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

1929年的一天，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应几位朋友之邀，去参观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画展。
宽敞的大厅里，尽是一幅幅装裱精致的画，令人眼花缭乱。由于不少作画者墨守陈规、闭门造车，致使画面陈旧，毫无新意。徐悲鸿看了一会儿，感到很不痛快。忽然，一幅挂在角落里的画引起了徐悲鸿的注意。他仔细端详品味着画面上那对虾，只见它体态透明，须尾舒展，生动逼真，笔法娴熟。这位观赏过许多艺术珍品的画坛大师立刻意识到，他发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艺术人才。当他得知此画的作者竟是一位年愈六十、木匠出身的老头儿时，不由得感叹一声：“我为这个怀才不遇的人感到惋惜，真没想到在角落里还藏着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啊！”这位国画大师就是齐白石。
几天后，徐悲鸿就聘请齐白石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并亲自乘车接齐白石到校上课。一年后，由徐悲鸿亲自编辑作序的《齐白石画集》问世。从此，画坛又添一星。
结党成网，路路相通
一般来说，掌权者在用人时首先关心的便是对方是否对自己忠诚，才能倒是其次。若是任用一个颇能干但对自己怀有异心的部下，天长日久势必会大权旁落，这岂不是养虎为患？因此，重用亲信、排斥异己，形成自己的一派势力，这也是统治者驾驭臣僚、树立和巩固个人权威的重要手段。
蒋介石用人，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对方是不是黄埔系，二是看对方是不是浙江人。对自己的嫡系部属，蒋介石恩宠有加，常常委以重任。除非万不得已，蒋介石不会重用非嫡系的人。在用人方面，蒋介石有其独特的方法。在他看来，才学固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而对他忠诚却是第一标准。
阎锡山的用人规则与蒋介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阎锡山当政时，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可见在晋系军阀中，阎锡山的五台老乡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阎锡山吸收人才限于山西，使人才的来源受到限制，因此，不能说是人才济济。阎老西拘于地域观念，大量使用为己所用的奴才，确实团结了一大批人，达到了树德立威、巩固自身地位的目的，也为山西政局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阎锡山善于提拔安排自己的心腹，这些心腹对他十分忠诚。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逃到大连隐居。山西被张学良接管，张学良对山西进行“整编缩军”。阎锡山召集徐永昌、商震、傅作义等部下到天津商讨“整编”方案。这些晋军将领虽然领受了张学良的命令，但又在暗地里接受了阎锡山的操纵和遥控。山西的一切变更，包括人事安排、确定政策等，都必须向阎锡山汇报后才能决定。1931年8月，阎锡山潜回山西后，晋军将领直接受其指挥，他与亲信定下计谋，终于驱逐了蒋介石在山西的势力，东山再起，重握山西大权。
阎锡山是民国年间少有的“不倒翁”，他之所以能屡挫屡起，除了善于运用政治权术外，其独特的用人方法起了很重要作用。
明朝末年，宦官专权，阉党猖獗，赌棍出身的魏忠贤独揽朝政。为了树立和巩固个人权威，魏忠贤一方面排斥异己，对朝中的官员来了一次大清洗，凡是他看着不顺眼的不附和他的人都一律罢免。同时大量安插亲信，把效忠于他的那些人都派上官职，就连早年和他一起赌博的相好的赌徒们都当上了朝廷命官，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布满了他的亲党。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上下勾结，狼狈为奸，到处兴风作浪。朝中正直保身之臣大都自动去职，贪恋禄位之吏亦相戒钳扣。为了根除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势力，吏部尚书王绍徽秉承魏忠贤的旨意仿照《水浒传》的人数编排了东林党人一百单八将的名单，献给魏忠贤。魏忠贤按名黜汰，朝廷为之半空。魏忠贤又把自己原有的旧党逐一提拔，把那些刚投靠来的新党逐一安排，里里外外全换成了他的人。文官有崔呈秀、田吉等人为之出谋划策，讲解起草诏书，时称“五虎”；武臣方面有田尔耕、许显纯等主掌武装杀戮之事，时称“五彪”；吏部有周应秋等人号称“十狗”。当时朝廷中受重用属魏忠贤一党的人，在社会上大都得到了此类封号。
这是高一层次直接统属于魏忠贤的。不仅如此，这些“虎”、“彪”、“狗”之下每人又有自己的小体系，各有孝子贤孙，虎儿、彪孩、狗崽比比皆是，布满朝廷。朝中简直要成个动物园了。这样从内阁六部直到各地总督、巡抚乃至于州县都是阉党之人，网络严密，盘根错节，势焰熏天。魏中贤的“威望”也空前提高，有些马屁精竟在各地替他建起了“生祠”，极力颂扬魏忠贤的所谓“功德”。魏忠贤的地位日益巩固。
魏忠贤固然属于一世奸雄，然而一个无才无德的无赖赌徒竟能左右天下，祸国殃民到这种地步，其结党营私、任人惟亲的手段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6世纪意大利的切萨雷博贾，为了成为他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继承人，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清除政敌。他善于隐藏自己的意图，甚至用十分卑恭的礼貌去消除政敌的猜疑，而在取得对方信任之后，却又无情地把他们统统绞死。中国明朝首辅申时行，也是一个玩弄笑里藏刀权术的高手。他平时装得宽大平和，有人得罪了他，也从不生气。但一旦时机成熟，他必定会毫不留情地打击得罪过他的人。
可见，笑里藏刀的笑是一种伪装的手段，目的是为了“藏刀”，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图穷匕见”。运用这一权术的人，往往在“笑”字上下功夫。
表面装作宽厚仁慈的样子，和某下属打得火热，等掌握了对方的“实底”，抓住对方“把柄”，再突然翻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撤换。
如今，时代不同了。“官念”必须变，应变权术也应脱胎换骨，不应再以权谋私，而应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白薯。”
人民群众从现实社会和个人体验中总结出三种官莫做，以供官者参考，引以为戒，忍住官欲，做个受百姓欢迎的清官、好官、父母官。
一是莫做糊涂官。这种官到了哪里，哪里倒霉。到工厂，生产上不去；到了农村，百姓富不了；到了学校，教学搞不好；到了科研部门，拿不出成果。平心而论，这些人也并非不想把工作做好，他们也是常常早起晚睡，一把泥一把汗，忍饥挨饿，吃苦耐劳，甚至抛家舍业，可是工作就是无起色。究其原因，只能说这位当官的是无能之辈。“劳心者治人”，不是能人如何能位居人之上来治人呢？无能而要逞能，既苦自己，又害他人。
有一个人很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20世纪50年代，他曾收到一封信，邀请他去当以色列的总统。爱因斯坦是犹太人，若能当上犹太国的总统，在一般人看来，自是荣幸之至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爱因斯坦拒绝了。他说：“我整个一生都在同客观物质打交道，因而既缺乏天生的才智，也缺乏经验来处理行政事务以及公正地对待别人。所以，本人不适合如此高官重任。”能看出自己有所能有所不能，把自己安排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这是聪明人办的聪明事。如果爱因斯坦去做了总统，是否能不做个糊涂官，他的后半生是否还会放出光彩，都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