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中另一个时期如今来到了，表面看来比以往更加动荡、更加光怪陆离，或许可以写成一部篇幅不大的时髦小说。我本该谈一谈自己怎样成了一家德文报纸的编辑，怎样给我的笔和我这张恶毒的嘴太多的自由而遭人吹毛求疵和恶意刁难，我怎样获得了酒鬼的恶名，末了在大闹一场之后辞去了编辑职务，被派往巴黎去当通讯记者，又怎样在这个该诅咒的巢穴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放浪子形骸之外。
可是我要在这里耍弄一下我的读者中可能会有的龌龊小人，故意略而不谈这一段生涯。这决计不是什么胆怯。我承认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走上歧路，见过各种各样的肮脏事情，自己也陷进去过。从此以后，我便同放浪文人的罗曼蒂克格格不入了。诸君也理应允许我保持洁净和善良，这本来也是我的资质。过去的那一段岁月就让它过去吧，往事何必回首！
一天晚上，我独坐林中，考虑着我究竟是离开巴黎呢，还是干脆了却此生。我想着想着，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回。我盘算了一下，自己牵挂无多。
但此时，我突然在清晰的记忆中见到了久已过去、早被遗忘的那一天——一个夏日的清晨，在山区家中，我见到自己跪在一张床前，床上躺着我的母亲，正遭受着死亡的痛苦。
我震惊了，我羞惭了，怎能这么久不再去回想那个清晨？！愚蠢的自杀的念头消逝了。因为我相信，任何性格严肃而行为并未完全越轨的人都不可能夺去自己的生命，何况他还曾目睹过一个健全善良的人的生命之光如何熄灭。我见到母亲再次死去。我在她的脸上见到死神无声而严肃的劳作。死神使她的脸变得高贵。他，死神，有一副严厉的面孔，但又象一个小心翼翼地搀着迷路的孩子回家的父亲，既威严又宽厚。
我恍然大悟，原来死神是我们聪明而又善良的兄弟，他知道准确的时辰，我们大可放心，时辰一到，定能见他站在我们的面前。我开始懂得，痛苦也罢，失望也罢，忧愁也罢，都不是为了使我们灰心丧气，使我们变得既无价值又无尊严，而是为了使我们成熟起来，改变形象，焕发神性。
八天以后，我把箱子托运到巴塞尔，自己步行穿越法国南部美丽的一角。对不幸的巴黎岁月的回忆，原来象一股恶臭似的紧追着我，如今我一天天地感到这段回忆淡薄了、变成了灰蒙蒙的一团雾气。我出席了一次Courd’amour①。我在宫殿、磨坊、谷仓过夜，同皮肤黝黑、无话不谈的小伙子们共饮他们的暖肚开怀的葡萄酒——
①法语：爱情法庭。农村中按古老传统而设，公断男女私情纠纷。
两个月以后，我到达巴塞尔，衣服破烂，身体消瘦，皮肤晒黑，内心也起了变化。这是我第一次作这么长的徒步旅行，以后还作过多次。从洛迦诺到维罗纳，从巴塞尔到布里格，从佛罗伦萨到佩鲁贾，沿途很少有我不曾仆仆风尘地去过两三回的地方——追随着种种梦想，但还没有一个变成现实。
我在巴塞尔城郊租了一座小楼，打开箱子，取出我的家当，便开始工作。生活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城市里，又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使我暗暗高兴。同几家报刊杂志的联系还保持着，我必须工作和生活。最初的几周，美好而宁静。渐渐地，旧日的悲哀又重新回来，一呆就是几天、几周，甚至在工作时也不离去。不曾在自己身上感受过什么是忧伤的人，是难以理解这种情形的。我该怎么形容呢？我怀着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城市和住宅里、广场和街道上的人们及其生活，同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始终横着一条鸿沟。