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运动房里想，我的这种眼光与萝拉跳不过山羊有关。她的胳膊在肚子下面本该撑直的时候偏偏打了弯，她的膝盖本该像剪刀般叉开的时候却软软向上提起。萝拉勾住了，屁股擦着山羊滑跌下去。她一次也没有飞跃过山羊。不是双脚着地而是脸朝下摔倒在垫子上。她躺在那儿，直到体育老师大叫起来。
萝拉知道，体育老师会触摸着她的肩、臀部和胯部，扶她站起来。待他的怒气消了，会来扶她一把的，该碰哪儿就碰哪儿。萝拉佯装跌得很重，可以让他抓得紧一些。
女孩们站在山羊后面，没有人跳，也没有人能飞跃过去，因为萝拉得到了老师给的一杯凉水。他从更衣室拿来水送到她的嘴边。萝拉明白，她喝得越慢，他扶着她头的时间就越长。
下课后，女孩们站在更衣室窄窄的衣橱前穿衣服。有人说，你穿了我的衬衫。萝拉说，我又不会吃了它，只是今天用一用，我有事儿。
每天，小四角里有人说，明白吗，这些衣服不是你的。可萝拉还是穿了进城去。日复一日，萝拉穿着这些衣服。衣服弄皱了，让汗水或雨雪打湿了。萝拉又把它们挂回到拥挤的壁橱里。
壁橱里有跳蚤，因为床上有跳蚤。放专利长筒袜的箱子里有，长长的走廊上有。连餐室和淋浴间、食堂里都有跳蚤。电车、店铺和电影院也有。
祷告的时候大家都在挠痒痒，萝拉写入本子。她每个星期天早上去教堂。神甫也在挠痒。主啊，你在天上，萝拉写道，跳蚤，在全城。
薄暮中的小四角，时间还早。扩音器唱着工人之歌，外面街上还有鞋子在走动，乱蓬蓬的公园还有人声，叶子还是灰色的，不黑。
萝拉躺在床上，除了一双厚厚的长筒袜什么也没穿。晚上我弟弟赶着羊群回家，萝拉写道，得穿过一片瓜地。离开牧场晚了一步，天色已黑，羊的细腿踩烂了瓜。我弟弟睡在羊圈里，羊一整夜红着蹄子。
萝拉将一个空瓶子塞进两腿之间，她来来回回甩着头和肚子。女孩们都围着她的床。有人拽她的头发。有人大笑。有人把手塞进嘴里观望。有人开始哭泣。我已经不记得了，自己是她们中的哪一个。
可我还记得，那个傍晚，我在窗前伫立良久，感到阵阵晕眩。房间在窗户玻璃上摇晃着。我看到我们围着萝拉的床十分渺小。而我们头顶上的萝拉很大很大，正凌空破窗前往乱蓬蓬的公园。萝拉的男人们正在车站等候。一列电车从我的太阳穴中呼啸而过。它像一个火柴盒子。车里的灯光明灭闪烁，宛如外面用手挡着的风中火苗。萝拉的男人们互相挤撞着。包里的洗衣粉和动物杂碎洒落到铁轨旁边。这时候，灯啪的一声关了，玻璃上的图像消失了，唯见街对面依次悬着一排昏黄的路灯。随后我又站到萝拉床周围的女孩子中间去了。我听见萝拉背下的床上发出一种响声，我永远忘不了，也不会跟世上其他声响混淆。我听见萝拉在割除爱情，那从来没有成长的爱情，割除脏白床单上每根长长的草茎。
那天，正当萝拉喘息失态时，结痂的钟摆敲响了，在我的脑中。
萝拉的男人中，只有一个我没有在窗户玻璃的镜像中见到。
萝拉去教席那边越来越勤，而她还是那么喜欢教席那边这个词。常挂在嘴边的词，却不知自己有多么喜欢。她越来越频繁地说起意识和消弭城乡差别。萝拉一周前入了党并向人展示她的红色党证。扉页上是萝拉的照片。党证传过女孩们的手。萝拉脸上没有脱贫的地域从照片上看得更加清楚了，因为相纸发光。有人说，你可是去教堂的呀。萝拉说，别人也这么做啊。大家装作不认识罢了。有人说，上帝在上面关照你，党在下面关照你。
党的手册堆在萝拉的床边。小四角中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默不做声。这样已经很长时间了，只要萝拉人在四角。
