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洛夫将军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桌子边，什么事也不干。他把台历移到自己面前，台历一天一页，他在上面记着什么时候该干什么，该给谁打电话。今天这一页写的、并加了着重号的头两个字是“会议”。这次会议由第一副部长主持，奥尔洛夫刚从会场回来。
出席会议的有几位副部长和各总局局长。奥尔洛夫本来打算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内容是干部的重新配置，上至部里，下至各总局、各管理局等等，直至区民警分局，他认为这项建议是完全必要的。他服务的年限太久了，早已没有天真的想法，他明白这项建议多半会遭到否定，因为假如建议付诸实施，那就意味着大大降低领导人的工资，把资金下拨到基层工作单位，直至一般业务人员和管段民警身上。
奥尔洛夫以他领导的总局为基础，从自己开始往下论证，认为给工作人员加算工资的一套办法起不到好的效果，因为到头来民警的主力——业务人员和管段民警——收入太少，尽管基本的和最吃力的工作正是他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干的。
他刚参加民警工作时（那些岁月已经没有人记得了），莫斯科刑侦局里人们就在议论这个话题。不止一次有人起草一些革命性的决定，其结果总是将军锦上添花，又分得肥腻腻的一块，而尉官得到的残羹剩饭则微乎其微。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当时的莫斯科人，如果允许的话也包括新闻界，都断言民警机关总在要钱。他们确实要了钱，但并未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用于技术装备。而对工资待遇则要求拉平一些，希望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比例失调状况。
人们无休止地谈论这个话题。随着岁月流逝，不断出现新的部门和总局，相应地来了一些新的上校和将军，而这些人通常都不熟悉民警工作。但大家都喜欢宽敞的办公室、专用汽车和专用电话，都醉心于崇拜名位。
年复一年，奥尔洛夫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民警机关要么整肃自己的队伍，变成一支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样在工作人员中就会重新产生友谊、同志关系和精神上的平等；要么就让局势变得无法无天，让各种犯罪团伙的大小头目主宰社会。诚然，民警是一个军事组织，上司的命令就是法律，然而考虑到这支军队必须日日夜夜、实际上是一辈子进行战斗，那么对它的领导人来说，单是肩章上多一颗星是不够的。
奥尔洛夫明白他的想法是根本不得人心的，但他仍然对自己的报告作了细致周密的准备。将军该开始作报告了，当第一副部长宣布开会以后，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扣好风纪扣，正准备站起来，没想到有个出席会议的人开口说：
“别急嘛，咱们有的是时间，待会儿再谈公务和盗匪。您觉得科尔夏诺夫这人怎么样？这位威严的将军总是干得满头大汗，还胡说八道，说他的主要武器不在于文件，而在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
“在总统身边呆了十一年，听得多也见得多，让他的仇人发抖去吧！”另一位将军呵呵大笑。
“那人挺走运——头脑简单，他以为会有哪个侦查员去听那些宫廷的流言。”
“证据就是证据，流言终归是流言，不论是在小啤酒店还是在总统的接待室里。”
与会者把今天的议事日程，把刑侦总局局长的报告忘得一干二净，开始热烈议论近几天发生的事，判断某人所说的事情有哪些正在得到证实，有哪些尚未证实，检察机关是否会进行调查，抑或到头来那只不过是报刊电视报道的一桩丑闻。
周围的人说的这些事有一大半将军都听不懂，他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些姓名是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一个又一个演说家提到某一次电视采访，将军要么没有看过，要么不记得。