哪里发生了一场大灾祸，报上刊登了重大的新闻，都同我毫不相干。庆祝节日，出殡送葬，开设集市，举办音乐会——有何意义？为何目的？我奔出屋门，徘徊在森林里、山丘间、公路上，在我周围，草地、树木、农田缄默无语，悲哀而不倾诉，望着我，无声地恳求我、想要对我说些什么，想要迎上前来问候我。但是它们仍呆在原处，说不出话来，我理解它们的苦恼，一同分担苦恼，因为我无力解救它们。
我去找医生，带去详细的文字记述，试图向他形容我的苦恼。他读了，作了询问，替我作了检查。
“您健康得很，令人羡慕。”他赞不绝口地说，“身体一点毛病也没有。读点书，听听音乐可能会使您心情愉快一些，试试看吧！”
“由于职业关系，我每天都要读一大堆新东西。”
“到野外去活动活动，或许会对您有好处。”
“我每天走路三、四小时，假日里至少要加一倍。”
“那您就得强迫自己同人们交往。您有变成不爱同人交往的危险，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这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眼下，您越是不爱交往，就更得强迫自己去同人们接触。您目前的状况还不是病，并不使我担心；不过，假如您再这样消极地懒散下去，总有一天会失去精神上的平衡。”
这位医生是个明白人，也很友善。他为我感到难过。他向我推荐一位学者，此公府上宾客如云，也算是个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活动场所。我去了。人家知道我的名字，客气地，几乎是亲切地接待了我，我于是经常登门造访。有一次，记得是深秋凉意颇浓的夜晚，我一进门，只见到一位年轻的史学家和一个非常苗条的黑发姑娘。这个姑娘守着煮茶器，话很多，尖刻地影射那位史学家。过后，她弹了一会儿钢琴。接着，她告诉我，她读过我的讽刺小品，不过压根儿就不欣赏。我觉得她很聪明，但有点聪明过头。没呆多久，我便回家去了。
在这段时期里，人家渐渐打听到我经常去酒店，而且本来就是一个偷偷摸摸酗酒的酒鬼。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在学术界的先生和女士们中间正盛传着这些闲话。这个让人丢脸的发现丝毫不影响我的交际，反倒使我成为一个求之不得的对象，那原因是人们正热中于戒酒运动，那些先生和女士们都是戒酒协会①会员，一见有酗酒的罪人落入他们的掌心，真是喜出望外。一天，他们彬彬有礼地发起了首次进攻，大讲在酒店厮混的耻辱，酗酒的祸害，规劝我从医学卫生、伦理道德和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观察这一切，并邀请我参加协会的一次活动。我非常惊讶，因为我迄今为止对所有此类协会及其活动和努力还一无所知。协会的会议上有音乐，不乏宗教色彩，十分滑稽可笑，关于自己的这种印象，我也直言不讳。他们一连几个星期缠着我，好心好意地规劝，我觉得无聊透顶。一天晚上，他们又对我念这一本经，一心一意地希望我回头，我无可奈何，只好大声请他们别再对我喋喋不休。那个年轻姑娘也在场。她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随后发自内心地说了声：“妙极了！”只是我心情太坏，没有留意。
有一次，戒酒者们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时，出了一次丑，我看了格外高兴。这个大协会连同许多客人在会址聚餐并开会，有人演讲，有人结义，合唱队演唱，高呼和散那②来庆祝美好事业的进步。有一名被派作旗手的男仆，嫌戒酒演讲太冗长，便溜进附近的一家酒店，后来，庄严的庆祝队伍上街游行时，就由他领头，幸灾乐祸的罪人们观赏着这出令人捧腹的好戏：一群狂热的戒酒者，为首的是一个醉得不亦乐乎的领路人，他手捧蓝十字大旗，好似一艘沉船的桅杆在水面摇晃——
