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夏天丹尼和阿巴在尼斯见面的时候，去莫斯科工作的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了。眼镜蛇已经两年没有工作，他最近的一次行动，是在南美干的。他在那里爆炸了一名外交人员的汽车。
在例行会见中，阿巴出人意外地说：
“国际刑警注意我们了，你去做生意吧，将个需要的时候，我会找到你的。”
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一套复杂的、保密保得很好的联络系统。他们两个都在世界上走过很多地方，但相互可以相当快地找到。一旦需要，丹尼往华盛顿寄去一张明信片，而阿巴便把自己的信寄到加那利群岛，具体点说就是特内里费岛，眼镜蛇不算年轻的夫人住在那里一家朴素的公寓里。前不久她还是一个寡妇，现在疯狂地爱着自己年轻的俄罗斯丈夫。瓦季姆虽然不算漂亮，但对于一个四十岁的人来说，样子还是很不错的，他从来就不漂亮，他的外貌充其量只能说是一般而已，不过，女人很喜欢。他根本不是田径运动员，身材瘦小、匀称，一张傻头傻脑的普通面孔，但却有一对亮得出奇的透明眼睛，它的目光简直使女人神魂颠倒，给男人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知道孩子们是容易受感动、非常敏感的，而且在评价人方面往往非常准确。瓦季姆·丹尼不是在五年级就是在六年级得到自己的绰号眼镜蛇的。那是在上动物课的时候，放了一部关于蛇的纪录片，摄影师成功地把一条眼镜蛇拍得很大。它实际上正对着镜头，也就是两眼直对着观众的眼睛。
“眼睛好大啊，真可怕。”不知是哪个学生这么说了一句。
“对，活像瓦季卡·丹尼的眼睛，特别是在他下赌注的时候。”
从此大家就开始叫丹尼为眼镜蛇了。其实当时他身上还没有任何残酷无情、毫无人性的表现。再说也不能称他为通常意义上的残酷的人。他从不折磨动物，即使后来成了刑事犯，丹尼也没有无缘无故地打过比较弱小的或者依附于他的小伙子。但当母亲死去时（他没见过父亲），早上丹尼履行了一切必要的手续，晚上就带上一个姑娘去电影院，看影片《狂欢之夜》，夜里就在母亲的床铺上作爱，因为床铺比被他压塌了的沙发舒适。
瓦季姆·丹尼生下来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家伙，对别人的灾难、痛苦甚至生命都漠不关心。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明白了天生的品质使他对周围的人具有一定的优势，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优势。
囚犯们在棚子里发现一个告密者，于是在当地头目们的会议上判处他的死刑。但在棚子里占上风的五个囚犯之中，有两个是入室行窃的窃贼，一个是骗子，另外两个是摸人口袋的扒手。但他们谁也没有杀过人。结果是：“罪犯”有了，“判决”也已作出，可是没有刽子手，谁也不想沾血，再说也没有杀人的能力。
七十年代中期，人命还是值钱的，到九十年代成为蠢牛的那些人，当时还没出生，或者刚进幼儿园。人命不值钱，也就是说像空酒瓶一样的废物，没有任何价值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当时的形势，我们非常熟悉：政治局作出决定，往往没人去执行。
丹尼听到这个情况，有一次他抓住一个头头，无意之中说道：业已造成的局势，改进并不复杂，他答应帮忙，要求“上面”提高他瓦季卡·丹尼在劳改区内的威信。这位“委员”对一个顽皮男孩的胡言乱语并不相信，但也没有拒绝。“政治局”开始失去威信，“人民”开始嘲笑他们。瓦季卡又走到“老爷子”身边，带着疑问的神色望了他一眼。那头头耸了耸肩膀，默默地点了下头。在这里眼镜蛇第一次表现了自己的预见才能。
“晚上，像平时一样，叫一些愿意的人来打牌。很明显，愿意来的人没有，可我来响应。您把我也邀请到您的宫殿里去吧。”
领导的棚子里有自己的红角①，一般的公民是禁止进去的。有人在这里喝酒（经常可以弄到酒）、玩牌，墙上挂着航空港的招贴画，上面画着一位牙齿雪白的空姐。
①指俱乐部。
在约定的时刻，当时谁也不知道的瓦季卡·丹尼坐在给他摆放的位子上，他抓起一副脏兮兮的牌，说道：