奥尔洛夫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大彻大悟：他的报告已经迟了很多年了，犯罪团伙的头目们已经占了统治地位，眼下已经毫无办法了。该上的火车开走了。要长出庄稼，首先得清除杂草。而且应当从他奥尔洛夫将军开始，因为他就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这番胡言乱语，既没有用拳头捶桌子、大声叫喊，也没有因心脏病发作而倒下来，只不过默默无言地听着。
奥尔洛夫吃力地站起来，拿起公文夹，步履蹒跚地朝出口走去。
开始时谁也没有注意他，随后有个人关切地问道：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不舒服么？”
他点了点头，揉了揉将军服的左边；他完全明白自己是个装病的懦夫，走了出去。
此刻他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桌边，拿起钢笔，工整地把台历中今天这一页划掉。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悄然出现在办公室里。他走到桌子跟前，看了一眼台历，问道：
“要找个医生吗？”
“精神病医生。”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夫走出办公室，抱住一位药箱从不离手的年轻护士的肩膀，把她领到门口。
“亲爱的，我们的问题由我们自己解决。”
“可我是奉命……”
“玛申卡，你就说你已经给他服了伐力多①。”克里亚奇科把护士带到走廊上。
①一种血管舒张药物。
“我不叫玛申卡……”
“那更好。”斯坦尼斯拉夫亲了亲姑娘的脸颊。“走吧，亲爱的，走吧。”他返身回到接待室。“维罗奇卡，谁的电话都不要接进去。要是列夫·伊凡诺维奇来电话，你叫我出来。”
“斯坦尼斯拉夫，您干吗要吻不相干的女人？要咖啡吗？”
“那当然。”斯坦尼斯拉夫走进办公室，看了奥尔洛夫一眼，见他正在白费力气，试图打开一瓶白兰地，便把酒瓶拿过来，把将军推到桌子边上。“你坐下，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到处乱晃，干你当领导的事、酒瓶让行家来开。我知道你离开了会场，我知道！人同此心，我理解你。”
“你又怎么会不理解我呢？”将军打断斯坦尼斯拉夫的话，随即接过他手中的酒杯。
“你是个专业人员，你必须跟你那些难兄难弟讲一样的话。比如说，要是你深入哪个盗匪团伙，你会不会用‘您’去称呼别人，擤鼻涕时会不会亮出雪白的手绢？你准会随乡入俗，开口就骂娘，擤鼻涕用手指。你干吗要用笔乱划一通？”斯坦尼斯拉夫指了指台历上勾掉的一页说。“请问这一切由谁来干？你知不知道古罗夫已经掐住匪徒们的喉咙，很快就会抖出他们的五脏六腑来？”
“用不着，甚至毫无价值！杀人对他们有利，他们就还会杀人。”
“至少可以救出一条人命……”
“那你上教堂会吧！去忏悔吧！”奥尔洛夫不让他说完。
“我是要上教堂去！即使是魔鬼的牙齿我也钻进去……可是正像我的朋友兼师傅说的那样，要我死只能用武力杀死。”
“会有人杀的，”奥尔洛夫冷漠地说，随即把酒一饮而尽。
“会有人杀的，”斯坦尼斯拉夫重复道。“但除非是连你和古罗夫一起杀掉。我还能数出不少的伙计。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人杀人，可还是有人活了下来。”
奥尔洛夫又喝了一杯，作手势吩咐把白兰地拿走。门微微打开，维罗奇卡端着咖啡进来，把托盘放在会议桌上，转身向门口走去。
“谢谢你的咖啡，姑娘。”奥尔洛夫说道。“我没事儿。一切照常进行。”
“明白了，我的将军！”维罗奇卡尽力让高跟鞋敲出响声，走了出去。
“那么，你是说，列瓦已经抓住他们的尾巴啦？”奥尔洛夫问道。
“他没有吭声，但从他的眼神，从他偶尔露出的笑容来看，是抓住了，”克里亚奇科答道。
“你看着他一点儿，斯坦尼斯拉夫。”
“我不懂你的话。”斯坦尼斯拉夫两手一摊。
“尽量别让他单枪匹马，你跟他在一块儿。”
“那他一下子就会看出来，会把我赶走。”
“你别走。他要是开口骂人，你就说是我吩咐的。”
维尔丁走了，服务员早已把房间收拾干净。伊万坐在单人沙发上，打开电视机，把声音关掉，无动于衷地看着几个大眼睛的美人和头发梳得溜光的男人没完没了地谈情说爱。没过多久他就不再看他们，把眼睛闭上。