①这是起源于美、英的国际性组织，名目不少。此指德国的蓝十字协会，成立于1877年。
②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百姓的欢呼语。
酗酒的男仆被解雇了；但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虚荣、嫉妒、勾心斗角这丛丛杂草却未被铲除，反倒在任何一个竞争性协会和委员会内部滋生蔓延，长得越来越欢。这个运动分裂了，若干追名逐利之徒要把一切荣誉都归到自己头上，咒骂那些改邪归正的酒鬼不把功劳归于他们；当然也不乏高尚、忘我的会员，但他们被人可鄙地滥用了；不久，知内情的人便有机会看到，即使在挂着理想的招牌的地方，也有各种肮脏的人性散发着冲天的臭气。所有这些喜剧性的事情。我都是从第三者嘴里听来的。我不禁心中暗自高兴；有时，半夜三更在酣饮后归家途中，我心想：我们这些放荡不羁者反倒是比较好的人呢。
在郊外莱茵河畔我的小屋里，我作了许多研究和思考。生活就这样在我身旁流逝而去，既无湍急的江河把我卷入，也无强烈的激情和同情炽热我的心，使我摆脱抑郁的梦。除去日常必需的事情以外，我正为一部有关最早的方济格派修道士生活的著作做准备工作，不过，这不是创作，而是旷日持久的一点一滴的材料的搜集，它并不能满足我的渴念所产生的欲望。我开始回顾苏黎世。柏林和巴黎的生活，弄清楚我的同时代人基本的愿望、激情和理想。在他们中间，有人着手废除历来的家具、糊墙纸和服装，让人们去习惯更自由、更美好的环境。有人致力于用通俗的文章和报告传播黑克尔①的一无论。有些人认为值得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努力。另有人为维护陷于贫困的下层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或者在集会上大声疾呼：剧院和博物馆应为民众建造，应为民众开放。在此地，在巴塞尔，又有人反对喝酒——
①黑克尔（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有生活、欲望和运动；但是。没有一项我觉得是有意义和有必要的，即使所有这些目的今天均已达到，对我和我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触动。我无望地靠到椅子上，推开面前的书和纸，思索，思索。接着，我听到窗外莱茵河的流水声，风的呼啸声，深受感动地静听这种语言，一种埋伏在四周的强烈的忧郁和渴念的语言。我看着夜间苍白的云大堆大堆地象受惊的鸟群一样不安地飘过天空，听着莱茵河在流淌，想着我母亲的死、圣方济格、雪山环抱的故乡、淹死的理查德。我看到自己在攀峭壁，为罗西·吉尔坦纳摘取杜鹃花，我看到自己在苏黎世沉湎于书本、音乐和交谈，同阿格丽哀蒂黑夜泛舟湖上，看到自己因理查德的死而绝望，旅行，回国，复元，又复痛苦。有何意义？为何目的？呵，上帝，这一切难道只是一出戏，一段偶然的经历，一幅人为的画了我难道未曾忍受过情欲的痛苦，努力去求索才智、友谊、美、真理和爱吗？渴念和爱的热浪不是始终还在我心中翻腾吗？但一切都徒劳无益，反而成了我的痛苦，对别人也并未成为欢乐！
接着，喝酒的时机酝酿成熟了。我吹灭了灯，摸索着走下很陡的环形楼梯，出现在一家出售韦尔特利纳酒的大酒馆或者卖沃州酒的小酒店里。人家把我当作好顾客，尊敬地迎上来，而我呢，通常很固执；有时还很粗暴。我阅读《西姆普利齐西姆斯》①，它每回都使我生气。我喝着酒，等待着酒来安慰我。这位甜蜜的神用他那女性的柔软的手抚摩我，使我的四肢变得舒服而疲软无力，随后引领我的迷路的灵魂到美梦之乡作客——