萝拉写入本子：母亲带我去教堂。很冷，有神甫烧的香似乎就有了暖意。大家脱掉手套。合在手心里。我坐在小孩的凳子上。靠边坐着，这样可以看到母亲。
自从萝拉擦拭玻璃展窗起，女孩们凡有什么话不愿当着她的面说，就递眼神做手势。
母亲说，她也为我祈祷，萝拉写道。我的手套拇指上有个破洞，洞上有一圈翘起的漏针。我觉得这是耶稣的荆冠。
萝拉坐在床上读一本手册，是关于如何改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
我扯着线，萝拉写道，荆冠向下盘旋。母亲在唱主怜悯你，我在拆手套上的拇指。
萝拉在薄薄的手册里画了很多条杠杠，似乎她的手握着纲要。她床边堆积的手册往上长，就像一个歪歪斜斜的床头柜。画杠杠的时候，萝拉在一个句子和另一个句子之间久久地沉思。
我不扔羊毛，萝拉写道，即使乱糟糟的也不扔。
萝拉在手册里打括号。在每个括号那行的边上画一个粗十字。
母亲又给我织拇指了，萝拉写道，用新羊毛织拇指尖。
萝拉念大四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女孩们将所有的衣服都摊放在床上。萝拉的箱子敞着搁在打开的窗户下，里面放着几件衣服和手册。
我那天下午得知，为什么那时候我在窗户镜子里看不到萝拉其中的一个男人。他有别于所有午夜和上中班的男人。他在党校进餐，他不上电车，他从不尾随萝拉进乱蓬蓬的公园，他有车有司机。
萝拉写入本子：他是第一个穿白衬衫的。
萝拉已经在念大四，几乎就要如愿以偿了，而那天下午近三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女孩们的衣服和萝拉的分开摊放在床上。太阳热辣辣地射进四角，灰尘附在地毡上宛如一张灰毛皮。萝拉床边，手册缺席的地方，是一块光秃秃的暗斑。萝拉吊在壁橱里我的腰带上。
来了三个男人。给橱中的萝拉拍照。然后解开腰带，把它塞进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袋子像女孩们的连袜裤一样薄。他们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三个小盒子。然后啪地盖上萝拉的箱子，打开小盒子。每个盒子里装着毒绿色的粉末。他们把粉末撒在箱子上，然后又撒到壁橱门上。粉末跟没沾唾沫的睫毛膏一样干燥。我跟别的女孩子一样旁观着。我很诧异，竟有这等毒绿色的烟炱。
男人们不问我们什么。他们知道个中原因。
五个女孩站在学生宿舍大门口。玻璃展窗内贴着萝拉的照片，跟党证里的一模一样。照片下面贴着一张纸，有人读出声来：
该女生自杀了。我们憎恶她的行为，鄙视她。这是整个国家的耻辱。
下午晚些时候，我在我的箱子里发现了萝拉的本子。在拿走我的腰带之前，她把它藏在了我的那些长筒袜子下面。
我把本子放进手袋，向车站走去。我上了电车读起来。我从最后一页开始读。萝拉写道：晚上体育老师把我叫到运动房，从里面锁上了门。只有厚厚的皮球观望着。他只要一次就够了。可我悄悄地跟踪了他，找到了他住的房子。想要让他的衬衫保持洁白，是不可能的了。他到教席那边告了我一状。我再也甩不掉贫瘠了。上帝不会原谅我不得已去做的事。但我的孩子绝不能再去赶那些红蹄子羊。
晚上，我把萝拉的本子悄悄放回到箱中的长筒袜下面。锁上箱子，钥匙放在我的枕头下面。早晨，我随身带上钥匙。我把它系在裤子的松紧带上，因为早上八点有体育课。鼓捣钥匙，我迟到了一会儿。
