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

几天以后，他又接到另一份通知：“你喝得太多了，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现在这位中队长真是被弄糊涂了，因为这天晚上他也没有去俱乐部。这次他打了电话给副大队长谈这件事。
这位副大队长倒完全明白事情的经过，他回答说：“少校，你不只负责你自己一个人，在你中队里的人所做的一切，你都得负起责任来。你个人没有在俱乐部里酗酒，但你中队里有一个人如此做了，你应该负责！”
你也许会说这样做太过分了点儿，你怎能为属下所做的每件事负责任，这不是张三喝酒李四醉吗？在军中，你就得负起责任来，因为军职是种一天24小时的工作，你对你的属下有着全天候的管辖权。
问题是很多非军事团体的领导者，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愿为属下的错误负责。他们随时可以找到各种托词。但这会产生两种不良后果。
第一，你的属下不再愿意跟随你———换了是你，你会不会如此呢？总之一句话，换取当领导者的合约就是负责。你不肯为团体或属下负责，你就违反了这项合约。
第二，你的上级不会再信任你。假若你不肯负责，那又该由谁来负责？上级又该将责任交给谁？
你无法将责任要别人代负，所以千万别试着这样做。
为公利必须厚脸去私
做领导的本意就是为大众谋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们的私利与公利是相互对立的。这就要求做官者有时为了大众的利益必须厚着脸皮去拒绝私利，甚至牺牲私人感情。在我们心目中，都认为“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是千古真理。然而，为官却并非如此。下面是一个相关的历史故事，看后你就会懂得做官者有恩未必都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在刘邦和项羽中原逐鹿的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时代里，丁公和季布是两个最富有悲喜剧传奇色彩的人物。
季布是楚国人，他和舅父丁公都曾在项羽帐下效力，一个是斩将夺旗的大将，一个是运筹帷幄的谋士。在刘邦被困荥阳期间，季布曾数次把刘邦整得狼狈不堪，险些要了他的命。刘邦一登上皇位，首先悬千金重赏通缉的就是季布，并布告天下，有胆敢窝藏季布的，罪诛三族。逼得季布像丧家犬一般东躲西藏。
丁公曾在彭城为霸王追击刘邦，两人短兵相接，刘邦走投无路，对丁公说：“咱俩都是好人，何必相逼太甚呢！”丁公于是引兵而去，放了刘邦。等到项羽败灭，丁公心想曾饶过刘邦一命，就去求见。没想到刘邦说：“丁公作为项羽的部下，为人不忠。使项羽失去天下的，正是此人。”于是杀了他，并对左右大臣说：“这样做是为使后世的人都不要学丁公。”
季布是个硬骨头，年轻时就有“大侠”的美名，他没有像舅父那样去求刘邦宽恕，也没有像当时许多通缉犯那样去自杀。他剃光了头，毁了容，藏在一个朋友家里，后又给装在棺材里送到当时有名的游侠朱家那里。朱家让季布和奴隶们一起到田里干活儿，但告诉儿子，田里的活这个人说了算，要和主人吃同样的饭。然后朱家通过汝阴侯滕公给汉高祖捎话说：“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挞平王之尸也。”
汉高祖听朱家说得有道理，果然赦免了季布，还任他为郎中。当时朝中大臣都赞扬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也因此闻名于世。
季布后来在朝中以忠诚耿直而很受人尊敬。孝惠帝时，升为中郎将。单于曾写信辱骂吕后，吕后大怒，召集诸将商量对策。上将军樊哙当即表示：“愿率领十万兵马横扫匈奴。”其他将官都拍吕后的马屁，一致随声附和。惟独季布说：“樊哙该杀头了。当年高祖领兵四十余万都被困在平城，现在樊哙带十万人怎么能横行于匈奴腹地呢？可见是当面吹牛！况且当年秦朝因和匈奴连年交战，所以才引发了陈胜起义。如今四海创伤未平，樊哙又开始当着大家的面谄媚邀宠，这不是想动摇天下吗！”当时殿上文武百官都吓坏了，为他捏了一把汗。罢朝后，吕后再没提征讨匈奴的事。
事实就是如此。如果当初丁公忠于他的上司，在刘邦走投无路时，不放他一马，那天下便是项羽的；正因为他对待敌人心慈手软，才使刘邦有东山再起，夺取天下的机会。如果刘邦重用了丁公，丁公今后也可能放过新的敌人，那刘氏天下又当易主。所以，一个对敌人心慈手软的下属是不可重用的。
厚脸并不意味着要打“痞子腔”
厚黑做官的前提是，不可违背做人和做官的基本道德。因此，在此要奉劝那些从政做官的朋友，“厚脸”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厚脸皮或“痞子腔”。在我们处世和做官的过程中，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同事之间，都要推崇坦诚相见的交友法则，以心换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在处世上最讲“诚”字。
曾国藩最得力的门生李鸿章，曾经回忆他老师“待洋人以诚相见之事”时说，曾国藩曾经谆谆教导他，在与洋人打交道时要讲究一个“诚”字。
李鸿章在谈到其先生曾国藩时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我的老师曾国藩提携起来的，但是讲到洋务方面的事，似乎老师还不如我内行。然而，要知道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的老师一句话指示的力量。
“从前把我老师曾国藩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未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他老人家的。老师见到我的面之后，不等我开口，就先向我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是对外交涉第一重要的关键。现在国势消弱，外国人才联合起来算计我们，有一点儿小小的错误，就会遗留祸害，影响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什么样的主意呢？’
“我回答说：‘学生正是为了这个问题，特地来向您求教的。’老师对我说：‘你既然来到这里，必定有自己的主见，不妨先说给我听一听。’
“我说：‘学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是同他打痞子腔，即用油腔滑调来对付他们。’
“老师于是五个手指捋着胡须，很长时间不说话，后来慢慢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着打给我听听看好吗？’
“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学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顺抹着胡须不放松，很久之后才看着我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为好，诚能感动一切人和事，我想洋人也同样具有这种人情。圣人说忠诚和信守可以实行于少数民族那样不开化的人们，这绝对不会有错的。我们中国现在既然没有实在力量去与洋人相抗衡，无论你如何虚强造作，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不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的。不如老老实实，坦诚相见，与洋人平情说理，这样做虽然不能占到洋人的便宜，但是或许也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们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失误也不至于太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儿。”
曾国藩强调，不仅与洋人打交道要讲诚，而且与他人打交道都要讲究“诚信”二字。诚信是人格的根本，也是人际交往的基础，所以，无信则失去自己，也失去他人，终于无法立于社会。孔子还曾说：“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因此，曾国藩将是否诚信与生死并提，强调的是人活一世，信誉第一。曾国藩多次指出，运用奖赏时，最重要的是守信用；运用刑罚时，最重要的是公正。处罚与赏赐的信誉和公正，应验证于臣民所见所闻的事情，这样对于那些没有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人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君主的诚信如果能畅达天下，那么连神明也会来保护，又何惧那些奸邪之徒来侵犯君主呢？
在今天看来，“诚”字确实是打动人心的有效办法，曾国藩的那番话实在有道理，即使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与人相处还是要坚守“以诚待人”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