反苏“圣战”的本·拉登回国，宣布要开始一场新的斗争。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遵照库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个先锋队组织（基地组织），通过它进行全面“圣战”。该组织的“近期”目标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区伙伴国，“远期”目标是美国。基地组织辱骂美国扶持中东不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政府，并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队玷污了伊斯兰教。29依本·拉登之见，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徒世界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且事关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义已经达到了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需要采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手段，从而让基地组织的远近敌人心寒胆战，丧失抵抗斗志。
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设施开始。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显示了该组织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势登峰造极，袭击了世界金融体系枢纽纽约和美国权力的政治枢纽华盛顿。“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次袭击，短短几分钟内2,977人丧生，遇难者几乎全部是平民，还有数千人在袭击中受伤或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本·拉登在袭击前宣布了基地组织的目标：将西方及其影响逐出中东，推翻与美国结成伙伴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府，解散它们的政治体制。30本·拉登嘲弄这些国家是“纸糊的蕞尔小国”，其政治结构是为了西方大国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将取而代之，再现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辉煌。一场围绕世界秩序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冲突的战场横贯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组织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图失败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基地组织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教秩序的范围内保障安全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然而，沙特王朝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从大致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3年末，它以为可以支持，甚至操纵国外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而不会危及它在国内的统治。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爆发的一场基地组织的严重叛乱，暴露了这一战略的致命缺陷。沙特王室抛弃了这一战略，改为由年青一代的一位王子，现任内政部长本·纳伊夫，领导一场严厉打击叛乱的斗争。即便如此，沙特王朝的江山依然不稳。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圣战”浪潮的高涨，沙特阿拉伯在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手腕也许会再次受到考验。
沙特阿拉伯采取的对策与它面对的挑战同样复杂。皇室家族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阿拉伯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它先声夺人，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许最浓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体，并在国际上出钱扶持它，结果有时在本国内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与美国结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潜在冲突。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扬严苛的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沙特人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义务，还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如此一来，鼓吹瓦哈比派信条的人纷纷跑到国外去传教，而不是留在王国境内。这一政策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只要逊尼派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沙特王国奉行的有原则的模糊战略就没有问题。然而基地组织出现后，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朗通过一个好战的革命阵营在整个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对着中东地区两类不同形式的内战：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与认为现代国家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机构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举动（无论多么无心）起了为这两场内战煽风点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视为对立双方的头领。
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二者都是对地区秩序的考验。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可憎的独裁政权，同时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证明，在以上每一场较量中，都很难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叶派的伊朗视为一个帝国加宗教现象，在地区领导权、均势和教条理念之争方面感觉受到了伊朗的威胁。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群岛（从伊朗与阿富汗边界横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实力及影响力日盛，与沙特领导的（由埃及、约旦、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组成，同土耳其结成谨慎的伙伴关系）逊尼派秩序针锋相对。
因此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问题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已经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小心行事，因为这一地区释放出来的压力会对支撑这一王国和管理伊斯兰教圣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产生影响。沙特阿拉伯若发生动荡，将对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与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的经验，美国不能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反对派，且它将依据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则统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圣战”和什叶派“圣战”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无论多么迂回隐蔽，都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建设性演变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与它达成共识。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鉴于事关重大，仅有口头保证是不够的。取决于伊朗核谈的最终结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寻求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作为一项保险政策，要么从一个现有的核大国得到弹头，最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资助其他某国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断美国要从这一地区抽身，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入地区秩序，也许是中国，或印度，甚至是俄罗斯。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暴力，因此应当被视为各国内部冲突和宗教之争的映照。争夺焦点，是决定这一地区是否或以何种方式与任何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控制结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认为与各自的安全和原则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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