①一种政治性讽刺周刊，1896年由慕尼黑出版商阿·朗根创办。
有时，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怎么能这样粗暴地待人，甚至大声骂人来取乐。我常去的饭店里，女侍者都怕我，骂我粗鲁、成心找岔，老是要求退货赔款。当我同别的顾客交谈时，我也总是冷嘲热讽，粗暴鲁莽，别人自然也敬而远之。尽管如此，有少数几个酒店常客，全都是未老先衰、不可救药的罪人，我有时同他们一起消磨一个夜晚，相处得还算可以。尤其是他们中间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外表粗鲁而心地不坏，以绘图设计师为业，厌恶女人，好讲猥亵的笑话，是第一流在行的酒鬼。如果我晚上在哪个酒馆单独遇上他时，总要一起狂饮一场。先是聊天，开玩笑，一边品尝一小瓶罗特酒，接着，渐渐地以喝酒为主，谈话声沉寂下来，我们默默地面对面坐着，各抽各的布里萨戈雪茄。各自喝空面前的酒瓶。我们两人真是棋逢对手，总是同时让人重新把酒瓶灌满，半是尊敬半是幸灾乐祸地瞧着对方。有一次，在暮秋酿新酒的季节，我们两个一同到马克格赖夫勒一带，跑了几个产酒的村子，在教堂的鹿苑里，这个老头子向我讲述他生平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有趣而荒唐，可惜的是我全都忘了。我只记得他讲的一则喝酒的趣闻，这已是他晚年的经历了。那是某地农村的一次节庆。他是客人，坐在贵宾席上。一上来就把神甫和乡长灌得醉醺醺的。可是那位神甫还得致词呢。人家好不容易把他拖到讲坛上，他却胡说八道了一大通，人家只好请他下去，由乡长来顶替。乡长开始大声地即席演讲，可是，他头重脚轻，突然感到身子不适，便根不礼貌地草草结束了他的讲话，与往常讲话时大不相同。
我后来真想再听他讲讲这类故事。可是，在一次射击比赛的晚会上，我和他吵了一架，闹翻了，互相揪胡子，最后怒气冲冲地各奔东西。从那以后，我们仍有好几次在酒店相遇，成了仇敌，自然各占一张桌子；但是出于老习惯，我们默默地互相观察着、以同样的速度喝酒，一直呆到其他顾客早已散尽，人家也来请我们走时方才罢休。我们再也没能言归于好。
我一直思索着自己的悲哀和在生活上无能的原因，但是毫无结果，而且令人疲倦。不过，我丝毫不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而是充满着神秘的内在动力，相信时候一到我还会成功的，会创作出深刻的佳作来，至少从冷淡的人生手里夺来一捧幸福。但是，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吗？我愤愤地想起，那些时髦的神经质的先生们，用成千上百人为的启发刺激自己进行艺术劳作，而我身上过去和现在都蕴藏着充沛的力量却还未消耗过。我又苦苦思索，究竟是什么障碍，或者竟是恶魔，硬让心灵凝固在我的精力和体力均极充沛的躯体内，变得越来越沉重。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自认是一个与众不同又总要吃点什么亏的人，没有人知道、了解和分担他的苦恼。忧郁不仅使人得病，而且使人高傲自大，目光短浅，几乎目空一切，这就是忧郁同恶魔类似的地方。这样的人总以为自己象海涅笔下索然无味的阿特拉斯①，世界上一切痛苦和谜都担在他一人的肩上，仿佛并没有成千上万其他的人在忍受这同样的苦难，困在同一座迷宫里找不到出路。另外，我在离群索居和远离故乡的情况下，竟完全忘记了我的大部分性格和特点并不象家庭的遗传和卡门青族时缺陷那样是我固有的——
