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斯捷潘·西多罗维奇·沃洛金在自己的办公桌后坐着，警觉地望着在他对面的安乐椅上坐下来的约莫五十岁的男人。
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甚至在反间谍局的副局长心目中也是个神秘人物。瘦骨嶙峋，穿一身雅致的服装，仪容高贵的，狭窄的脸膛，斑白一半的头发，乌黑的眼睛，善意的目光——这就是客人的外貌。他是个有知识的、聪明的中年男人，但是这只是看得见的海上飘浮的冰山的一部分，而其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它被那未知的事物掩盖着。
沃洛金知道，在苏联解体以前福金曾有上校军衔，先在第一总局，嗣后不久在第二总局工作，这之后他被该机构免职。他很快就在总统警卫处担任某种无关重要的职务，他没有恢复军衔，福金被降职，他当中校。但是某些文献资料向沃洛金报道；福金偶尔在某处供职，属于那个拥有无限权势的科尔夏诺夫将军的助手之一，但他不在办公室上班，不书写公文，不过他随时会钻入自己上级的办公室，他们谈论的内容谁也不清楚。此外福金还钻入总统和政府的行政机构的各个办公室，他到处受到招待，人们怀有敬意地和他谈话。有人看见福金待在主人的郊区公馆，这个中校在那里很熟练地打网球，让自己打赢那些有最高军衔的人，而众所周知，福金不应该这样做。
沃洛金在一年前吩咐对福金做出“指示”，但在两星期以后，上级打来电话并且粗暴地命令沃洛金去制止福金从事业余活动，制止福金去管他不应该管的闲事。
总之，谦逊的中校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是一个神秘人物，因此就应该和他保持更远的距离。当星期二早晨有人向沃洛金报告，说某个福金中校未事前商定便走来看他并且请求接见他的时候，将军放下了打算做的事情不做，命令不与任何人联系，只接待中校。
你看，他们谈论了半个多钟头，而且中校公然表示不满，甚至有点儿蔑视办公室主人。虽然这一切只是在语调中流露出来，但是中校说的话还是很有礼貌的。
“我再说一遍，尊敬的斯捷潘·西多罗维奇，请您不要去干扰戈尔斯特科夫一家人。”福金正坐在那里，跷起二郎腿，欣赏那只闪闪发光的皮鞋。“他们不是我们这个部门的人，反谍机关急于要办的事是够多的哩。”
沃洛金没有耐性了，甚至这个将军连天生的谨慎态度也丧失了。
“我对您此行表示应有的敬意，中校，但是我不明白，您根据什么干扰我们的工作？”他相当强硬地说。
“因为您打搅我的工作，”福金冷淡地回答。“您在巴黎打搅我，您在莫斯科爱管闲事。”
“再说一遍，我不知道谁在巴黎打搅您。就是您的那些人在那里把我的小伙子打成残废了，这是事实，谁还会窜到那里去，我不清楚，我猜想到他们是古罗夫上校的小伙子们。”
“是的，古罗夫，他太放肆了，应该管束他，”福金迟缓地说，但是他的语调和他对古罗夫说的漫不经心的话是与他这个中校对著名的密探所持的真诚态度不相符的。
福金大约在十年前，也许是在十年多以前和古罗夫邂逅相遇，二人相遇的回忆在中校的复杂生活中不是最愉快的。很少有人使他畏惧，但是他防备古罗夫，并且咒骂世界上的一切，说这个密探原来和某种严肃而微妙的事件有牵连。
“管束他吗？”沃洛金随着说起来，“如果您，尊敬的谢苗·彼得罗维奇，能够执行这项任务，我本人用我挣来的血汗钱买一箱白兰地酒摆在您面前。不能管束古罗夫，他是一条汉子，虽然可以杀掉他。”
“将军先生，您说些多余的话。”
“中校先生，别想得入神！”沃洛金失去自制力，提高了嗓门，“我不知道谁在庇护您，您在目前代表谁，但是您应该知道轻重！”
“您要明白，您不知道在巴黎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是谁在庇护我，”福金厌恶地蹙着额头。“将军，对您的职务来说，您没有充分熟悉情况。有一次您试图打听我的情况，有人用俄语对您解释，说不应当这样做。将军，我很清晰地说给您听，使您更明白，即使我在戈尔斯特科夫之家附近的地方看见您的一些人，你们就是在执勤时也决不会发生不愉快的事，因为并没有特殊任务。此外，我向您暗示，我所关心的是，希望谁也不会把您抓起来，送您到一家大商行里去工作。您将依靠养老金活他一辈子，因为我真的知道，您不仅愚蠢，而且还要装成一个正派人，不接受贿赂，您还没有一笔积蓄哩。您在有暇时想想吧，我不是向您告别，我们也许后会有期。”