决不搞什么电视摄像，这很清楚。人要是死了，美元就不需要了，再说谁也不打算付钱了。他发过誓不再跟克格勃分子合作，可是后来又泄了气。干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挣一大笔钱哪……应当头也不回地赶紧跑掉。伊万暗自试图为自己辩解：单是为了钱也许他还不会上钩，引诱他上钩的是想弄到有效证件。他们只要得到我讲述供词的录像带，马上就会把我干掉。可是也不能干脆拒绝，要是拒绝他们，谈几句话以后还是会把我干掉。其实他们早就想把我交给警察，只是担心我会供出他们的办事处。他们想让我把一切都讲出来，但却有一定的限度。他们需要的是胶片，因为胶片可以进行剪辑。让我现场招供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开枪自杀。
伊万左思右想，仍然找不到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随即睡着了。
格里戈利·柯托夫坐在自家的住宅里，疼爱地看着怀孕的妻子，一面喝茶一面显出仔细倾听的样子，但对妻子讲的事情却听而不闻。
柯托夫的妻子叫娜斯佳，是个俄罗斯美人，这样的美人在停滞年代经常搂抱着拖拉机出现在画面上：隆起的胸脯，粗大的发辫，丰满的大腿，浅蓝色的眼睛，脸颊上两个酒窝。娜斯佳怀孕后容颜依旧，尽管已经七个多月，但实际上觉察不出来。
娜斯佳跟柯托夫是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认识的，当时她在贵宾候机厅里当小卖部服务员。这样一位美人怎么会看中瘦骨嶙峋、背又驼、鼻子又长的格里戈利·柯托夫，委实是令人费解。就连他自己，四十五岁的单身汉，一个老侦探，对自己这副相貌也了如指掌，按说也决不敢追求一位年方三十、身边的男人们经常为她展开争夺的美人。
可是柯托夫当时正在执行古罗夫布置的任务，追查一个人，他有充分根据认为这位漂亮的服务员认识追查对象，但不愿说出他的名字。假如格里戈利对娜斯佳的追求早已注定要遭到失败，那么这个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对服务员开展工作就是另一回事了。
格里戈利·柯托夫具有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精神，干起工作来从不怕难为情，聪明才智和魅力则有的是。对古堡①的围攻持续了三个多星期，攻坚战遵循了种种科学规则，昼夜不停。古堡终于在一天夜里陷落，格里戈利和娜斯佳互相倾吐了爱情，第二天两人到户籍登记处申请登记结婚。
①原文为“庞贝”，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全城湮没。这里转义为古老而坚固的城堡。
格里戈利高兴得差一点忘了向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报告：任务已经完成。
只有傻瓜才相信漂亮女人的私生活都是幸福的。娜斯佳十九岁出嫁，二十一岁离婚，直至三十岁以前一直抵挡男人们的追求，他们总是积极主动、开门见山，这并不是什么大错。娜斯佳生来不善于观察和分析人的心理，她是个不愿意理解正常男人、相反却暗暗仇视他们的女人。柯托夫有任务在身，目标是个容貌秀丽的女人，这一点侦查员一眼就看出来了，但三天以后他就不再留意她的外貌。
总之，故事的结局是事先注定、合情合理的。
他们俩结了婚，彼此恩爱，盼着孩子出生，此刻在一起喝茶。妻子在讲物价和生活琐事，丈夫心里却在想：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个极为能干的密探，但比他格里戈利·柯托夫还要固执，他还从未见过这种个性。
“你在听我说话还是没有听？”娜斯佳生气地问道。
“我全神贯注，”格里戈利答道，随即把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复述一遍：“今天早晨你碰到了利亚里卡，她好多年以前跟你轮班。”
“你这人真怪，没有听怎么偏偏又能记住呢？”
“录在录音机里。”
“你太聪明了，格里沙①，什么都知道。”
①格里戈利的小名。
“正是这样。”柯托夫斜着眼看了看钟，因为近来他睡眠不足。
“刑事犯在身上刺的花纹是能够洗掉还是一辈子留下来？”
“不知道，娜斯佳，对不起。以前好像是用酸洗掉，但有痕迹留下来。现在也许有人想出了什么办法。你干吗问这个？”
“哈哈！这下可抓住你啦！”娜斯佳拍起手来。“我刚才跟你说过，我那个利亚里卡碰到了她很久以前的野汉子。那人手上原本刺了一只锚，可是现在没有啦。”
“一只锚？在手上？”柯托夫明白他原先的猜想完全错了，忍不住问道：“那么是在哪只手上？”
娜斯佳看了看自己的两只手掌，随后翻过来，伸出右手。
“好像是右手。你问这干吗？”
“那人多大年纪？”