“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向你们深深地鞠躬。我准备干你们的活，我的要求很低。几分钟以后你们把我从这里赶出去，然后你们放出谣言，说我赢了，似乎是一名高级‘赌手’。干完以后，你们又要我来玩，你们又输掉并且向自己的人认输。你们告诉人们，说瓦季姆·丹尼是一名很厉害的赌棍，不是刑事犯头目，但是个受人尊敬的人。我没有多余的要求，只想在温暖之中过完自己不太长的刑期。”
“行，如果你乱说，我们马上让你变成虾子，趴在地上不动。”其中的一个头目说道。
“行，”丹尼学着他的口吻回答，从桌上抓起几张揉皱的钞票。“你要记住自己的话。”他知道他的目光一般人是经受不起的，他望了望说话的那人的眼睛，那人马上转过脸去。“这钱是我借的，以后会还的，只要求在刮脸以前开开光。”说完他就走了出去。
第三天早晨，告密者没有起来。他躺在床上，喉咙被锉刀割断了。在刑警队里一些秃脑袋的人在研究犯人的案件时，让改造营里所有的告密者竖起了耳朵，但对这个消瘦的瓦季卡·丹尼不仅没人眨眼睛，甚至没有人望上一眼。
他在厨房里服完他短暂的刑期。大家都知道劳改区里没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暖和。不论是刑警，还是他的同伴都没有露出惊讶来，因为他们知道头头们吃了这小子的大亏，所以把这样的地方让给了他。
他回到家里如果不是英雄，也是一个有威信的小伙子了。他的前科被撤销了，军事委员会马上想起了丹尼。他一生从没害过什么病，连任何一个正常儿童该得的病，他都没有得过，比如水痘、麻疹、扁桃腺炎等等，都从这小子身旁溜过去了。但那个时候的体检小组可不像今天这样；既然你右手上有食指，那你就得去服役。当时发现了他是平板脚，这是他从未听说过的缺陷，他们对他说，他不宜于执行紧急任务，所以只能在战争情况下才能应征入伍。
不久，尽管非常小心谨慎，瓦季卡还是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次集团抢劫案。他究竟在袭击一名醉汉中是否有责任，人们没有来得及确定。瓦季姆·丹尼赶紧跑到军事委员会，那里的人已经忘记了他的平板脚，因为很需要能够保卫俄罗斯不受阿富汗侵犯的军人。
军队对志愿从军的丹尼非常注意。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之后，这个年轻的战士被派到了一所中士学校，在那里学习爆破技术。新兵基本上是来自俄罗斯偏僻地方一些十九岁的小伙子，理解力不强，一个二十四岁的莫斯科人具有中等文化水平，有生活经验，还有刑事犯人的机警，所以显得特别突出，赢得了领导的赏识。他们甚至在授予他中士军衔之后，还想把他留在学校里。但阿富汗的战争越来越严重这才使得他们把丹尼派到战争最激烈的地方。
但在阿富汗，领导对这位严肃认真、很守纪律的小伙子是非常赏识的，所以他没到前线上去，而是被派去清除山间道路上的障碍。当地的居民天天破坏道路，设置障碍。爆破的工作多得很。虽然他们呆在远离战斗行动区几公里的地方，但小股阿富汗人不仅在夜间，而且在白天出现，于是不得不趴到石头缝里，进行回击。
眼镜蛇对战争和自己的命运持哲学家的超然态度，认为他今天拿到的是一手并不很坏的牌。在莫斯科等着他的是监狱，长时间地等待审判，起码要在严格监视的区域里面等待五六年。身边不断有小伙子死去，他们还没见过生活，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追查，他们惟一的错误在于他们出生在苏维埃国家里。
一清早就走到目的地，仔细察看即将进行的工作面，然后分配自己的士兵，丹尼中士的第一件工作是给自己找一个掩体，也就是在悬崖之中找一个在受到攻击时能够进行防卫的地方。他不是哲学家，没有政治眼光，对生活的理解很简单，所以对阿富汗人没有个人的仇恨。他们没有请我们来，我们却来了，我们希望他们过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生活，可他们却不愿意。而这里还有真主与基督相混的问题，一般说来这种事是不可理解的，他们说他们没法子解决那个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请问我们为什么要爬到这里来，这里又有谁需要我们呢？
