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结束时，俄国军队占领巴黎，历史车轮令人瞠目地出现倒转。半个世纪前，俄国卷入了“七年战争”，第一次成为西欧均势中的一方。因新加冕的沙皇是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俄国突然宣布中立并退出了战争，暴露了沙皇统治的专断一面。拿破仑时期终结后，另一位沙皇亚历山大开始对欧洲的未来发号施令。欧洲的自由及与之并存的秩序体系需要一个帝国的参与。该国的疆域比欧洲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专制之甚为欧洲历史上所罕见。
自那时起，俄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它是欧亚两个大陆均势的组成部分，但只是偶尔才对国际秩序平衡做出贡献；俄国发动战争次数之频繁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大国，但当构成欧洲均势的主要大国战败时，俄国先后抗击了瑞典的查理十二世、拿破仑和希特勒，挫败了单一大国独霸欧洲的企图。几百年来，俄国的政策遵循着自己的特殊节奏，在一个涵盖了各种气候和文明的大陆板块上不断扩张，只有当需要调整国内体制以适应其庞大的新疆土时，扩张才会暂时中断，之后又如同漫上海滩的潮水一般卷土重来。从彼得大帝到普京，时过境迁，然而俄国的扩张节奏却惊人的一致。
刚刚走出拿破仑大动荡时期的西欧人，对一个国土面积和军事实力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的国家既尊敬又害怕。俄国精英阶层温文尔雅的举止也难以掩饰（西方走向文明之前以及西方文明世界之外的）一股野性的力量。1843年，从法国受到束缚和俄国实力重塑了欧洲的角度出发，法国旅行家德·居斯蒂纳侯爵称，俄国是一个把中亚大草原的活力引入欧洲心脏地带的混合体：
拜占庭人的过分讲究和沙漠游牧部落的粗犷凶悍的奇特组合，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礼仪与亚洲野性之间的较量，催生了欧洲眼前的这个强大国家。今后欧洲十之八九会感受到它的影响，但对它会如何发挥这一影响却茫然无知。1
俄国的专制体制、辽阔的疆域、全球扩张野心以及它的不安全感，这一切均暗示着对基于均势和克制之上的欧洲传统国际秩序概念提出了挑战。
长期以来，俄国在欧洲的地位以及对欧洲采取的立场一直模糊不清。公元9世纪查理大帝的帝国分裂成日后的法国和德国等近代民族国家后，东边1 000英里以外的一些斯拉夫人部族围绕基辅城（今天的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和地理中心，尽管俄罗斯人几乎普遍认为它是祖先留下的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组成了一个邦联。这一“俄罗斯人的家园”位于不同文明和商贸之路的交汇处。北边是北欧海盗，南边是不断扩张的阿拉伯帝国，东边是频频入寇抢掠的土耳其部族，因而俄国始终无法摆脱种种诱惑和恐惧。由于远在东方，俄国没有经历过罗马帝国的统治（虽然俄国的“沙皇”声称，政治上和词源上，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宗教上俄国虽然信奉基督教，但却听命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会而不是罗马教廷。俄国地处欧洲边缘，彼此文化相通，但又始终与欧洲大陆的历史趋势相悖。俄国因历史原因成为一个独特的“欧亚”大国，疆域横跨两大洲，但又与二者别别扭扭。
13世纪，蒙古人的到来给俄国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蒙古人征服了政治上处于分裂的俄国，将基辅夷为平地。蒙古人的统治持续了两个半世纪（1237~1480），之后俄国人又为建立一个以莫斯科大公国为中心的统一国家而奋斗。受此影响，俄国的目光局限在东方。同一时期，西欧国家正在绘制开启近代社会的新技术和新思想的蓝图。在欧洲航海大发现时代，俄国仍在为重组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巩固边疆抵御周边外敌而努力。新教改革运动推动了欧洲政治和宗教的多样化。与此同时，俄国却把自己宗教的北斗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东罗马帝国的覆亡化作一种几乎带有神秘色彩的信念，坚信俄国沙皇现在是“普天之下一切基督徒的唯一皇帝”2（1500年前后修士菲洛费写给伊凡三世的信），肩负着救世主般的使命，要为基督教世界收复陷落的拜占庭首都。
欧洲开始将多极化作为走向均势的一种机制时，俄国还在中亚大草原这所严酷的学校里培养地缘政治意识。为了争夺资源，中亚地区的众多游牧民族在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国界的茫茫大草原上相互厮杀。侵掠他国、奴役异族人民司空见惯。对一些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独立，意味着一国人民要防御一块领土。俄国承认自己与西方文化相连，但把自己视为文明被攻击的前沿阵地，尽管它的疆土成倍增加。只有把自己的绝对意志强加给四邻，才能确保这块阵地的安全。