福金轻快地站立起来，点点头，走出去了。在街道上，他走到一辆绝非豪华的“梅尔谢杰斯”牌小轿车跟前，来不及打开汽车门，它就殷勤地敞开了，和司机并排坐的是个年轻的男人，他不是管理员，也不是保管员，而是一个以侦察为职业的人，他这一生中见多识广，他不会注意任何多余的事物，尤其不会把他记在心里，福金宁肯倚卧在后座上。
司机开动马达，听候口令。
“伙伴们，我们究竟要闯到哪里去？”福金叹一口气，问道，忍受住停顿的苦闷。
“伙伴们”都是有经验的人，他们心里十分明了，谁也不会问他们，该到什么地方去，主人早就拿定了主意。
“啊，既然您一定要蔑视我，那么我们顺便到银行去看看，光说一句表示谢意的话，您是不愿意工作的。让我们给您取出工资来，您给我一笔花销，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吃一餐午饭吧。”
小汽车静悄悄地驶离人行道，钻入了公共运输的洪流。
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某些问题方面他是有天才的人，毕业于克格勃的高等学校，留在莫斯科工作。不靠走后门能够留在莫斯科的人为数不多，更准确地说，简直寥若晨星。福金能流利地，几乎不带俄国口音地说英语，精通法语、德语，粗通西班牙语，他喜欢地质勘探局的工作。头几年他甚至是爱国主义者。他在好几个大使馆工作过，住在外交人员公寓，最初在英国，嗣后调往美国。当然，这些国家的特工机关都知道，事实上谁是那个经常穿着得体雅致、与大多数俄国人有所不同的自由不羁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但是福金完全能够使特工机构感到满意，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你驱逐一个侦探，他们会派遣另一个侦探来。而福金为人谦虚，有时和他人互换宝贵的情报，尽管他从来不提供许多情报，但是他的情报一向是高质量的。
福金凭良心工作，意识到中央的支持，他热情地、顽强地、一往直前地行动。他获得额外的军衔，很快就擢升为上校，看来他能在职位的阶梯上飞速地前进。在俄国所关注的至为重要的国家的首都委任他为驻外公使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的时候，突然派遣了一个党内的不内行的小子担任此职。
在供职多年之后，他豁然省悟，心中明了，上层当中没有谁会对他的才能感兴趣，谁也不需要他的细致耐心的，有时是冒险的工作。在侦察中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闹剧，说得更准确些，这是一种提升“自己人”的方式。甚至即使向具有无限权力的安德罗波夫提出附带有个人赢利前提的以一比百的交换方式，那个人就会不加思索地采取这种交换方式。
福金认清了他最初应当了解的情势以后，垂头丧气，停止了工作，开始正确地书写公文。但是不知道，盛气凌人的人才敢于这样做，而沮丧的人不敢这样做。权贵的儿子们和干亲家们才敢于摆脱这种文牍工作，而一个普通人就必须耕耘。两年后人家把福金调回莫斯科，从领头的总局转移到负有与敌特斗争使命的第二总局，如果没有敌特的话，那就要和国内反对派、犹太人以及敢于违反社会规章的俄同人作斗争。
福金既不是法律维护者，也不是有敏锐的良心的人。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从事认真严肃的男人的事业，宽容地说，在新的地方他觉得自己不舒适。谁说了什么呢？谁在哪里印了什么呢？不过这都是不重要的事。他突然来到党委会的领导那里，党委应当直接向在野党的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情况。但是福金并不把这类事情记在脑子里，他活着，这样活着，为信仰和真理而服务。他没有什么自尊感，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是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他耽误了自己的发展，到头来他也不会明了，真行的不是在狩猎时用枪打伤野兽的人，而是及时地吻上司的屁股、把他的脚掌端到眼前来的人。