离复员还剩半年的时候，眼镜蛇奉命去清除山间道路上的障碍，工作非常普通。
丹尼没有听到枪声，但从警卫队一名中尉的倒下情况来看，他明白最坏的事情开始了。一小批工兵和战士在一条狭窄的公路上，很像在棋盘上排成一列的玩具卒子，只有没有手的人才会打他们不中。魔鬼都会开枪。实际上把所有的人都消灭以后，他们才从悬崖上纷纷走下来。
眼镜蛇的自动枪摆在一边，他甚至没去想它了。他站在悬崖附近抽烟，冷漠地望着自己的同志一个个被打死，指挥这支队伍的是一个大胡子田径运动员，但负责的显然是另一个人，一个中等个子的欧洲人。他没有开枪，没有叫喊，而是像主人一样，环视着战场。欧洲人望了一眼正在安然地抽烟的眼镜蛇，对那个正在指挥的田径运动员说了句什么。那田径运动员马上喉音很重地叫了起来。阿富汗人急忙捡起扔在路上的工具，开始上山。欧洲人走到中士身旁，同他说了句什么话，于是丹尼不仅没有被捆起来，而且让他背上五支自动枪，再加上一包炸药。他走得很自由自在，大约走在这支不大的队伍中问。这支队伍拉成一条散兵线，走在这勉强看得见的山间小道上。他们走了三天三夜，中间只短暂地休息几次。
就这样眼镜蛇第一次认识了阿巴。生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有好多年。后来阿巴不止一次地感激命运和自己的洞察力。正是它们暗示他：这个年轻的俄罗斯小伙子长着一对死人一样的透明眼睛，在自动枪枪口下不动声色地吸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在山里，丹尼住在一间石头砌成的农舍里，那里有一口灶，眼镜蛇就是用它来煮东西吃的。他睡在一块硬板子上，上面盖着显然是从俘虏身上脱下的破衣，没人守卫，不过无处可逃。当然，他可以确定苏军在哪个方向，所以如果照直走去，最终是会找到自己人的。不过，对于眼镜蛇来说，到底谁是“自己人”呢？主要是走到他们那里的机会，实际上是一点也没有的。在此以前他已经知道那个外国人的名字，虽然他的民族确定不了，但他肯定不简单。俘虏的自由显然是受到监视的，那不过是一种极其原始的圈套罢了。眼镜蛇有一次问阿巴：
“您对我有了固定的看法了吧？我们什么时候坐飞机离开这里？”
“一切都有它自己的时问。您祷告吧，求你们的人别把我打死。要是我死了，您会跟着我死去的，而且只会死得更惨。”阿巴回答道。
“我说过，对于我来说，没有你们和我们之分，我就是我，”眼镜蛇说完就回自己的洞穴里去了。
一天以后阿巴带着一个阿富汗人到屋里来找他，他们交谈几句之后，那个当地的土著解开两手捧着的一个袋子，从里面取出一个人头来。
“你认识这个人吗？”阿巴问道。
屋里昏暗不明，那人头满是血污。眼镜蛇说：
“您拿到亮处来看，我搞不清。”
那阿富汗人把人头塞到眼镜蛇手里，说了句什么话就走出去了。眼镜蛇走到户外，在不远处的水桶里把人头洗干净，用抹布把它的脸部擦干，然后把人头放在悬崖的突出部上，仔细看了看就走开了。这时他很像一位画家或者正在寻找最佳肖像画模特的摄影师。
阿巴注意观察丹尼，默默地在抽烟。
“他的姓名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二连的司务长，他们驻扎在与我们的毗邻处。”
“他是侦察员吗？”阿巴问道。
“我看不是，”眼镜蛇回答说。“我认为他是一名普通的野战军官。”
“关于他的情况，你不能再多讲一点吗？”
“不。”
“好，您把它埋掉。”阿巴好奇地望了他一眼就走了。
眼镜蛇在悬崖中间找了一小块土地，挖了一个坑，把人头埋好，就开始准备中饭。他觉得有人在监视他，所以没有回头，表现与往常一样。
又过了三天，营地里带来了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儿子，那孩子十岁左右，也许稍稍大一点。眼镜蛇是从远处看见他们的。阿巴又出现在棚房里了。
“他们抓住一个俄罗斯上校的妻子和儿子。上校在战斗中牺牲，没能把他运走。他们想把那女人和她的儿子送回去。我们有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您可以做到让车子开到俄国人那里就爆炸吗？”
“一开到就爆炸吗？”眼镜蛇反问了一句。“不。如果装上时钟装置，它就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工作。车子将停在哪里，不知道。可以做到这样：一打开前罩或者行李舱，车子马上就爆炸。我现在没有那种远距离操纵装置。所以您安排的这幕戏，我无力扮演。”