“兴许快四十了吧。”
“个子高吗？”
娜斯佳久久看着丈夫，啜泣着说：
“又开场了。你在家里别想刑事犯不成吗？我不知道他个子多高，只知道人很体面，住在一家高级旅馆……”她哭了起来。
“好娜斯佳，亲爱的。”柯托夫在妻子面前跪了下来。“宝贝儿，你可不能激动。你看看我这鼻子的模样，”他抓住自己的鼻尖。“天生就是这样。比方说医生吧：他要是看见哪个人有病，就不可能不想着他的病。我是个侦探，我亲爱的，干的就是这种鬼差使。”
柯托夫走在夜间莫斯科的街道上。他要去的旅馆在街道尽头拐角的地方。年龄，手上刺的花纹——这不是标记，而是叫人活受罪……然而那家旅馆，还有多年以前那段暧昧的经历……是不是给斯坦尼斯拉夫打个电话？侦缉工作中担忧通常不会是多余的，错过机会则是常有的事。他停下脚步，四处张望，想找一部自动电话机。他看见电话机就在街角，他正好该在那儿转弯。电话机上方，一根铁杆弯卜来，上面挂着路灯。“我要是能找到一个筹码……”柯托夫一边盘算，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他朝路灯跟前跨了一步，看见灯后面有个人影，觉得有危险。这不可能……那家伙孤身一人，不会守在他自己住的旅馆外面值班。人影动了一下，传来金属碰撞的响声，柯托夫往边上一跳，拔出手枪，当即感到侧面挨了一下。柯托夫生平从未受过伤，但他此刻明确意识到自己中了子弹。他倒下来，伸出拿着枪的手，他感到惊讶的是自己居然十分镇静，也不觉得疼痛，仔细地瞄准灯柱，等柱子后面有人刚刚探出头来，他稍稍转动一下枪口，轻轻地扣动了扳机。
莫斯科这地方什么奇迹都能碰上。有时也真有这种奇事：两次枪声响过以后立即响起了警笛声，一辆亮黄色的警车急驰而来。
一位身着警服的机敏的上尉小心翼翼地从柯托夫手里取下手枪，摸了摸颈子上的静脉，喊道：
“中士，叫救护车！呼叫莫斯科刑侦局侦缉队！”
民警们在等候救护车和侦缉队时一边抽烟一边谈起来。
“又是一次相互清算。”
“首先开枪的是死者……”
“你可真会观察蛛丝马迹，死者不可能后开枪。”
“话不能这么说，上尉。受了致命的伤也有可能开枪还击。”
“可是这个死者不可能，他是前额中弹。”
“距离五米相互开枪。是谁守候谁？活着的这个人该不会流血过多吧？当心，上尉，咱们可别抱着个死人。”
上尉在柯托夫身边蹲下来，撩开风衣的衣襟，用颤抖的手指移了移正在被鲜血浸透的专用消毒包，说道：
“我都不敢给他翻过身来。子弹好像打中了侧面，说不定穿到了肺部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待会儿再说吧。”
救护车开了过来，几个民警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退到一边。医生检查伤员时侦缉队员也乘车急驰而来。他们看出柯托夫情况危急，同意把他弄走，自己则开始检查死者。
一个穿灰色风衣、身体结实的男人低下笨重的头查看了一下死者，冷淡地说：
“这家伙笨头笨脑，不会射击，只隔七步都没能把对方撩倒，反而头上中了弹。拖走的那一个挺不错，伤得那么重，而且已经倒在地上，仍然弹无虚发。”
“中校同志，”一个年轻一点的侦查员对他说，同时把从死者内口袋里搜出的证件递给他。“是个大尉……反间谍机关的。”
“咱们查一查。”中校把证件塞进口袋。“眼下黑社会发的证件军衔都不会低于大尉。另一支手枪在哪儿？”
“在这儿，中校同志，”巡逻车上的上尉洋洋得意地把装着柯托夫手枪的塑料袋递过来。
“弹壳呢？妈的，你们也算民警。我看你们是在抽烟，准是在聊天，找找弹壳都没有工夫吗？”
伊万听见有人轻轻敲门，醒了过来。电视屏幕上闪着淡蓝色光芒，像一只巨大的眼睛。伊万知道节目已经完了，打开身旁的落地灯，看了看表。已经两点了。许久以来他都没有睡得这么深沉安静，而且还是坐着酣睡。敲门声又响了一次。伊万用手掌摸了摸口袋，里面是空的，他身上没有武器，也不可能有武器。
他咳嗽了几声，也不装模作样，用半睡不醒的声调气冲冲地问道：
“谁？深更半夜，见鬼！”
“伊万，开门，是我，”一个女人的声音小声答道。
“你又是谁？”伊万走到门边，但门上当然没有监视孔。他迟疑了许久，心想他们要是决定抓他，会想出更加聪明、不动声色的方法。
伊万把门打开，按职业习惯退到一边，那女人本想把他抱住，却扑了个空。来的是利亚里卡，她中等身材，淡黄头发，脸上涂脂抹粉，还那么年轻。伊万顺手抓住她，把门关上，问道：
“来要钱么？”
“万涅奇卡①！”她还是把他抱住了。“傻娘们醋劲儿一发，一气之下，什么坏点子想不出来呀！”她把胸脯和大腿紧紧贴在他身上，试图亲吻他。
①伊万的小名。
她身上一股酒味。伊万厌恶地避开她，紧紧抓住她的一只手，让她在单人沙发上坐下。
