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先让时，他很年轻，我也不老，毕竟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记得他那时在文化部什么什么机构工作，穿了件褐色短夹克在美院兴冲冲地来去，潇洒漂亮得突出，后来知道他是党员，我也就不替他担心了。我跟他没有什么来往，客客气气，印象是好的。印象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朝气，他不像一般常见的党员穿着褪色蓝干部服连同他们朴素的脸色令人生畏，他真实地令人感到亲切。
听说他是刻木刻的，我在版画系教书，我们一定有过交谈，比如在版画系的走廊，或是在全国性的版画展会场里……都忘了；忘了不要紧，以后几十年相处到死也忘不了。
以后他也在版画系工作了。我们的私人来往也不多。版画系的党外人士有夏同光(“文革”末期上吊自杀)、陈晓南、王琦(“文革”后入党)和我，其余都是党员。版画系的党支部的领导很强，系主任是道德高尚、治学诚笃的老版画家李桦。他五十年代中期入党，加上新婚，同事们祝贺他双喜临门。在他的主事下，版画系的文化空气很活跃，提倡读书，举办各种类型的讲座和文艺活动，“反右”开始，版画系定性的“右派”学生最多。那么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李桦的表情始终闲闲然一如往日，他的党龄虽嫩，然而人格力量强韧，大有袁中郎所谓“兀坐无俦侣，观空绝想尘”之慨，世故惊涛中如此从容真不简单。
“反右”以后版画系成立了四个工作室：李桦、古元(“反右”以后古元调来版画系工作)、王琦、我各负责一个，工作室以名号，可算开风气之先。先让好像是在古元工作室做管家，只见他整天忙忙碌碌、脚不点地。
以后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包括十三陵劳动、密云水库劳动、“大炼钢铁”、“深挖洞”……这一类累死累活的行动都见到先让汗流浃背的影子、听到他沙哑的嗓音。他比我小，虽然小不到哪里去，按那个鬼才知道的制度，先让属于“年轻教师”之列，而我是“老教师”，“年轻教师”该上苦活的时候就得上，还得卖命地上，“老教师”也累，卖不卖命只有天晓得，何况他是党员……
在那种场合，他的专注、诚恳、认真，使尽青春解数，令我感动深思，留给我一个至今难忘的磨破衣衫、手握铁镐、屹立于坝上、满头大汗的年轻形象。他在洪流中，我在洪流边浅滩处，我远远地对他有好感，怀着落后于时代的同情。
像他一样年轻的艺术家这时候应该精研学术、锻炼本领，坝上炉边浪费了珍贵年月……这话当时我敢讲吗?
除了“文革”这个劫数难逃之外，以前的“运动”中只是顺手挨着的洗、刷、锉、磨，陈与义所谓的“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差约近似。元气虽伤，性命还在，算是可以了。
不过，在这狗屁唠嘈的混账时代我捡到一个宝贵朋友，就是杨先让。“社教运动”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忽然系里的声势里似乎我是个靶子。什么资产阶级教学方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养狗、打猎、听唱片，推广封建帝国主义文化……一位教授控诉我毒害他欣赏贝多芬音乐。真弄得我把这几个月提神醒脑场面当做是覆巢危机了。每天上午、下午、夜晚的会，有时回家的路上碰到杨先让，轻轻地从后面下了车，陪我走了一段路：“……只是教育，轮不到谁谁的头上，沉着点。有的人幸灾乐祸，以为机会到了，让他去失望吧(我知道他指谁)。”说完，上车一溜烟走了。又一回仍是在路上，我们刚开完会出来，主题是批判我养狗和交游朋友关系的问题，他又是从我后面擦身而过，这回不下车，只说了一句：“哈哈，黄先生，你他妈以后得收敛一点了吧!”