“如果这将决定您的生死呢？”
“您听着，少校、上校，您事实上是什么人，我并不知道！”眼镜蛇发火了。“我的生命怎么也同我的技术联系不到一起的。不要吓唬我，您可以相信，这样做，毫无意义。总的说来我在这个洞穴里已经呆厌烦了，天天夜里挨冻。我就是这么个人，你们要，就把我带走！”
“您是个怪人，瓦季姆。”阿巴沉思地望着他。“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可我无法理解您。”
“我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我像车辕一样简单。”中士回答道。
几天以后，眼镜蛇被转到了战俘营，那里有普通的营房、双层床铺，伙食开得不错。那里有各种不同民族的人，他们分成若干小组，相互用本族语谈话。也有十来个俄罗斯人，在他们中间眼镜蛇很快就发现了三个窃贼，他们并不特别难找。他们都采取一副挑衅的样子，大声说话，炫耀自己身上刺的花纹。他们应该被安排在房里的马桶边上才好。他们中的一个个子高，身体虚胖，一头红头发放着光，第二天就走到眼镜蛇身边，漫不经心地拍拍他的肩膀，说：
“你好呀，小伙子，我觉得我们的人又多了一个。你是投降的，还是受伤被俘的？我是这里的老大，你心里有什么就向我报告吧！”
眼镜蛇发现那小子的朋友们正在注视他们谈话。当时谈话是在院子里进行的，不远处站着一个手持自动枪的哨兵。眼镜蛇一句话也没说，就狠狠地抵住窃贼的喉咙，抵住喉节下面的凹处。那小子的嗓子马上就哑了，吐了一口痰以后，就跪了下来。眼镜蛇绕过他，朝俄国人住的“区域”走去。其中的一个俄罗斯人显然是一名军官。
“好斗的公鸡们，你们之中有谁在营区内喝过稀菜汤？可以谈谈吗？”他望着那个军官。“你是共产党员，还是在共青团里生活？我警告你们，谁要是爬到我的身边，我就打死谁。”没等回答，他就沿着篱笆走去。
俄罗斯人没再接近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有两次企图同他谈话。眼镜蛇只说了一句“滚开”，他们就没再打扰他了。
审问开始了，他们说话基本上是很客气的，不过打了他三次，他两次倒地，都爬了起来，拒绝继续谈话。
一个星期以后，阿巴来了，他像对老朋友一样对他微微一笑，然后问道：
“怎么样，暂时还活着吗？”
“对我怎么办呢？”眼镜蛇大吃一惊，似乎谈话不是在集中营里，而是在休息室进行的一样。“伙食还算过得去，人可坏透了，都是臭狗屎，所以我同谁也不来往。”
“我知道。听说你在这里有了威信。”
“我是动摇不了的。我等着你们作决定。我以为，官僚主义只有我们苏联有，在美国决定问题会快一些的。”眼镜蛇说道。“检查证件是空劳神，人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检查得出来。”
“为什么你认为我是美国人？”
“你总不是通古斯人吧。你是特务，中央情报局或者什么别的机构的人，反正我无所谓。”
他们坐在审问室里，那里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张沙发。警卫员弄来咖啡、夹心面包，一瓶酒和几只杯子，还有一瓶冰。
“你说过你无所谓。我却不喜欢无所谓的人。”
“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喜欢女人、好的衣服、食物，也喜欢舒适，虽然在生活中，好的东西我见得很少。”
阿巴有过很多名字和姓，列举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他是好几个国家的国民，就职业而言，他是招募者，不止为一个特务机构工作。这些机关对这一点很清楚，因为他们喜欢他这样干。他并不搜集秘密情报，除了人之外，他没有什么可交易的。主要是恐怖分子，必要时他可以把他们卖出去。他是一个优秀的代理人，对人具有超常的嗅觉，不仅可以发现人们隐藏的缺点，而且可以把那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潜力和有时连本人都不知道的才华都能发掘出来。