根据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概念，欧洲的政治家认为，安全意味着均势和对权力运用的限制。而俄国的历史经验是，限制权力的结果是灾难。根据这种观点，俄国由于未能完全控制自己周边地区而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坠入噩梦般的“动荡时期”。（在长达15年的时间没有一个王朝，直到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在此期间，俄国人口的1/3死于外族入侵、内战和饥荒。）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国际秩序看作一个复杂的平衡机制。在俄国人眼里，国际秩序是不同意志之间持续不断的较量，每一个阶段俄国都要倾其物质资源扩充领土。17世纪中叶，有人请沙皇阿列克谢的大臣纳晓金阐明俄国的外交政策时，他给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四面八方开疆拓土，这就是外交部的工作。”3
俄国的扩张形成了一种国家观点。受似乎难以抑制的扩张欲望的驱使，最初的莫斯科大公国不断缓慢地向欧亚大陆延伸，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4直到1917年，这一扩张才告结束。1903年，美国作家亨利·亚当斯记述了俄国驻美国大使的观点（当时俄国的触角已经伸到了朝鲜）：
他的政治哲学和所有俄国人别无二致，似乎只关心一点：俄国必须不断向前滚动，必须以其不可阻挡的惯性碾碎前方的一切障碍……俄国每征服一个邻国，就把该国人民的活力融化在本民族和本国习俗中。无论沙皇还是俄国的农民，都不可能，也不想因袭西方，而改变自身或本国习俗。5
除了北冰洋和太平洋，俄国没有其他的自然边界，因而得以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满足自己的扩张欲望，首先打入中亚，随后是高加索、巴尔干半岛、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最后直抵太平洋及中日边界（18~19世纪，一度跨过太平洋进入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居民点）。每年俄国扩充的领土面积超过了很多欧洲国家的全国面积（1552~1917年，俄国每年平均扩充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6
俄国强盛时专横跋扈，自恃是高人一等的大国，迫使他国对它俯首帖耳；国势虚弱时，则以自身蕴藏的令人生畏的巨大能量掩饰自己的虚弱。无论俄国是强是弱，对习惯与更温文尔雅的国家打交道的西方诸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挑战。
按西方标准衡量，凭借落后的人口和经济基础，俄国取得了惊人的扩张成果。很多地区人烟稀少，似乎从未接触过近代文化和技术。征服世界的这个帝国因此有一种不安全的矛盾心理，似乎征讨了半个地球后带来的不是更大的安全，而是更多的潜在敌人。据此来看，可以说沙皇帝国不断扩张是因为现实证明，继续扩张比停止扩张更容易。7
在此背景下，俄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合法性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重新发现了古典人文遗产，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的新观念。俄国则通过对自己宗教的虔诚信仰和共同服从上帝认可的单一权威——作为“上帝化身”的沙皇——追求实现自身的复兴。沙皇的指令含有固有的正义性，不可抗拒。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和上流社会通用的语言（法语）凸显了西方国家观念的一致性。然而早期去过沙俄的欧洲人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光怪陆离的国度，感觉透过一个近代西方君主制的表层，窥见了蒙古人和鞑靼人的专制制度。用德·居斯蒂纳侯爵不客气的话说，就是“一个对亚洲实行暴政的欧洲体制”8。
在沙皇彼得大帝时期，俄国以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一国社会的方式加入了近代欧洲国家体系。无论对俄国还是对近代欧洲国家体系而言，双方在接受对方时都心存戒心。1672年，彼得诞生在一个基本上仍停留在中世纪的俄国。当时的西欧已经经历了大发现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革命，正处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前夜。身材高大（6英尺8英寸）、精力充沛的年轻沙皇在位期间着手改革自己的帝国。他的统治是俄国诸多特点及其野心极度放大的一个映照。