①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巨人族泰坦的后裔，受宙斯的处罚，用头、肩支天。海涅的诗见《歌曲集》中《还乡曲》第27首。
每隔数周我总要到那位好客的学者家去一次。与他家来往的人，我渐渐的几乎全都认识了。那些人多半是比较年轻的学者，其中有不少德国人，各种学科的都有，还有几个画家，几个音乐家，以及几个市民和他们的妻子女儿。我经常惊讶不已地瞧他们把我当作稀客一般问候致意，听他们讲每星期要见多少多少次面。这些人老是呆在一起能说些什么，干些什么呢？他们大多数都具有社交人士的固定模式，我觉得他们都有点相似，因为他们都有好交际和互相看齐的想法，唯独我是例外。在场的还有某些出色而有地位的人士，这种恒常的社交显然丝毫不会或者很少消耗他们的精力和体力。我可以兴致勃勃地同他们中间的个别人作长时间的交谈。但是，一个挨一个，每人面前只站那么一分钟，对女人总是不假思索地说些恭维话，而且还得一心多用，同时留心手上的茶杯、注意两伙人的谈话、聆听一支钢琴曲，还要装出活跃、愉快的模样，这我实在办不到。我最忍受不了的，是非得谈论文学艺术不可。这方面的言谈，很少是经过思索的，更多的是谎言，多得数不清的是扯淡。我也跟着说谎，但是没有任何乐趣，反倒觉得这许多废话实在无聊还有失尊严。我宁愿听哪个女人谈她的孩子，或者讲讲自己的旅行、生活小事，或者其他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样，我有时会变得很亲切，几乎很愉快。但是，在这类晚会结束以后，我多半还要上酒店，用韦尔特利纳酒冲去喉咙里的干渴和糟糕透了的无聊。
在这些社交晚会上，我有一次又见到了那个黑发的年轻姑娘。在场的人很多，奏起了音乐，诱发他们习以为常的喧闹声。我拿着一个画夹，坐在一个冷落的有灯的角落里，那是些托斯卡纳的风景画，不是司空见惯的追求效果的那一类，而是画意深切、非第三者能窥得其中妙处的写真，多半是屋主人的旅伴和友人的馈赠。我正巧找到了一幅，画的是圣克利门蒂幽静的山谷里一所窗户狭长的石砌小屋，我知道这个处所，曾几次去那里散步。山谷离菲埃索勒很近，但成批的游客很少去，因为那里没有古迹。这是一个具有冷漠而奇特的美的山谷，干枯贫瘠，几乎无人居住，夹在险峻的秃山间，远离尘寰，人迹罕至，凄清冷落。
那个姑娘走到我身后，从我肩上探过头来。
“您为什么总是这样一个人坐着，卡门青先生？”
我颇感不悦，心想，她准是被那些先生们冷落了，这才到我这儿来。
“怎么，连句话都没有？”
“请原谅，小姐；不过，我该怎么回答呢？我一人坐着，其乐无穷。”
“这么说，我打扰您了？”
“您真有幽默感。”
“谢谢；不过正相反。”
她坐了下来。我照旧用手指夹着那幅画。
“您是山区人，”她说，“我很想听您谈谈那儿的情况。我哥哥说，在您那个村子里只有一个姓氏，全姓卡门青。真是这样吗？”
“差不多。”我没好气地说，“还有一个面包师，姓菲斯利；一个店主，姓尼德格尔。”
“剩下的都姓卡门青！他们都是亲戚吗？”
“有近有远。”
我把那张画递给她。她拿住了，我发现、她懂得拿画的正确方法。我把这些告诉了她。
“您夸奖了，”她笑着说，“不过您的口气象个小学教师”
“您不想看看这张画吗？”我粗声粗气地问道。“要不然我就把它放回去了。”
“上面画的是什么？”
“圣克利门蒂。”
“在哪儿？”
“菲埃索勒附近。”
“您去过那儿吗？”
“去过好几次。”
“那山谷的全貌呢？这儿画的只是局部。”
我回想着。那严肃的、具有冷漠的美的景色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半闭双目，把它固定住。持续了片刻后，我才开始讲。我很满意，她一直没出声，等待着。她知道我在回想。
