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５世纪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运动，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他于公元４９３年决意迁都洛阳，翌年颁诏施行。他又禁胡服断鲜卑语，若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为元。其他鲜卑慕容尉迟等姓氏，也一律改为单音汉姓。元宏生于公元４６７年，４岁登极。他从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抚养，所以做皇帝的前２０年，朝事也由她掌权，这位太皇太后，照头衔看应当是老态龙钟，而实际上她开始临朝听政时，似乎未满３０岁。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冯家，也是“五胡十六国”期中汉人创立的朝廷之一。后来元宏的两位皇后也是冯家女，他又以“绝同姓之娶”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体与他朝中汉人显官联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则一律降为妾媵。
从长远历史观点看来：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国活动的尾声，公元２２０年秦汉之“第一帝国”崩溃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国”尚未兴起时，这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阶段内，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见得历史的演进，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只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也不是当时人所能亲身预测。还待千百年后，由我们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关的事迹前后联贯，才得剀切。
汉亡之后３６９年，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拓跋属鲜卑种，他们在公元３世纪在内蒙古移动。在世纪末叶开始在和林格尔附近集结，当时既无文字，更谈不上成文法律，也还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４世纪之初因晋大将军刘琨之邀，参与中国的内战，其部落即进驻山西北部长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带。他们虽称“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但全部人口看来也不逾百万，甚且远低于此数。
公元４世纪，是“五胡乱华”的最高潮，拓跋氏虽然投入，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动地位，苻坚强盛时，他们尚“避于阴山之北”。直到苻坚淝水之战不利，北方大联盟瓦解，他们才重新露面。公元３８６年拓跋圭自称代王，开始有了独立国家模样。当时他们的政策，是先在长城内外建造一个农业的基础，其农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强迫编成。这时候全部落经常与其他少数民族作战，每次将对方人员马匹牛羊一网打尽。对俘获的部落酋领，即很残酷一律处死，如公元３９１年之破铁弗（即匈奴与鲜卑之混合种）刘卫辰部“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对其他人则“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书》食货志称，其有畿内之田，并于“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公元３９６年以平城（山西大同）为国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态，“徙山东六州民及徙可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实京师。”有的书本也作三十六“署”。如将大量人民区分为署，则有国家的农奴的征象。这样的征服和改造，至５世纪初期未止。如公元４１３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给农器，计口受田”。其他叙及“来降”及“内附”的前后不绝。《魏书》太祖纪及太宗纪提及这样的事例３１起，内中有户口数的１３起，共为户１１万。可见得拓跋氏创立了一个新生的农业基地，以之为根柢。时间不成熟不问鼎中原，才能用这经济力量做本钱，先巩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为农奴，则从食货志看来，４２６年后渐已取得小自耕农身分。迄至当日，“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是年这些带着军事性的监视人员全部裁撤，“一切罢之，以属郡县。”是为进入官僚管制阶段的明证。
拓跋氏何时汉化，不容易找到一个固定的答案。从现存文字看来，他们起先得到汉人的顾问，是从降人及俘虏中提拔，而且仅倚靠他们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为国都之后，兴建筑，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导另一步。以至置五经博士，设太学，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杰吏民”实京师，势必又要借重他们的管理组织能力。只是北魏（４２４年才称魏，历史书中称北魏以避与曹操之魏重复）的农业社会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试验管里造化学液汁，各种因素预有层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个体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垄断的政权。
直到４２４年，才在拓跋焘的称皇帝，他即位不入，即颁布了一千多个汉字，并称以前篆隶草楷并行，因之没有标准，这次所颁布的，则“永为楷球”。可见得新朝廷不仅注重文物，也开始以多民族的语言文字作统一的工具了。