早在悬崖底下阿巴马上就看上了这个俄罗斯中士。但这位经验丰富的特务非常明白，最有前途的人是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和长期的教育的，只有过了几年之后，才可以成为高级专门人员。教会一个人掌握最现代化的爆破方法，问题不难，更何况这个人已经熟悉炸药呢。俄罗斯人有一些严重缺点：文化水平低，语言不懂，从各方面情况来看，他连一种语言都没掌握好，不能进行交谈，而且永远都是俄罗斯人。他的优点很多：机智、勇敢、灵活，而且纪律性强，不爱虚荣、要求不高，有耐性，善于等待，对待金钱态度很平静，似乎他是在富裕之中出生、长大的，尽管阿巴已经知道他是在贫困之中出生、成长的。最主要的是他天生感情极其贫乏，对别人的生活漠不关心，就是对自己的生活，他也相当克制，尽管自我保护的意识还是有的。这种人在宗教狂中常常碰到，但阿巴不喜欢这种人，他避免同宗教狂工作。他们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像狗一样，带着炸药直往坦克底下奔去。宗教狂准备在罗马教皇的怀抱中高高兴兴地飞到空中。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离梵蒂冈许多公里之外被捕，而对多年长期的工作，他们又完全干不了。
“我不是美国人，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关系，”阿巴说道。“你还得耐心等下去。”
“你听着，我不管你真的是什么人，”眼镜蛇回答。“我希望你相信我，并且尽快把我从这里带走。我明白检查需要时间，好酒总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你使我感到震惊。”阿巴斟上威士忌，往自己的杯子里扔进几小块冰。“你从没喝过好酒，你根本没有好奇心。”
“我从不企图做我不能做的事，不打听比我应该知道的更多的东西。我善于忍耐，我们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血液里有耐性，是和母亲的奶水一起喝进去的。你在自己的层面上决定，你可以在自己的领导面前为我保证。给我安排一个搬运工的工作吧。我将拼命苦干，我等着你叫我。”
“我叫你到哪里去呢？”阿巴忍不住笑。“你能干什么？”
“炸个什么人总是可以的。”眼镜蛇点了下头，一大口喝干了一杯威士忌。“你不会需要我去干别的事的。”
“时间会证明的。”阿巴又给眼镜蛇斟满威士忌。“当然，你将来还是一名俄罗斯人，这是不容置疑的，不过，不值得去挥舞红旗。”
“你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你喝酒的方式。你要学会像人一样喝威士忌。”
“我根本不喝酒。”眼镜蛇朝杯子里望了一下，就把杯子放下了。“我的祖先都是喝酒醉死的，我见酒就过敏。”
“一般说来，干我们这一行不能不喝酒。看来你得学会文明喝酒。明天你我坐飞机离开这里，你的证件已经准备好了。”
苏军以前的中士瓦季姆·列昂尼多维奇·丹尼来到了欧洲一个很小的富裕国家里。这个国家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参加任何联盟。他取得了居住证，被安顿在一家郊区的公寓里。他似乎是在那里当更夫和园丁。实际上他一天十二小时学英语、德语，稍后又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爆破技术他学习很少，他的训练情况经过检查，他们是满意的，只让他了解了一些新的爆炸装置。
许多时间用去教他如何正确着装，让他学会在饭店和商店里的举止，注意这样的细节；哪里放钱，如何使用信用卡以及如何同交通警解释等等。
“你是俄罗斯人，谁也不隐瞒你的民族，”阿巴说道。他不住在公寓里，但时不时地出现在眼镜蛇的课堂上。“但你是个文明人，而且是个对自己不加注意的人，你先要学会正确地横过街道、停车、问警察交谈，不要企图给他贿赂，不要从裤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钞票来。”
半年以后他可以在咖啡馆、商店以及同警察用三种语言交谈了。他天天擦皮鞋和换衬衫，有了钱包和信用卡。后来他在法国住了三个月，在德国住了两个月，迁到西班牙后，在那里结了婚，过起了正常的定居生活。
不久，眼镜蛇就干起了他的本行，当起爆破手来了。最初的几次任务，并不复杂，他爆炸了几辆无人守卫的汽车，可后来的任务就越来越复杂了。