接着，我描述圣克利门蒂在夏日午后的酷热下是如何沉默、干枯和壮观。附近是菲埃索勒，那里的人办工业，编草帽和篮子，卖纪念品和橙子，欺骗游客或向他们乞讨。再往南是佛罗伦萨，它怀抱着新旧生活的潮水。不过从圣克利门蒂是看不到这两处的。没有画家到过那里作画，那里也没有古罗马的建筑，历史忘记了这个可怜的山谷。但是，在那里，太阳和雨在同土地斗争，歪斜的伞松辛苦地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几棵柏树瘦削的树梢在空中侦察着狂风这个敌人是否在逼近；柏树只靠干枯的根维持着，寿命本来不长，狂风将更缩短它们的寿命。偶尔有附近大农庄的一辆牛车打这里经过，或者一个农夫带着全家去菲埃索勒，他们只是偶然的过客。农妇的红裙，平常看来是那么轻飘花哨，在这儿可真是煞风景，惹人讨厌。
然后，我又讲了自己年轻时曾同一个朋友徒步到过那里，躺在柏树下，背靠干瘦的树干；这个罕见的山谷具有悲哀的美的孤寂，它的魔力使我回想起家乡的山壑。
我们沉默了片刻。
“您是位诗人。”姑娘说。
我扮了个鬼脸。
“我是另一种意思，”她继续说，“并不是因为您写过小说之类。而是因为您了解和热爱自然。一棵树在风中飒飒作响，一座山被阳光映得通红，在别人看来，会是什么呢？但是对您来说，其中就有您可以呼吸与共的生活。”
我回答说，没有人“了解自然”，人们千方百计去探索，并想要理解，但找到的只是谜，自己落得个一场悲哀。阳光下的一棵树，一块风化了的石头，一头野兽，一座山——它们都有一个生命，一部历史，它们生活、受苦、反抗、享受、死亡，但是我们并不理解它。
我一边讲着，因为她耐心地静听而高兴，一边开始端详她。她的目光正对着我的脸，也不躲避我的月光。她的脸十分冷静，专心一意，由于精神集中而有点紧张，象一个孩子全神贯注地在听我讲。不。象是一个成年人在倾听时忘了自己，不知不觉地获得了一双孩子的眼睛。我端详着，渐渐地象一个拾金者似的，喜出望外地发现她非常美。
我不再说话时，那姑娘仍然安静无声。过后，她突然惊起，在灯光下眨着眼睛。
“您究竟叫什么，小姐？”我问道，并没有闪过什么念头。
“伊丽莎白。”
她走开去，马上被人请去弹钢琴。她弹得不坏、但当我走近时，我看到她不再是那么美了。
我起身回家，走下令人舒适的老式楼梯，从在门厅里穿大衣的两个画家的谈话中听到了几句。
“不坏，他整个晚上都在漂亮的丽丝白①身上下工夫。”其中一个说着哈哈大笑。
“大智若愚嘛！”另一个说，“他还挺会选择。”——
①丽丝白是伊丽莎白的昵称。
这些畜生已经在议论了。我突然想起，我几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把私下的回忆和整段的内心生活都泄露给了这个陌生的少女。我是怎么搞的？已经有人说闲话了，可恶！——浑蛋！
我走了，几个月没登这家人的门。头一个在街上同我谈起这件事的人，碰巧是那两个画家之一。
“您为什么不去了？”
“我受不了该死的闲话。”我说。
“是啊，我们的女士们！”这家伙笑了。
“不，”我回答说，“我说的是男人，尤其是画家先生们。”
至于伊丽莎白，我在这数月内只在街上见过她有限几次，一次在商店里，一次在艺术馆。她通常是漂亮的，但不美。她的身材过于苗条，动作有点与众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她的一种修饰，突出了她的特点，但有时也显得有点夸张和失真。在艺术馆那次，她可是真美，美极了。她没有看见我。我坐在一旁歇脚。翻看说明书。她离我不远，站在塞甘蒂尼①的一幅名画前，看得出了神。那幅画画的是在贫瘠的高山草地上干活的几个农家姑娘，背景是锯齿状的陡峭山峰，使人联想起施托克霍恩群峰，清凉的天空中，一抹象牙色的云，真是天才之笔。令人叫绝。这片云奇特地缠绕成一团，你一眼望去就会立时被吸引住。你可以看出，它是刚被风揉捏过的，现在正开始升起，慢慢地向前飘浮。伊丽莎白显然了解这片云。她真是全神贯注哪！她往常深藏不露的心情又浮现在她的脸上了，从变得更大的眼睛里露出微笑，使那张太薄的嘴变得稚气、温柔，还填平了眉间显出她聪明好强、拘谨冷漠的皱纹。一部伟大艺术作品的美与真，强迫她的心灵不加掩饰地显示出自己的美与真来——