他有正义的判断，只是碍于关系，不得不只在路上抒发。
“文革”期间，他忙他的，我们没有个人接触。
“文革”末期，把美院全体教职员工送到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劳动，交给解放军训导管理，版画系是其中的一个班，有连长排长管着，我和先让才真的生活在一起了。唉!狠狠地度过三年。
那一场浅薄幼稚管理之下的三年劳动，无可聊赖之外只能留下幽默的余响。劳动地点在十六里外，天刚亮起床吃早饭后捡拾农具排队往南走向目的地，黄昏再排队扛着该扛的东西走回来。麦子、水稻、西红柿、萝卜、白菜、大葱，管种管收，来回每天三十二里地。老的有刘开渠、李桦、李苦禅、王曼硕、胡蛮、常任侠……都卷在队伍里跟着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七十多了，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地、伸着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着坑坑洼洼的路，这种哀哀欲绝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间或在农闲之余抓“五一六”。什么是“五一六”，我今天问人，还没有人说得清楚。那时候却是言之凿凿，张三李四受到隔离……其中一个人牙痛，因为问题严重不可能让他进城去医院挂号，便求诸我的医牙偏方，以便缓解疼痛，继续接受审查。所以我能确切知道在这里是关了人的。
我曾光荣地担任养鸡的神圣职务，从小雏鸡喂养成能生蛋的大鸡；又曾担任过草药组长，为师部的制药厂采集各种新鲜草药，统率过近三十人的草药大军。
剩下的时间经常与先让一起，交换点对“连”领导或其他班上的新闻趣事。他喜欢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比如说研究所组的朱丹、吴甲丰、王树村和雕塑系组的钱绍武，在生活与劳动的夹缝中，我们找机会聚一聚，交流、分享家里寄来的糖食点心和好茶叶，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东西(还记得先让没有我们几个老家伙贪吃)。
有一天，听说钱绍武在班上受了委屈了，我和先让便到钱的班上去看他(我至今不明白我俩哪来这份胆而居然又有这个空闲)。远远见钱绍武趴在窗口表独立兮，便呼他出来，三个人来到三两里外的收割了庄稼的空地上，然后三个人对着苍穹呼号要跟连指导员，跟排长的娘亲做亲密的朋友……(更正：钱绍武胆小蕴藉，他大概没有参加这些呼号行动，笑得前仰后合，红光满面确有其事。)只是安慰钱绍武，散散心，这个好人不该受委屈。
到三年中的最后一年，管理松了，部队那些领导首先失去新鲜感，也出了一点超乎常规的胆大的事，不太让人欣赏敬佩了，但还是勉强熬着时日。先让和我胆子也大了，居然时常爬到屋子平顶上唱歌。原来他唱得那么多那么好的歌!在我心目中一下把他从爱好者提升到专业水平，他把陕北民歌表达得那么细腻，那么通透，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对音乐，我的口味很刁，我不太轻易夸奖赞美一个人。
在屋顶欣赏杨先让的陕北民歌，终生难忘。因为那段时空，那难解的哀愁得以排遣……
忘了一件大事，连部派我和先让去拉萝卜，大约来回要一天时，回来的路上，四顾无人，我说，告诉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说好。我说：这事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现在先说出去，咱俩都玩完!他不笑了，他说什么大事有这么严重?我说：你发誓保证，我就告诉你，要不然，只当我没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证，你说吧!我告诉他林彪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他扔下车子，靠着路边青杨树，眼看着天，三两分钟才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没有说话。
这件事，我怎么会先知道呢?前天北京家里来了一封信，写着：“阿林想走鸡，全家瓜直!”我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阿林是谁?“走鸡”是溜，我是懂得的；“瓜直”是死，是完蛋，我也是懂得的。用广东话写的这两句话，那个阿林走鸡和我有何相干?姓林的朋友不能说没有，倒是熟人中实在想不出是谁。纳闷了两三天，正巧李可染的小儿子李庚来探亲，偷偷告诉我林彪叛逃的全部过程，那个所谓的阿林原来就是林彪。消息公布是迟早的事，消息没有公布的那几天，难为了杨先让几天的好受，他关心国家的情分比我深刻细致得多。
“批黑画”事件，我又出事了，又是在路上碰到先让，他说：“哼!你看你!有个完没有?”