夏天，阿巴把他叫到尼斯，结果，眼镜蛇比预定的时间早飞来一昼夜。他有了西班牙的身份证，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决不使用伪造的假证件。他有了很好的生活，有爱他的妻子、一个并不漂亮的西班牙寡妇。她并不希望重新出嫁，也不渴望得到这位俄罗斯美男子尼古拉的心。
妻子有一所不大的公寓，带一个很小的花园，距离大海大约有五分钟的行程。她还拥有一家体面公司的股份，那是父亲留下的遗产，她的收入可观，足以过体面的生活。公寓坐落在特内里费岛上，那是加那利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眼镜蛇不靠妻子的钱生活，他是一家从事不动产买卖的公司董事会的董事。西班牙语他听得懂，但说得不好，不过可以进行解释。近几年岛上来了俄罗斯人，他简直成了无价之宝。他不仅能流畅地说俄语，而且很了解这些人的心理，现在任何一桩同俄国人的公馆或者地皮的买卖，都非有他的参加不可。他是由一些体面的商业大亨介绍参加公司的。这些大亨的后台是阿巴，或者准确地说，是他的组织。眼镜蛇相当聪明，不会为自己地位的稳固所蒙骗。在阿巴召他去见面时，他马上就去了。他的这次旅行正式的解释是必须会见生意上的伙伴、可能的买主。至于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在另一个国家的某个地方（自然不是参与谈判的那些生意人所在的国家）爆炸了外交官的汽车，或者发生了别的恐怖活动（在多数情况下世界上著名的“兄弟”和“斗士”等组织承担责任）与这个俄罗斯族出身平平常常的西班牙商人没有任何关系。
给汽车安上地雷，甚至给被上帝忘却但却没被特务机关忘却的某个国家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安上地雷，能做的人不少。但是能在准备过程中不被捕（被捕的次数是最多的），或者不留下自己的痕迹，让警察或国际刑警组织可以据此找到他的人，就不是很多了。眼镜蛇有着超人的嗅觉，他发现埋伏或者圈套的时间，往往比担任警卫任务的特工发现他的时间，早很多。所以他往往用虚假的活动来引开警卫人员，或者干脆放弃这次恐怖活动。
他第一次拒绝爆炸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位并不知名的外交官的汽车。当时阿巴对此感到很气愤，说什么这是你的工作。眼镜蛇则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他对目标已经研究过了，他不是捷克人，不是东德人，而是俄罗斯人，不是在编的外交官，而是人家送上来当饵鱼的职业侦探。他，眼镜蛇，不是没有脑子的梭鱼，随便奔去上钓的。生活证明这位俄罗斯人的说法是对的，于是眼镜蛇的威信大大提高。他不仅仅是一名实际执行恐怖活动的人，而且参与涉及到俄罗斯人的某些行动的计划的制订，成了一名顾问。第二次是他拒绝给一位武官的汽车安放地雷，他说“梅尔谢杰斯”轿车一与磁性地雷发生接触，马上就会爆炸。阿巴很不满意，但没再坚持，便把这项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工作，交给了另一个人去做，结果那个人被炸成了碎片。
阿巴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但同它里面的某些人经常有接触。大约两年前，他们把眼镜蛇的外貌描写告诉了他，说如果这个小伙子在他那里的话，就把他调到预备线路上去。国际刑警正在寻找他，不过他们没有掌握任何材料，但知道他是俄罗斯人，外表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阿巴明白，国际刑警也正在捕捉他，他在那里有内线。他把眼镜蛇隐蔽起来，他本人也中断了同自己人的联系。这样的预防措施是极其必要的，但却带来了可以察觉到的损失。大家知道，祸不单行，就在这个时候，眼镜蛇也遭到了严重的财政损失。新来的一位俄罗斯百万富翁在海岸边上买下了一座豪华公馆。眼镜蛇是这桩交易的中间人，得到一笔可观的中间费，但不久就查明，他开户的那家银行破了产，或者准确点说，那是一家纸上银行，于是他不得不归还那些钱。更有甚者，税务机关也来关心他了，而特务机构提供的保护伞，因为阿巴停止活动而收回了。近几年来，眼镜蛇第一次失去了保护，而且几乎落得个一文不名。