当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上校和勋章获得者明白，他的火车离开了月台，他满怀着侦探工作的知识并掌握三门语言，可是谁也不需要他时，戈尔巴乔夫出现了。改组工作开始了，他们解散了具有无限权力的克格勃。福金在这里亲眼看见了他认为最可怕的而且最可耻的事情。各个地区抢走了一批伙伴，专家总是需要的。尽管政权改变了，取消了苏联，但是他们抢走的不是专家，而是一些走后门的人。原则上并不是说你能够胜任工作，站稳了立场，而是说你是个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在一起。只有到那个时候，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才留下了不良影响和恶习的痕迹，并且对自己说：“您所确定的准则，我都接受，只好怨自己。”
福金懂得，在这个社会只有政权才能给予人以相对的自由。他把自己的机会和升迁的可能性估计到最低限度。侦察任务使他受到了训练：要像大伙儿一样，你不用操出头来，你的精力不是潜藏在肌肉中，而是蕴藏在情报范围内。
他这个王牌侦察员接受了中校军衔，毫无意义的职务，并为所有今日的政客们收集情报。当他只是挖了一下土，他就明白了，在他面前展现的是未经耕耘的土地，一片黑土地，周围却尽是花花公子，他们手里拿着几片东西，而不去考虑明天的问题。
在一个月以内他为有产者的政权机关收集了那么多的材料，连他自己也大为惊讶。根据西方世界的法律，昨日就必须处死拥有这种情报的人。但是不仅没有人处死福金，而且他们在饭馆用晚餐时还向他提供一件新情报，有时候简直不明白，他们竟然在提供反对自己的供状。他在不断地收集和积累材料，一声不响地服务，之后他凶相毕露，眼睛里微微闪现出得意的光辉。
报纸和电视论述的主题乃是，偷窃行为可以说是很不正当的，但是为了考虑后果起见，我们不说出他们的名字。福金已断定，他的末日来临了，于是向记者们增补一些短缺的事实，放了一把火。在地下室和一楼着火的时候，政权机构默不作声，当他们了解到若不采取紧急措施，住房的正面，甚至连房顶都会烧光时，他们把福金开除了。有个谦虚的官吏到中校家里做客，对他说：孰能无过，不要越轨吧，您以后当个上校，我们来给您提升职务。但是福金已经懂得这一套花招，坦率地回答：
“请您滚开吧，可以说，我没有见过您，请转告您的上级，他要翘起来，那我就会使他面目全非，关于您的情形我也是熟悉的，否则，就具体地谈论他吧。请您把军衔和职位塞进您屁眼里去，安静地坐着。”
在那惊愕的群众心目中建筑物烧成了灰烬。福金依靠微薄的工资活命，他保持沉默。当报刊上开始谈论到目前吞没亿万钱财，找不到罪犯的时候，只有向下级推卸责任。福金又向火中添一点炭。这次来看他的不是他不熟悉的人，他们彬彬有礼地请他去见副总理。福金用电话表示惊讶，意思是说为什么耗费他这种人的时间，他这个中校有什么事可以为人效劳，而副总理的时间很充裕，足以同福金先生一起喝一杯咖啡茶。
副总理安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巴尔丘克在自己办公室里接见了福金，他使电话机断线，只与总统和总理保持联系。谢苗·彼得罗维奇感到惊奇的是，会见并不是单独地进行，办公室里还有一人出席，他穿一身雅致的服装，有点儿肥胖，头发已完全斑白，约莫六十岁。福金突然认得这个人是自己的老相识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尤丁，他是中等实业家，真不明白他凭什么清闲地坐在副总理办公室里，觉得自己无拘无束，他绝非一个请愿者。
“谢苗，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尤丁紧紧地握住福金的手，“我怎么也没料到在这个办公室里遇见你。”
“老实说，我也没料到会在这个地方遇见你。你到上层来了吗？”
“我在干平民工作，赚钱。”
“安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告诉我，你变成了不听话的坏孩子，所以才决定使用我来纠正你的头脑。”尤丁以主人身分指了一下安乐椅，在对面坐下。