又不是我惹的事，硬扣到我头上有什么办法?
幸好事情很快过去了。
“四人帮”伏法，我和先让能痛痛快快地交谈、来往了。几十年的郁闷一下都倒了出来。
我们回忆起农场和“批黑画”那段生活时简直是痛快淋漓，一个个一件件提出来嘲笑挞伐，那几个小丑，几粒可怜虫……
以后这些年我们又各干各的事去。他搞了个民间美术系之类的工作，我并不在意他那个什么民间美术系的工作，只相信杨先让这个人得有些事别让他闲着。至于民间美术，一解放，多少有激情有修养的前辈们都前仆后继地奋斗过，结果都没有闹个好，杨先让能闹个什么大苹果、大鸭梨来呢?
不过我们都自信能把浪费掉的时光捞一点回来，我浪费在原罪中，他浪费在激情里，理性的觉醒之后，失落的性质是一样的。
后来听说先让走了，上韩国还是去了美国，我也东奔西走，一晃就是十几年，待到在北京重新安顿下来之后，忽然接到他要到万荷堂看我的电话，鬼才知道他打哪儿来!不定窝在北京哪儿都没去，说是马上就到，开了大门一路嚷到客厅，精神和气派，像是刚从延安井冈山观光回来一样。原来这十几二十年他真的混在外头。
我记得“文革”时美院两派互斗时，有人找来一张又大又老的八字须的老头照片，硬说是先让侨居韩国的爹，气得先让要死，也笑得我要死。爹不爹先不管，和韩国有家庭关系一定不伪。倒是佩服这老小子藏而不露的修养道行。也可能组织早就晓得，我至今才晓得，算不了鸟事!
给我看一些他在外活动的报章杂志，多少年来他既画画又写文章，开了不少画展，靠画吃饭，瞧阵势想必能行!
接着送了一大叠书册给我，名叫：《黄河十四走》。
一翻开，这内容把我震傻了!
杨先让呀杨先让，你可真邪了!那么大的志气、雄心!那么坚忍的毅力!那么精密的印刷!那么丰硕的成绩!
所谓成绩是什么?是对千秋万载后人有深远益处影响的东西。
《黄河十四走》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大的可能性。
不是你杨先让自己说，是我说，他把近百年来张光宇、张正宇、张仃、郁风、廖冰兄这些前辈老大哥为中国民间美术实践、奋斗、呼号，由于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处境，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你真正像一句人们常挂在口头的套话：“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你头顶上是一个荣耀的光环。
文化的发明，往往原始于一朵智慧的火花。而火花毕竟只是火花，你看准它，捕捉住它，给予它现实的设想，一次、两次、一百次、一千次的试验……所以，任何时期任何文化成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只是一个过渡，从前人到后人的过渡。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是这样，贝多芬、马勒、巴托克是这样，毕加索、米罗是这样。——甚至是后人的踏板!
《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湮没的文化有待发掘，沉睡的文化有待唤醒。民间美术至今给莫名其妙的蒙昧力量毁蚀得差不多了，有的先生觉得它落后需要改造，有的先生任其柴烧墙毁，如此如彼，真正有切肤之痛的贤达人士又力不可及，现代科学文化冲击使创制者本身也渐失信心，所以保护、推广、拓展的工作还很艰难。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固不如蜀鄙之僧哉!”
这是小时候读彭端叔《为学》篇记下来的，可能有错漏，书于卷末，代表向去了南海的穷和尚杨先让的祝贺。我当然不是那个富和尚，我是个没有杨和尚那么气宇恢宏的快乐的穷和尚罢了。
2002年11月2日
于北京徐辛庄万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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