所以今天，即一九九五年夏天，他坐在尼斯的海岸上，看着一个身穿黄色工作服的黑人在清扫已经干净得无可指责的海岸。那个黑人坐在一台巨大的活动吸尘器上，操纵着一根有两个人手臂那么厚的吸尘管，把肉眼看不见的尘土和一根根游人胡乱扔下的烟头从沥青地上吸了进去。“这些烟蒂是我的同胞扔下的，”眼镜蛇懒洋洋地想道。“而红色吸尘器上的黑人活像一个外星人带着一个弯弯曲曲、皱纹满身的机器人。”
眼镜蛇看到越来越近的黑影的时间，比黑影落在他伸出的两腿上的时间要早，所以他把脑袋扭了过去。阿巴像周围大多数人那样，穿着一条短裤，衬衫散在外面，头上戴一顶有帽檐的帽子。眼镜蛇虽然在温暖的国家过了多年，却不习惯穿短裤，而是穿一条浅色的长裤。他懒洋洋地朝走近来的人挥手，似乎他们是在昨天，而不是半年前见的面。阿巴坐在一旁，用西班牙语问好，但眼镜蛇把他的话打断了。
“你好，亲爱的，这里俄罗斯人比西班牙人多，所以你不必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你自己身上来。”
“热。”阿巴近几年发胖了，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说：“走，喝杯啤酒去。
咖啡店和小饭馆一家接一家地紧紧地相互挨着，你搞不清哪里是一家的开始，另一家的终结。只能根据围椅上蒙布的颜色来判断。摆在人行道上的广告牌上，张贴着各种各样的菜单和五颜六色的广告。“这里讲俄语！”几个大字不时映进人们的眼帘。
多数来这里休息的人坐在户外的阳伞底下吃喝。但阿巴却果断地下到昏暗、阴凉、人少的地下室里。酒店老板正在干活，像全世界他的同行不停地干的那样：在洗杯子。一见客人进来，他就放下那些闪亮的酒杯，过来鞠躬问好。阿巴回答了他的问候，坐下以后要了一瓶白葡萄酒，说道：
“很难认出你是俄罗斯人，只有一点会把你暴露出来。”
“我知道，我很少微笑。”于是眼镜蛇微笑了一下。“不过我也知道，我的微笑不会使人感到高兴，而会感到可怕。我甚至对着镜子练过多次，都不成功。目光也好，微笑也好，都对我不利。”
老板端来了啤酒，斟满两个大杯子，抹去桌上看不见的灰尘，然后回到柜台里面，重新热心地擦他闪亮的餐具。
“你很久以前去过俄罗斯吗？”阿巴问道。
“你知道九○年夏天我做生意飞去过莫斯科，第二天就碰上了可爱的派出所长。”
“我知道，你说过魔鬼把你送到了你的乡下。虽然原则上讲，同过去的朋友进行接触，不是坏事，特别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阿巴尝了尝啤酒的味道，点了下头，注意望了一眼。
“我报告过：在那次无意的会面之后，我离开了故乡的土地，在市中心住了三天，连一个老家伙都没见到。”
“你要在文明世界生活多少年，才能不再使用粗鄙的词语呢？”
“我可以像文学教师那样说话，尽管我担心今天的教师会比我更糟蹋俄语的纯洁。别扯远了，到底俄罗斯怎么样了？”
“我们该归队回去工作了，”阿巴说完，掏出一包香烟。“你不觉得有人对你不满意吗？”
“那是你的决定。你找到了那个泄露情报的人吗？”眼镜蛇一口喝干自己的啤酒，嘿嘿一笑，然后又斟满一杯。“炎热时候啤酒可以随意喝。”
“我不同你耍花招，我没有发现情报流失的渠道。不过从俄罗斯人那里传来一个诱人的建议。你知道他们将在十二月举行国会选举吗？”
“是杜马选举，”眼镜蛇纠正他的说法。“我知道。我经常看俄文报纸。”
“你是对政治上的微妙差别感兴趣，还是只对事情本身感兴趣呢？”阿巴问道。
“如果你在俄罗斯工作，最好什么都知道。”眼镜蛇回答。
“你不在俄罗斯工作。”
“我是在那里出生的，你讲吧。”
“在一定的圈子里，人们对克林顿与你们的鲍里斯沙皇的友好很不满意。你别急，谁也不会委托你去刺杀俄国总统。”
“并不可笑。你还会说不会派我去广岛扔第二颗原子弹呢。”
“你总是清醒地估计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还活着，与那些不听我的警告的人不同。”
“对，对，我记得。”阿巴抽起了一根很厉害的烟。
眼镜蛇发现他的老师大大地让步了，他的手指在轻轻地抖动，于是想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同这个人的关系该结束了，应该寻找新的老板。