“谁拥有情报，谁就会掌握时势，”福金漫不经心地回答，“部长先生们迷醉于业余活动，犯了某些使检察院非常关注的错误。我不因为沉默而索取金钱，我只希望人们倾听我的忠告。鲍里斯，你同意吧，我谦虚到了不成体统的地步。”
“这是怎样的忠告呢？”尤丁问道。
“明智的。我不会给予别的忠告。”
“你不再说什么话吗？”
“现在真的很难决定。如果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得向我索取什么，也许我可以说给你听。”
尤丁打量了一下福金，又仔细瞧瞧沉默寡言的巴尔丘克，疑惑地点点头。
“我没有冲到这个办公室里来，鲍里斯，我也没有把你请到这里来。是你们需要我，而你们好像说我没有用处。”
“你是个厚颜无耻的人，谢苗·彼得罗维奇。你量力而为，要不然，挥动卢布恐吓之后，而打击……”
“鲍里斯，你不要教训我吧，这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可我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实力，不想分散自己的实力。我可以告诉我们那个沉默寡言的主人，他在苏黎世银行里的账目已经暴露了，我晓得那个数目字和金钱的来源，所以他沉默寡言的做法也是对的。”
尤丁朝副总理飞快地瞥了一眼，心里明白老朋友说的是实话，抹抹额角，叹了一口气。
“我们不去谈这个话题，你在这种谈话中是一个多余的人。你本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多余的知识会缩短寿命。你真诚地告诉我，你为什么需要我？”福金问道。
“你可以说是对的，”尤丁表示赞同，“你认识内务部刑事侦查局的古罗夫上校吗？”
“听过他的名字，不太熟悉。”福金撒了一次谎。
“你从他的路上走开吧，他会把人压坏的。”尤丁说道。
“我明白，他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我不能走开，也不可以随便走开。”
“谁可以自由活动呢？”巴尔丘克忽然问道。
“我不肯说，这个人你们对付不了。”
“与竞选运动有联系吗？”巴尔丘克又发问。
“有可能。”
“您能在六月以前把古罗夫驱逐出莫斯科吗？”
“请您去找奥尔洛夫将军面谈。”
尤丁明了，他们立刻会叫嚣起来，于是赶快说：
“打住，先生们！如果采用暴力你们彼此得不到什么好处。您知道，列夫·伊万诺维奇是我的旧交，有个时候我们互相效力，谁应当属于谁，就不晓得。我可以跟他谈谈，尽管我知道，从他那里打听不到什么与特工有关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但他是条汉子，我可以向他提出请求。没有谁会遇到危险吗？如果会遇到危险，那么，任何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谢谢，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不过和古罗夫谈话好像是毫无意义的，昨日他的同事负了重伤，人倒还活着，但是在枪击事件后上校不会来谈判，他不是我的朋友，但我认识他。”福金说道。
“鬼才知道，浪费了多少时间！”尤丁站起来，“你们起先向他开枪，后来又打算对话。”
“不是向他开枪，而是向朋友开枪。”巴尔丘克纠正他说的话。
“你们单独地解决金融问题吧。你们要对古罗夫怎么办——我没有概念。是要和谁联系呀！”尤丁点点头，走出去了。
他从最近的公用自动电话间给古罗夫打了个电话。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好！尤丁使人不得安静。你偶然压痛了这个世界的两个强人的脚。”
“你好，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你认识我，我决不会故意压痛谁的脚，”古罗夫回答。“如果你说的话是对的，我觉得遗憾，有可能的话，你顺便到我这里来喝碗茶，谈一谈。”
“你的茶碗，用多少茶叶沏茶，我都知道。”
“你要欺侮我，我老早就变得稳重了，就连斯坦尼斯拉夫也承认。”
“唔，如果斯坦尼斯拉夫本人承认，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要走了。”
尤丁几乎把什么都讲给古罗夫听，只是省略了几个细节。