彼得大帝决心全面研究近代社会的果实，并以近代化的成就为准衡量俄国的进步。9他频频光顾莫斯科德裔居民区内的商店和工厂。身为一位年轻的君主，彼得大帝遍游西欧各国首都，亲自考察各种现代机械设备和专业学科。他发现俄国落伍于西方，随后宣布了自己的目标：“斩断人民与旧亚洲习俗的纽带，教习他们仿效全欧洲基督徒的言谈举止。”10
彼得大帝发出了一连串敕令：俄国将引入西方的礼仪和发型，延揽外国技术人才，建设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对几乎所有邻国用兵以扩大疆土，打通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并动工修建新都圣彼得堡。11作为“面向西方的窗口”的俄国新都建在彼得大帝本人钦定的一片沼泽地上。他拔出剑来插在地上，喝道：“此处将成为一座城市。”新都完全靠征用的徭役人工建成，死伤不计其数。国内守旧派造反时，彼得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企图。据传，他本人亲自拷问造反的首领并将他们枭首。
彼得大帝以他的伟业改造了俄国社会，使他的帝国跨入了西方一流强国的行列。然而由于变革来得太快，俄国有一种暴发户才有的不安全感。在任何其他帝国，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都不会像半个世纪后彼得大帝的继嗣叶卡捷琳娜大帝那样急切地敕令自己的臣民：“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我们的风俗习惯清楚显示了这一点。”12
俄国一向是由冷酷无情的专制君主对臣民强行推行改革。俄国人民顺从彼得大帝，是因为渴望摆脱过去，而不是因为对本国未来充满信心。尽管如此，彼得大帝及其之后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一样，当他的统治结束后，他的臣民及其子孙称赞他驱动本国人民取得了他们自己没有追求的成就，无论手段多么残酷无情。（根据最近的民意测验，当代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和彼得大帝一样受到了后人一定程度的肯定。13）
于1762~1796年执政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是俄国一位推动改革的专制君主。在她统治下，俄国迎来了一段文化成就辉煌、不断开疆拓土的历史时期（包括征服了克里米亚汗国及其以南的札波罗热哥萨克汗国，后者位于今天乌克兰的中部，是昔日哥萨克人的一块自治领地），用事实证明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是维系其庞大领土完整的唯一治理制度：
辽阔的疆域决定了必须给予统治这一疆域的人绝对权力，从而可以迅速处理公文，以弥补因路途遥远公文往来耽误的时间。
换了任何其他一种政府形式，不仅对俄国有害，甚至还会彻底毁掉它。14
因此西方人眼中专横的独裁制度在俄国被视为一种根本需要，是保证制度运转的前提。
如同中国的皇帝，沙皇是一位拥有神秘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君主，统御广袤的疆土。但沙皇与中国的皇帝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人认为，中国皇帝统治子民靠的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俄国人则认为，沙皇维系其统治靠的是一种能力，一种以不容他人挑战自己权威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让所有旁观者深深感受到俄国这个国家无比强大的能力。中国的皇帝被视为优越的中华文明的象征，吸引他国人民“向化”。沙皇则被看作俄国抵御环伺之敌的象征。中国的皇帝因其圣明仁厚受到称赞。而19世纪的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把沙皇的严酷看作是他响应内心召唤的表现：
在俄国，君主就是活的法律。他扬善抑恶……君主的仁慈只有辅以适当的威严，方称得上美德。15
如同美国当年向西部扩张一样，俄国为自己的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声称它给荒蛮之地带去了秩序和启蒙（皮毛和矿石贸易只是捎带的好处）。美国的愿景令人无比乐观，而俄国的扩张基本上靠的是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夹在两大差异如同冰炭的世界中间”16，俄国认为自己肩负着特殊使命，要充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然而却受到浑然不懂它的这一使命的危险势力的包围。伟大的俄国作家、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援引过一句话：“俄国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无休止渴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普世教会。”17俄国人为俄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把不同文明糅合在一起而欢呼的同时，又对俄国作为“与人类大家庭隔绝的孤儿（援引19世纪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的话）地位感到绝望。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我们不得不从白令海峡扩展到奥得河”18。