女孩子们已经身着黑色短裤、白色运动衫列队站在沙坑上手。两个女孩站在沙坑下手，手里拿着卷尺。风吹进厚密的树叶。体育老师举起手臂，两个手指打出一个响榧，女孩们全都跟着自己的脚飞向空中。
坑里的沙子是干的。只有脚趾陷进去的地方才是湿的。我脚趾边上的沙子凉凉的，跟我肚子边上的钥匙一样。起跑前，我抬头向树望去。我跟着脚奋飞，我的脚飞不远。我在飞跃时想着箱子钥匙。两个女孩用卷尺量一量，报出一个数字。体育老师像计时一样把跳远结果记在本子里。我看见他手里新削的铅笔，心想，这跟他很配，定做棺材时，只有死亡从脚底量起。
我第二次飞时，钥匙和我的皮肤一样热了。它不硌人了。脚趾陷进湿沙子时，我飞快地站起来，免得体育老师碰我。
两天后的下午四点钟，在大礼堂里，上吊自尽的萝拉被开除出党，注销学籍。有好几百人在场。
有人站在讲台后面说：她把我们大家都骗了，她不配当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不配当我们党的成员。全体鼓掌。
晚上，四角中有人说：因为大家都快哭出来了，才鼓那么长时间的掌。没人敢第一个停下来。人人边鼓掌边瞧旁人的手。有些个稍微停了一下，一惊，又鼓起来。后来多数人想停下来，听得出室内掌声失去了节奏，可是由于少数人又开始拍将起来，重振节奏，多数人也就接着拍下去。直到整个礼堂响彻着一个节奏，好似一只硕大无比的鞋子砰砰砰击打着墙壁，发言人这才用手示意大家停下来。
萝拉的照片在玻璃展窗里贴了两个星期。萝拉的本子两天后却从我那锁着的箱子里失踪了。
带着毒绿烟炱来的男人将萝拉放到床上，然后把床抬出四角。为什么先把床脚抬出房门呢。一个男人拎着衣箱和装着我那根腰带的袋子，尾随床头出去。他右手拎着箱子和腰带。为什么不随手关上门呢，他的左手明明是空着的。
五个女孩留在四角，五张床，五个箱子。萝拉的床出去后，有人关上门。屋里空气燠热而明亮，每动一下，一串串从墙壁上挂下来的灰尘就纠结起来。有人站在墙边梳头。有人关窗户。有人换一种花样穿鞋带。
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动作是有理由的。大家默默无语，手里不停地忙着做些什么，因为谁也不敢把床上的衣服挂回到壁橱里。
母亲说：要是你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收拾收拾橱柜吧。烦恼会从手里走掉，脑子就空出来了。
母亲说得倒是轻巧。她屋里有五个橱柜、五个箱子。母亲如果连着三天收拾那些橱柜和箱子，看起来也还是没有收拾完毕。
我走进乱蓬蓬的公园，让箱子钥匙坠入草丛。只要寝室里没人，就没有哪把钥匙挡得住陌生的手伸进箱子。或许也没有钥匙挡得住熟悉的手，用牙签搅拌睫毛烟炱的手，开灯关灯的手，或者萝拉死后洗刷熨斗的手。
也许，以前萝拉在寝室的时候，谁也没有必要窃窃私语、默不做声。也许，有人可以和萝拉推心置腹。也许，正是我可以和萝拉交心。箱子的锁把它自己变成了谎言。这个国度有无数相同的钥匙，跟相同的工人合唱队一样多。每把钥匙都是个弥天大谎。
我从公园回来，听见四角里有人第一次在萝拉死后唱歌：
昨天晚上，风儿
将我吹向恋人的臂弯
风吹得再猛一点儿
我就会被吹断
还好，风儿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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