“那么你还想出了什么点子？”
“再没有啦，万涅奇卡！再没有啦！我是来认错的。可我打哪儿知道你干的事那么正经又那么保密呢？他们说要把我关进监狱！可我原先不知道哇，我没有恶意，只不过是娘们的傻劲跟醋劲。我原先一直爱你！咱们一块儿过得那么称心，你却突然不见了！杳无音信！这会儿我才明白了……”
伊万心里明白是伙计们把这个姑娘吓唬了一顿。他笑了一笑，倒了一杯矿泉水递给那女人：
“喝吧，镇静一下。我给他们说说，谁也不会碰你这傻瓜！”
“这可太好了！”利亚里卡开始喝水，她全身抽搐，溅得满身是水。她抖掉身上的水，同时仿佛不在意似的解开衬衣扣子，露出隆起的Rx房。
伊万觉得好笑，他伸手拍了拍Rx房。
“利亚里卡，你知道我这人不傻。把扣子扣上。”
“我难道不可爱啦？”她把上衣稍微掩了一掩。
“别装傻啦，什么可爱不可爱！”他感到一阵冲动，随即退到一边。“我有工作。”
“这会儿深更半夜，都该睡觉了。”她仔细打量了一下伊万。“不过你好像还没有上床。我身上一个劲地抽搐，我知道你不喝酒，我要来找你，可是浑身发抖，所以就喝了一口。瓦涅奇卡，我非得喝点酒。”
“你喝吧，可是我这儿没有，我是不存酒的。”
“是你要他们找我的……说是我找你要钱！”利亚里卡浑身发软，看上去更漂亮了。她步履轻盈地朝食品柜走去，柜子上面放着一瓶开过的白兰地，还有一些水果。
“我忘了。有个朋友来过，一块吃午饭。”
“我明白，你像个修士！”利亚里卡往高脚杯里倒了些白兰地，把它喝下去，又咬了一口苹果，转过身来面对伊万，敞开内衣，挺起尚未变得松弛的肥大的Rx房。“咱们和解吧？然后我离开这里，忘掉你，就算我从来没有认识你，连见也没有见过！”
伊万动摇了，倒不是因为他想要这个醉眼朦朦的女人，只不过她提出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利亚里卡看出伊万犹豫不决，便向他奔过来，动手脱掉他的衣服，生拉硬拽地把他推到床上。
随后他把那女人送出来，警告她可别忘了最后说的那几句话。
还不到清晨七点斯坦尼斯拉夫就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异常气恼，因为他通常八点才起床。最后一个小时的觉是最甜蜜的，斯坦尼斯拉夫往往每隔十至十五分钟睁开眼睛，喜孜孜地发现还可以再困一会儿。可是这会儿七点还不到，真是蛮不讲理！他气恼一阵以后又感到好奇：打电话的会是谁呢？昨天夜里他们这个小组没有人工作呀。
“喂，”他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说道。
“我是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听筒里一片嘈杂声中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您是亚奇科吗？请您马上来。”
“来啦！”他一边回答一边跳起来穿裤子。
“喝咖啡来得及吗？”妻子在厨房里喊了一声。
“要是去参观天文馆，那倒来得及，”他一边嘟嚷一边穿上风衣，把钥匙、手枪和手铐分别塞进几个口袋。
莫斯科尚未完全苏醒，“梅尔谢杰斯”急驰在行人稀疏的街道上。斯坦尼斯拉夫脑子里一个劲地想着将军说的最后几句话：必须保护古罗夫。不过，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并不是太平间，我们在那里是做外科手术和进行复苏。
斯坦尼斯拉夫差一点撞倒了朝他奔来的汽车检查局检查员，随即看见一辆亮黄色警车尾追上来。“你们会扫兴而归，亲爱的先生们，”斯坦尼斯拉夫心里想道。他在一个不该横穿的地方穿过花园街，在急救院门口停下车来，随即跑步来到接诊室，推开前面的人，挤到栅栏跟前说：
“我姓克里亚奇科，你们刚才打电话叫我来！”
可是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接诊室可不是那种随便吓唬一下就有人买账的地方。一个年纪不轻的护士正在埋头写东西，她抬起兔子一般的红眼看了看斯坦尼斯拉夫，一面继续写东西，一面平静地问道：
“您找谁，公民？”
“我哪儿知道？……有人打电话叫我……”
“他找的是我！”汽车检查员把一只戴手套的手搭在斯坦尼斯拉夫肩上。
“走开，”克里亚奇科微微动了动嘴唇，小声说道。
“亚奇科来了吗？”一个年轻姑娘胸前抱着一叠资料，出现在侧面通道口，问道。
“来啦！”斯坦尼斯拉夫推开检查员的手，跑到那个护士跟前。
“快点！”护士快步登上楼梯。“真把人急疯啦！病人不让输血，非要等一个叫亚奇科的人来。可是他自己脉搏也没有啦，血也流光了。”
“谁？姓什么？”