内涵不断扩充的“俄罗斯之魂”（日后俄罗斯一些思想家的提法）这一说法包含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终有一天，俄国人多年忍受的艰辛和折磨会结出硕果；它走过的历程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的成就会受到颂扬；西方对它的态度会从轻蔑改为敬畏；俄国将把东方的权力和辽阔的疆土与西方的礼仪和正宗宗教的道义力量结合在一起；莫斯科，是继承了灭亡的拜占庭帝国衣钵的“第三罗马（帝国）”，沙皇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继嗣，是确立基督教根本信条的教会及教会会议组织者的传人”19，在沙皇的统治下，莫斯科将为开启一个普世正义和博爱的新时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俄国位于欧洲，但又不完全是欧洲国家。正是俄国的辽阔疆土和神秘莫测令拿破仑无法抵制它的诱惑。然而坚忍不拔的俄国人证明，他们比拿破仑的大军（或希特勒的军队）更能吃苦。俄国于是变成了拿破仑的覆亡之地（恰如一个半世纪后的希特勒）。为了避免莫斯科落入拿破仑之手并断绝法军的给养，俄国人放火焚烧了五分之四的莫斯科城区。据说拿破仑在他的宏大战略泡汤后惊呼道：“这个民族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是锡西厄人！居然如此死硬！简直是野蛮人！”20此时，哥萨克骑兵已在巴黎畅饮香槟。欧洲被笼罩在这一巨大的专制实体的阴影之下，却百思不解俄国的野心和行为方式。
维也纳会议召开时，俄国也许已经是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代表俄国亲自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沙皇亚历山大无疑是俄国有史以来最专制的统治者。亚历山大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虽然他的信仰变来变去。他一度沉湎于研读《圣经》，并就宗教问题虚心讨教，再次坚定了自己的宗教信仰。1812年，亚历山大在写给一位密友的信里说，他坚信战胜拿破仑会迎来一个基于宗教信条之上的和谐的新世界。亚历山大誓言：“我要把在尘世得到的一切荣耀，都献给尽快实现耶稣基督的真正统治这一事业。”21沙皇把自己视为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1814年他抵达维也纳时，已经有了建立新世界秩序的蓝图。他的构想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拿破仑的蓝图还要激进，他要建立一个由各国君主组成的“神圣同盟”。各国君主把本国利益升华为对和平与正义的共同追求，发誓为了博爱的基督教义放弃均势。亚历山大曾对保王党的学者兼外交家夏多布里昂表示：“现在不再有什么英国政策，或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政策。今天只有一项所有国家和人民为了普天下的福祉应该采纳的政策。”22他的这番话预示了日后美国的威尔逊提出的世界秩序观，只不过亚历山大所说的这一政策所体现的原则与威尔逊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亚历山大此时代表了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战胜国，他的军队遍及欧洲大陆。毋庸赘言，挟战胜之威的亚历山大提出的构想，对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均势概念提出了挑战。沙皇亚历山大率军亲征，一路打到巴黎，结束了拿破仑战争。为了庆祝胜利，他在法国首都郊外的一片开阔地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阅兵式，16万俄军列队接受了检阅。即便是他的盟国，看到这一幕后也难掩内心的不安。亚历山大与他的宗教顾问商量后，提出了一份联合宣言草案。各战胜国将在宣言中宣布就以下内容达成一致：“必须根本改变从前各大国之间交往的方式，尽快用一个基于救世主的永恒宗教真谛之上的秩序取而代之。”23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谈判者的任务，是把亚历山大救世主似的构想转化为与继续保持各国独立存在不冲突的某种成果，欢迎俄国加入国际秩序而又不被它的拥抱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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