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染先生逝世了。离开他那么远，我很想念他，为他守几个钟头的灵，和他告别，看一眼他最后的容颜，不枉我们友谊一场。唉!可惜办不到了。
他比我大十六岁，也就是说，我回北京二十八岁那一年，他才四十四岁。那算什么年龄呢？太年轻了。往昔如梦，几乎不信我们曾经在那时已开始的友谊，那一段温暖时光。
一九五三年，我，带着七个月大的黑蛮，从香港回到北京，先住在北京北新桥大头条沈从文表叔家。按年代算，那时表叔也才四十五岁，真了不起，他那些辉煌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四十五岁以前完成的。
在他家里住了不久，学校就已经给我安排好住处。那就是我将安居十年左右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我们的就是可染夫妇。
一群孩子——二三十个大小不同的脸孔扒在窗口参观这次的探望。他们知道，有一个从香港搬来的小家庭从今天起将和他们共享以后的几十年的命运。
可染夫妇给我的印象那么好!
“欢迎你们来，太好了!太好了!没有想到两位这么年轻!太好了!太好了!刚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你们广东人，北京话讲得那么好!”
我说：“她是广东人，我是湖南人。”
“好!好!我们告辞了，以后大家在一起住了。”
接着是张仃夫妇，带着他们的四个喽。
以后的日子，我跟他们两家的生活几乎是分不开的。新的生活，多亏了张仃夫人陈布文的指引和照顾。
大雅宝五十米的胡同拐角有一间小酒铺，苦禅先生下班回来，总要站在那儿喝上两杯白酒。他那么善良朴素的人，一个重要的写意画家，却被安排在陶瓷科跟王青芳先生一起画陶瓷花瓶。为什么?为什么?至今我还说不出原由。我下班时若是碰见他，他必定跟我打招呼，并得意地告诉酒铺的小掌柜：
“……这位是黄永玉先生，咱们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老师，咱们党从香港请来的……”
我要说“不是党请来的，是自己来的”也来不及。他是一番好意，那么真诚无邪，真不忍辜负他的好意。
董希文有时也让沙贝提着一个了不起的青花小提梁壶打酒。
那时尚有古风。还有提着一只盖着干净蓝印花布的篮子的清癯的中年人卖我们在书上见识过的“硬面饽饽”。脆硬的表皮里软嫩微甜的面心，这是一种寒冷天气半夜街头叫卖的诗意极了的小食物。
大雅宝胡同另一头的转角是间家庭面食铺，早上卖豆浆、油条、大饼、火烧、糖饼、薄脆，中午卖饺子和面食；后来几年的“资本主义改造”，停了业。有时街头相遇，寒暄几句，不免相对黯然，这是后话。
北京东城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
我一家的住处是一间大房和一个小套间。房子不算好，但我们很满足。我所尊敬的许多先生都住在同样水平而风格异趣的房子里。学院还有几个分布在东西城的宿舍。
大雅宝胡同只有三家门牌，门口路面安静而宽阔，早百年或几十年前的老槐树绿阴下有清爽的石头墩子供人坐卧。那时生活还遗风于老北京格局，虽已开始沸腾动荡，还没有失尽优雅和委婉。
甲二号门口小小的。左边是隔壁的拐角白粉墙，右边一排老灰砖墙，后几年改为两层开满西式窗眼的公家楼，大门在另一个方向，而孩子们一致称呼它是“后勤部”大院，这是无须去明白的。
我们的院子一共是三进，连起来一长条，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小雅宝胡同往西走几步向右一拐就到了禄米仓的尽头；“禄米仓”其实也是个胡同，省下胡同二字叫起来原也明白。只是叫大雅宝和小雅宝时却都连着胡同，因为多少年前，前后胡同出了大小哑巴的缘故。
禄米仓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那里有粮店，菜站，油盐酱醋，猪、牛、羊、鸡、鸭、鱼肉店，理发店和一家日用杂货店。还有一座古老的大庙，转折回环，很有些去处。可惜主殿的圆形大斗穹，听传说被旧社会好事贪财、不知轻重的人卖到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去了。更听到添油加醋的传说，那些大斗拱材料被编了号，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地存在仓库里，根本没有高手能把它装配起来。我们当时还很年轻的国手王世襄老兄恰巧在那儿，得到他的点化，才在异邦重新跟惊讶佩服的洋人见了面。
那座庙是个铁工厂，冶炼和制造马口铁生活用具，油烟和电焊气味，冲压和洋铁壶的敲打，真是古联所云：“风吹钟声花间过，又响又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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