“您脑子有毛病啊——居然问他姓什么！”护士沿着长长的走廊跑去。“人送来时血都快要流完了，我们难道还问他姓什么？进去吧。”
克里亚奇科进了病房，几个白大褂让出路来。斯坦尼斯拉夫看见一张惨白的脸，一绺黑发和一只凸起的鼻子，认出那是柯托夫。
“输血！赶紧输！”一个胖子叫道。从他那张红润的脸看来，他的血绰有余裕。
“要输血，格里沙！”克里亚奇科说，“否则你什么都来不及告诉我，手术也做不成。”
“什么手术？”红脸胖子叫道。“马上输血，否则进手术室都来不及！是哪个白痴吩咐把他送进病房的？得马上把他抬到输血台上。拿血来！快！”
柯托夫稍稍睁开眼睛，看见斯坦尼斯拉夫，微微一笑。
“我在这儿，一切都会正常！格里沙，你的首要任务是接受输血。为了我们你得完成这个任务！要挺住！”
“说得好，”医生小声说，同时把斯坦尼斯拉夫轻轻往前推。“说吧，别让他离开你，哪怕再坚持一会儿。”
“你是个高超的侦探，格里戈利！我一向知道你不会叫我们失望，你一定能挺过来，抓住那个败类。”
格里戈利似乎想开口说话，但斯坦尼斯拉夫抢先说道：
“格里沙，你是好样儿的，可不能打断长者的话。你忍一忍，等这里的首长批准，你再一五一十对我讲。”
“脉搏！”护士说道。
“推走！”小个子红脸医生粗鲁地推开斯坦尼斯拉夫。
手推车被推进手术室，护士举着一个装透明溶液的容器，跟着手推车奔跑。斯坦尼斯拉夫被一群穿白大褂的人挤到走廊里；上校明白短时间还不能跟柯托夫说话，便下楼来到一楼。汽车检查员正在下面跟一个小伙子谈话，那人身穿便服，但看脸神显然是个民警。
“啊，朋友！”检查员张开两臂说道。“你以为开车到急救院来就可以随便撞人么？”
“您是奔伤员来的？”小伙子一边问一边掏出莫斯科刑侦局的证件。
斯坦尼斯拉夫向四周环顾了一眼，看见一扇门上标着一个“男”字，便朝卫生间走去，边走边说：
“这是民警辨别是非最合适的地方。”
“我在你身上已经损失了很多时间，拿多少工资都无法弥补，”汽车检查员跟在斯坦尼斯拉夫身后进了卫生间，边走边说，但他当即瞥见克里亚奇科的目光，预感到事情不妙，马上缓和地说：“民警也是人啊，我能理解，可是您至少也得把您的‘梅尔谢杰斯’车挪个地方，别挡了救护车的道。”
“你去挪吧，别忘了还给我。”克里亚奇科把车钥匙递给汽车检查员，转身对那年轻人出示自己的证件，点点头说：“你说吧。”
“上校同志……”
“出席党会议的才叫同志，我可是上校先生。您说吧，中尉。”
“上校先生，咱们是不是去一趟莫斯科刑侦局，您跟首长谈一谈。”小伙子看了看卫生问。“事关重大，这地方可不完全合适……”
“简单说吧，小伙子，你不知道什么事情我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我明白你在你那个角度是对的。”
上校善意的语调鼓舞了年轻的侦查员。
“上校先生，您以前也当过中尉呀。”
“最好别这么说，”斯坦尼斯拉夫望了望天花板，楼上的某个地方，格里戈利正在动手术。
“您的同事打死了一个人……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大尉。”
“干得好，格里戈利，我以前不知道他的枪法这么准，”斯坦尼斯拉夫说：“在哪儿发生的？”
汽车检查员转身回来，归还了钥匙，敬了个礼就走了。
“上校先生，”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望着他说。
“好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回办事处去，赶紧找到你们首长或是城区值班员，告诉他们。这件事要立即通知总局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古罗夫上校。你记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是。”侦查员记下号码，朝门口刚迈出一步，克里亚奇科又说：
“注意，小伙子，就这几分钟关系着全局。”
克里亚奇科上校不知道那几分钟已经过去了。
格里戈利·柯托夫被送到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以后，从担架上抬到手推车上时已经苏醒过来。在此之前他脑子里也已出现过某些念头和形象，但格里戈利无法把它们抓住，把思想凝聚起来。当别人推着他穿过医院的走廊时，他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受了伤，想起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想抓住走在身旁的护理员，却无法动弹，他明白自己的手已被扣住，试图开口说话，却再次失去知觉。