“俄国人到底想要什么？”眼镜蛇吃惊地问道。“他们自己的专家多得很。”
“他们希望摘一次能够震动选民、使人们离开现在的统治者的恐怖活动。”
“您在笑？您不是经常谈俄语报纸吗？莫斯科天天有人在搞爆炸、在开枪，可这并没有震动任何人。”
“正是如此，所以需要炸得地动山摇才行。”阿巴停顿了一会儿。“两百万美元呢，你可以不必到任何地方工作了。”
“炸什么？”眼镜蛇仍然在反抗，但他已经开始考虑各种可能的方案了，因为他明白，不会有第二个类似的建议了。“炸克里姆林宫？瓦西里·布拉仁内宫？”
“你是俄罗斯人，你更清楚。十五年前，在山间小道上我让你活下来时就感到这样的一天一定会到来的。行动应该是绝对的毫无意义，但又是最最残酷的。”
“这一点可以办到。”眼镜蛇想起了中央百货公司，柜台旁挤得密密麻麻的人群和卖冰淇淋的手推车。“阿巴，你同领导关系不好，不是晚年老糊涂了吧？”
“我不是神风敢死队员。他们只顾把我们送上去，却对我们的安全不屑一顾。派我们去消灭什么，总是准备要付钱的。不单对你，就是对我二十多年来也都只是当雇工使用，不纳入正式编制，他们都给自己保险，以防万一失败。我和我的人是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任何一台电脑里都找不到我们。不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别的什么特务机构都不承认我们是他们的人。一完成任务，把手枪或者自动枪一扔，便同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了。”
“在他们的电脑里查不到我们倒是一件好事，”眼镜蛇说完，把酒喝干，然后对店老板把手一挥，叫他送瓶新的来。“所以我们才活得久，什么电脑都可以看。”
在长期的合作中，阿巴不知道想过多少次：这个俄罗斯人的脑袋到底是否正常呢？他把人命看得一文不值，这种人阿巴碰见过，但这小子却好像生活在时空之外。
店老板换了一个烟灰缸和一瓶酒，又无声无息地走到柜台后面去了。酒吧间里静悄悄的，昏暗、凉爽、吵吵闹闹的光明世界似乎不存在于沉重的木门之外，而是在几千公里以外或者几千年之前。也可能是，这两个外表普普通通的文明男子孤零零地生活在宇宙里，而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世界却在不知道的远处转动吧？
“阿巴，我从没问过你是哪里出生的？”眼镜蛇出乎意外地问道：
“记不起了，我们不是没有民族吗？”
“你别乱蹬脚，我可是俄罗斯人！”眼镜蛇愤怒了。
“你算什么俄罗斯人？见鬼去吧！”阿巴嘿嘿一笑。“我这么叫你，是凭的习惯。还因为俄语是你能运用自如的唯一语言。你打算去莫斯科干嘛？”
“不过俄国人得先付钱，”眼镜蛇说道。“他们前不久在财务上使我上了一次大当，几乎弄得我破了产。”
“实际上我已经谈判好了，只需要寄证明去，他们就会派一个人来同你商谈细节。你说得对，得先付款，但主要的是要他们保证在莫斯科给你材料。”阿巴所说的材料指的是炸药，因为那是无法通过国境和海关运进去的。
“我已经大致确定了目标，必须仔细察看，才能决定需要多少材料，如何安放。但在莫斯科最要紧的是住在哪里？”
“现在莫斯科的外国人成千上万。”
“安全人员也成千上万，”眼镜蛇嘿嘿一笑。“你不了解这个城市。不过，莫斯科也像世界各处一样，宾馆只看顾客的肤色。”眼镜蛇回答道。
“在今天的俄罗斯，如果你肯付钱，有人能给你把坦克开进莫斯科。总而言之，现在那里的局势，对搞恐怖活动是极其有利的。车臣就不止一次威胁过莫斯科。”阿巴说道。
眼镜蛇轻蔑地一笑，问道：
“你是同谁谈判的？谈判了什么？”
“特殊勤务局，你不在，不可能谈具体问题。只提出了战略任务。应该震动的不是统治者，而是平民百姓。要把报纸、电视台发动起来，他们会知道怎么干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可以见到他们的人？”
“大约一个月以后，在塞浦路斯。现在那里的俄国人多得很，生意很红火。去塞浦路斯的人形形色色，不过主要是二三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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