“巴尔丘克，是个知名人士，而福金是个神秘人物。我听见一些有关他的情况。通常他们是聪明、有才能，有时候是极端危险的人物。咱们一块儿走吧，我得和我的夫人会面。”
当他们上了汽车，古罗夫说道：
“我认为，我的住房和电话会被人窃听。”
“那么你以前干嘛不做声呢？”尤丁愤怒极了。
“你说什么呀？他们也请你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告诉我。你这个怪人，鲍里斯，既是个金融家，又是个傻瓜。在这次谈话中你对他们没有啥用处。你是我的老朋友才被邀请。”
“你在什么时候结婚呢？”
“哪怕是明天。”
“这件事为啥不办了，或许是出嫁的女人不喜欢你吗？”尤丁大为惊异。
“未婚的女人会爱你，可是她不肯嫁给你。”
“你问过没有？”
“没有，不过我十分清楚。”
“你知道的未免太多了。”
“鲍里斯，我也有别的缺点，”像平常那样，古罗夫骤然改变话题，“即是说，福金。即是说，他的人拐走尤里雅，并且打伤了根纳季，我正是这么观察，字迹是不认识的。不是反间谍机关，不是警卫处，根本不是刑法专家们干的。福金好像征集了他自己的小队，应该防备这等人。他是打哪儿弄到这些人？阿富汗人或是车臣的小伙子，他很冒失地开枪射击，打得准，他跑着，手搭凉棚从二十米远处打中一个人——要有真功夫。也可能是从我们的人当中，或是从克格勃分子中招募的，现在有许多高手，物色是不困难的。这个福金想要干什么呢？”
“你明白，他们在我面前开始进行金融性的谈话，我想，有第二者在场他们不会说这种事的。我认为，你使他们感兴趣，他们不愿意和你打仗，我宣称，既然打伤了你的小伙子，那么和古罗夫谈话是毫无益处的。”
“笨蛋……请原谅，说话总是有益的，但是你收不回所说的话。”
尤丁从大厨房的尽头走出去，他说要蹓跶一阵，而古罗夫到戏院接玛丽亚去了。女人们昨日会面了，她们的谈话使古罗夫很感兴趣，而且玛丽亚打电话暗示了一下，说排演非常成功。
玛丽亚在旁边坐下，掖起一件银白色的皮袄，她坚决地表示，她非常厌恶水饺、香肠炒煎蛋，她想吃基辅肉丸、螃蟹色拉和一大杯白兰地。她希望立刻端上这些菜，影院的餐馆就在不远的地方。
“亲爱的，你打哪儿知道我有这样一笔钱？”古罗夫询问一下。
“戈尔斯特科夫——亿万富翁必须付给你侦察费用。”
“你有这种看法吗？”古罗夫讥笑地看看，“在这个饭馆里人人都会纠缠你，在我们这张小桌上坐下来。”
“恰好在这家餐馆没有谁会纠缠我，我不是和影迷，而是和另外的人坐在一起，”玛丽亚打断他的话，“也许我有了爱情，我要嫁人吗？”
“你真的要嫁人吗？”
“为了得到对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的回答，至少得求婚。”
“这也是对的。”古罗夫回答并在餐馆附近的停车场停车。
餐厅不大，很舒适，许多小桌子用栏栅互相隔开，虽然还不是单独的房间，但渐渐形成一种舒适的氛围。而最主要的是，餐馆里的音乐不响亮而且人很少。
玛丽亚和那个用赏识的目光奖励古罗夫的女招待小声地谈过话，有人让他们坐在有圆柱与厅堂隔开的二位用的小餐桌上。这之后玛丽亚不看菜谱点了菜，她用胳膊肘支撑桌子，用手掌托住下巴，久久地望着古罗夫。他默不作声，抽起烟来，向厅堂扫了一眼，密探不知怎的好像觉得，演员的饭馆应该是宽大的，人声嘈杂的而且是令人陶醉的。
“觉得绝望吗？”玛丽亚微微一笑，“在某些日子里，这儿十分喧嚣，令人陶醉，有时候闹到打架的地步，少见的情形。就这么一来，侦察的报告打哪儿开始呢？”
“你是我的可爱的女人，你设法不讲蠢话，你一桩桩一件件把什么都讲给我听，你们是怎样相遇的，尤里雅处在什么状态中。”
“她处在极端沮丧的状态。无论在巴黎，还是在莫斯科近郊的某一别墅中，有些人给她静脉注射，这之后她在短暂的时间以内处在精神愉快的状态，继而她感到体力衰弱。有某个男人劝告她：如果她不是听话的女孩，他们就把她变成嗜毒者。其目的是要她不向任何人讲出发生的事件，否则他们就不客气地把她杀害。”
“她没有说过她从前喜欢服用麻醉剂吗？”古罗夫问道。
“没有，但是我想想，她有过什么东西，正瞒着哩。”
“我在她的保险柜中发现一个注射用的针头。尤里雅已经感染了，必须对她采取紧急救护措施。她没有说过，今天她打算在哪里过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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