随后有人剪开他的衣服，给他打针时他又醒了过来，看见一个年轻妇女正低下头来注视着他的眼睛。他喉咙里咕嘟作响，像喝醉了酒似的断断续续说道：
“赶紧给克里亚奇科打电话……”他说了电话号码，“我要挺住……我会死的……赶紧打电话。”
输血耽搁了一下，不是由于柯托夫情绪狂躁，而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所需的血型。医生吩咐护士打电话。假如护士立即打电话，克里亚奇科赶来时柯托夫已经苏醒，那么侦查员们还来得及行动。可是一切并不那样顺利，护士打电话也耽搁了一下，有人请她帮忙包扎伤口……
就在斯坦尼斯拉夫对年轻的侦查员嘱咐一番话，催他快去的时候，伊万住的那个旅馆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喂？”伊万取下听筒说道。
“下楼来办退房手续，向右走，拐角处有汽车等你，”讲话的是一个伊万不熟悉的声音。
生活中偶然的机会比人们通常想的要多得多。行为放荡的利亚里卡偏偏碰上了五年前在离莫斯科数千公里的地方跟她分手的伊万。
维尔丁担心他的“教子”会吓得躲藏起来，因此才派人监视伊万。事有凑巧，这两个人正是不久前在伊夫列夫家附近菜园里碰见柯托夫的两个军官，他们后来放跑了花匠，因而被维尔丁骂得狗血喷头。维尔丁在进行“人材讲评”时不止一次说过，格里戈利·柯托夫是古罗夫上校的人，很有经验，跟他肉搏极其危险、当时克格勃大尉正在灯柱旁一边打盹一边诅咒这种愚蠢的差使，这时他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准是谁喝醉了正在回家。为了显得郑重其事，他特意把枪移到口袋里。当过路人进入路灯光圈以内时，克格勃分子一眼就认出这是菜园里那个犹太人。大尉明白他上这里来不可能是偶然的。搭档在街区尽头的汽车里，我一个人可对付不了这个民警。全盘考虑和作出决定只有一秒钟的时问。民警只相隔几步，不可能打不中，大尉开枪后紧紧贴在灯柱上，听见民警倒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余下的事读者已经知道了。
“疼痛引起休克，大出血，子弹取出来了，生命已脱离危险，”医生讲得不慌不忙，语气淡漠，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X光胶片，还不以为然地对在他身边来回转悠的年轻同事不时看上一眼。
克里亚奇科上校没有来回转悠，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尽管两位医生的神态一清二楚：话已经谈完了，您请便吧，我们还有事，谁管您是什么军衔。
“谢谢您，大夫，”斯坦尼斯拉夫说。“等他醒过来以后可以跟他谈谈吗？”
“要审讯吗？”医生瞪了他一眼，把X光胶片还给同事。“早知这样我不如晚一点动手术。”
“格里戈利是我的朋友，不需要审讯，”斯坦尼斯拉夫答道。他看着两个无动于衷的外科医生，心想各种职业的行家都一样，对别人的痛苦习以为常，否则他们就没法活下去。
“请听我说，”外科医生转身向着斯坦尼斯拉夫，皱了皱眉头说。“您的朋友的生命已脱离危险，有事请找负责治疗的医生。”
“谢谢您，大夫，”斯坦尼斯拉夫把别的话咽了下去，鞠了一躬。
格里戈利·柯托夫苏醒过来，跟斯坦尼斯拉夫讲了他为什么要去旅馆。克里亚奇科心想：只有少先队员才会单枪匹马去抓特别危险的罪犯，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命他休息，随即离开了急救院。
奥尔洛夫将军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身穿柔软的套头毛衣，因而满心舒畅。他从委员会会议上不辞而别那件事已经烟消云散。他已经不年轻了，心脏也开始有毛病了，像个绅士一样很有涵养地走出了会场。总统身体有病，正准备动手术；最上层的首脑人物像走马灯似的匆匆更换；检察机关正在研究要对一位部长提出刑事诉讼。谁还会把一个日渐衰老的将军放在眼里？第一副部长在那次倒霉的部务委员会会议以后顺口说了一句：
“除了非办不可的事以外，不要去打扰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让他休息休息。”
奥尔洛夫这张“纸牌”没有参与正在进行的摆纸牌猜卦的游戏，人们乐于不去打扰他。