拓跋焘统一了华北，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在多数民族的汉人地区，总是因为世族作崇，不容易被绝对皇权有效的掌握。公元４２８年，拓跋焘“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已有针对这问题彻底解决的模样。４年以后又以“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指名征调。名为慕才，实则强迫好几百人到平城无薪给的当差并兼人质。４５０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国纪”，过于具实直书，对鲜卑民族和皇室有叙述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把文字以石碑刊于郊坛。皇帝一震怒，族灭崔浩，还及于崔之姻亲，包括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焘更声称他要做得更厉害一点，所以多杀了好几千人。无论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是有计划或无计划，他的征用人才和文字狱已给华北汉人的巨家大室一个重大打击。即未波及的家户，也充分的接受了这处置的警戒，绝不敢再阻挠中央政府的行政。这中间的一个机妙则是皇帝统御千万军民，不容许另有民间机构作梗，世族华裔也和蛮夷酋领没有区别。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北魏开始南征，想要以华北的力量，席卷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齐梁陈之宋）。征兵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财在四十万和僧尼二十万的“四分借一，事息即还”。但是拓跋焘的大军，以少数民族的骑兵驱逐汉人的步兵作先锋，仍旧没有善良的补给制度，仍是就地征发。他攻江苏北部各城不下，仍进军长江北岸，最后则临水徘徊，仍无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这一战疮痍满目，无法追击，因之全国统一还要摆下一个多世纪。
拓跋焘于公元４５２年初被宦官谋杀，他的太子也死得奚尧，只剩得一位１２岁的孙子继位。以鲜卑人之早婚，再加上这几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４７１年２０年还不到竟有四位皇帝代表祖孙五代。而最后一位也是本文开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亲生母亲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汉武帝“立其子杀其母”的办法“依旧例薨”，这时朝中也只有一位带有汉人血统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实足年龄２９岁到３０岁之间，历史上简称“文明皇太后”的冯氏了。
《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杀赏罚，决人多俄顷”。拓跋宏不仅为她抚养教育，而且“迄后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２３还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她又制作了几百首歌辞教育他，只是“文多不传”，其内容永成历史之迹。《魏书》传中又说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李冲虽以器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大凡中国历史上有才干的女人，私生活总受非议。上文语意双关，我们无法考证。只是冯氏引用有气魄的汉人文臣，则是事实。王睿还可以算作“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脱笼而出，侍卫惊靡的危机中以吏部尚书的身分执戟驱虎保驾，后来也与李冲家联姻，可是临死仍上疏“慎刑罚”，始终提倡“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的文治办法。李冲则将拓跋政权的民政“周礼化”，并将其财政的处理赋予“李悝式”的体制，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
这一串“太和诏令”包括４８４年的百官俸禄，只是这时的赋税，仍是家族包办，也就是“宗主督让，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于是４８５年诏令天下均田，原则上土地国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应有田地的标准。４８６年则立三长，“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样才实际进入“租庸调”制。亦即以自耕农的小家庭作为征兵纳税的单位，农村组织以政府颁布之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作准则，不承认各地私人体系，所以称“混天下一法”。
这一段措施在当日颁布时有冒险性质。它到底实行到如何程度，无从考察。只是４９０年逝世，朝中并未发生变故。元宏的汉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励，而李冲也更得信用。４９３年之重建洛阳，他实际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只是元宏的规划，无人接班。他重视水军，而鲜卑贵族，尚掌握着长城内外的养马地区，也不能遽尔摈斥。一到６世纪，洛阳才又产生政变。北魏分为东西，东魏为北齐高家所代，西魏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则历史的演进，并不为这分裂运动而停滞。中国之统一，需要一个以小自耕农社会作统御经理的趋向，也愈为明显。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混合也从未中断。北朝原以游牧民族为骨干，至６世纪，他们也行府兵制，用以动员农民，也开始修筑长城，以防制其他少数民族内犯，可为明证。
隋文帝杨坚，自己是胡汉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并北齐，回头解决北周，更挟动员长江以北的力量，席卷南朝，发展方向也是由西向东，由北至南，以经济人文简单的地区去征服繁荣富有的地区。这也是承继北魏拓跋氏在历史上活动的逻辑。杨坚的军事行动以水军为主，这也可以说是受元宏迁都洛阳所赐。北朝需要这一段过渡期间，才能作体制上的整备，并吸收南方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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