他穿上他心爱的套头毛衣，管理着他的总局这份巨大的家业，感到怡然自得。将军装出患心脏病的样子，喝的不是咖啡而是茶。他一面品茶，一面像个保护人一样，不时慈祥地看看在他办公室的古罗夫、克里亚奇科和聂斯捷伦科。
“我有时觉得你们这些密探很差劲，看来你们还真有两下子。那么，你们在盗匪团伙找那个人，可他却悠闲地住在旅馆里。半年之内他换了多少旅馆？十二家，可以说周游了莫斯科。”
古罗夫站在他老爱站的地方，靠着窗子抽烟，往通风窗口吐着烟雾。他没有听他的朋友兼首长讲话。一旦将军决定讲正经事，他会叫的。这会儿他想闲扯，那就让他扯吧。斯坦尼斯拉夫脸上挂着他那傻乎乎的微笑，心里却在猜想，这个伊万·西多罗维奇是从莫斯科溜掉了还是换了证件在市场上做买卖？一个人只要有特工部门提供证件，那他在一个大城市里藏身的途径就多得数不清。
“列夫·伊凡诺维奇！列夫·伊凡诺维奇！”奥尔洛夫大声说道。“对不起，打扰了您的安宁。请赏个脸坐到这张椅子上来，咱们试一试好歹干点活。”
“将军先生，试一试总是可以的，”古罗夫离开窗口，在一张最不舒适的椅子上坐下来。“从实际情况看来，假如维尔丁中校肯给我们帮帮忙，我们就能有所进展。可是整个行动中起作用的环节正是他本人，因而他要是帮忙无异于自杀，那是完全不现实的。被柯托夫打死的那个大尉不在正式编制之内，由人事部门管辖。不过我们在查找那个不知其名的人方面总算大有进展，因为通过口头描述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模样。”
斯坦尼斯拉夫咳了一声，用怜悯的眼光看了古罗夫一眼。古罗夫觉察到朋友的目光，生气地继续说：
“斯坦尼斯拉夫，你不应当当密探，你该当个批评家。指出我们工作中尽人皆知的道理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的确，除了这个‘伊万’以外，莫斯科每天都能找到几个特征相似的男人。我们这位‘伊万’在他住过的所有旅馆里。穿着都像个不大不小的外来商人。证件有人给他换了，穿的衣服换了，社会地位也变了，只消两天不刮胡子不洗手，那么我们定下的侦查目标便毫无价值。可是他也会碰上一点小小的麻烦。斯坦尼斯拉夫，你别再傻笑了，给我们讲讲看，‘伊万’会碰上什么麻烦，他会怎样去解决。”
“住所，”聂斯捷伦科说道。他在老朋友中间觉得不自在，似乎无意中成了一个外人。
“谢谢，华连廷，你是真正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说道。“不过，一个人要是拿到新的证件、又改变了身份，谁也不会妨碍他重新在某个无关紧要的旅馆住下来。”
“可是谁能担保总局不会下命令，所有的管段民警不会在自己的辖区内检查旅馆、在最近两天内住进来的男人中进行筛选呢？”聂斯捷伦科问道。他感到将军正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几乎脸都红了。
“这么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啰？好吧，咱们撇开旅馆。我想，原先的克格勃还留下了一套又破又脏的住房做秘密联络点吧？”斯坦尼斯拉夫问话一出口就窘住了。“行了，就算我没有说这种蠢话。维尔丁不会把手榴弹放在口袋里而又指望别人找不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当出头鸟？让列夫·伊凡诺维奇拿点聪明主意出来。”
“认输啦，胆小鬼”古罗夫问道。“我跟你说过一百遍，纪年是从基督诞生开始。”
“从路灯下互相射击开始！”克里亚奇科急得抓耳挠腮。“大尉干吗要呆在旅馆附近？克格勃人员需要‘伊万’，但他们不相信他，对他进行监视，担心这家伙悄悄溜掉。那么他究竟会呆在哪儿呢？”
“在郊外哪个有人守卫的府邸，”聂斯捷伦科小声推测道。
“说不定在夏威夷！”古罗夫冷笑道。
“你怎么好意思，上校！”奥尔洛夫很不客气地说。“我要是每次都唠唠叨叨埋怨你……算了。伙计们，你们干得不错。你们实际上已经把那个‘伊万’的行踪推算出来了。他以流氓行为或小偷小摸的罪名被抓起来，关在预押间里，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叫——”
“临时隔离室，”聂斯捷伦科接着说道。
“实际上就这些了，”奥尔洛夫总结道。“剩下的就是把人找到和抓住。”
“要是能想出一项条文作依据，让我们能把他抓起来，那倒挺不错，”古罗夫说着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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