①塞甘蒂尼（1858—1899）意大利画家，这里说的可能是他的主要作品之一：《狂风过后的阿尔卑斯山上》。
我静静地坐在一旁，观赏塞甘蒂尼的美的云，和这位被云陶醉了的美的少女。随后，我害怕了，我怕她会转过身来，看见我，招呼我，又失去她的美。于是我赶紧悄悄地离开了大厅。
在那段时间里，我由无言的自然那里所得到的欢快以及我同它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不断地到风光秀丽的城郊去游逛、尤其爱去侏罗山中。我一再看到森林、山峦、草场、果树、灌木呆在原地并期待着什么。也许期待着我，总之，期待着爱。
就这样，我开始爱它们。我心中强烈而急切地渴望着它们的静穆的美。在我心中还暗暗地涌出一种深藏的生命和思念，力求让我意识到它，理解它，爱它。
许多人说，他们“爱自然”。这意思是，他们不讨厌自然，有时也喜欢自然所具有的魅力。他们走出家门，见到大地的美而高兴非凡，践踏草地，末了攀折了无数花木，不是随手扔掉，便是带回家去看着它们枯萎。他们对自然的爱便是如此。遇到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他们总要回想这种爱，为自己有这么一副慈悲心肠而感慨万端。他们本来并无必要去爱自然，因为“人乃自然之王冠也”。呜呼，王冠！
我于是越来越热中于窥探事物的奥秘。我倾听在树冠里发出万千音响的风儿，在山壑里潺潺流动的溪水，在平原上悄悄逝去的平静江河。我知道，这些音响都是上帝的语言，如果能懂得这不可解的了原始美的语言、便能重新找到乐园。一般的书籍极少论及，唯独《圣经》里有上帝所造物的“隐秘的叹息”这句奇妙的话。我隐约知道，任何时代都有象我似的被这句不可理解的话所吸引的人。抛弃了他们日常的工作，去寻找静穆处，为的是倾听创造之歌，观看云的飘浮，朝朝暮暮地渴望着。对着永恒伸出祈求的双臂，他们是隐士，忏悔者，圣徒。
你从未到过比萨，到过坎波桑托①吗？那里有以往数世纪的已经褪色的壁画，其中一幅画的是忒拜沙漠中一个隐士的生活。这幅质朴的画，虽已褪色，但那种极乐平和至今魔力无穷，能使你顿时感到悲伤，敦促你去到远离人世的某一圣地，用泪水洗去你的罪孽与污垢，并且不再复返。无数艺术家都曾这样尝试在幸福极乐的图画中说出他们的乡愁，路德维希·里希特尔②的一幅小小的儿童画同比萨的大型壁画对你唱的是相同的歌。为什么铁相③，这位实物和人体之友，有时要给他的一目了然、形象生动的图画添上最迷人的遥远朦胧的蓝色背景呢？这仅仅是一笔深蓝的、温暖的颜色，你不明白他究竟是要用以表示远方的群山呢，还只是表示无边无际的空间。铁相，这位现实主义者，他本人也不明白。他添上这一笔，并不象艺术史家所理解的，是为了色彩的协调，而是他给隐藏在这欢乐和幸福的灵魂中无法满足的渴念的贡品。我觉得，一切时代的艺术都曾这样力图把一种语言赠送给我们心中神性的无声要求——
①比萨为意大利城市。坎波桑托即围以在拱廊的墓地，为当地古迹之一，建于1188至12OO，有十四、五世纪的著名壁画及亨利七世等的墓碑。
②路德维希·里希特尔（1803—1884），德国风景和人物画家。为民间故事和童话作过许多朴实而深情的木刻画。
③铁相（约1480—1576）。威尼斯派大画家。
圣方济格表达出了这种要求，他的语言更成熟、更美、更稚气。我那时才完全了解他。他把整个大地、植物、星星、动物、风和水都函括在他对上帝的爱之中，从而超越了中世纪，甚至超越了但丁，找到了超越时间的人性的语言。他称自然的一切威力和现象为他的亲爱的兄弟姊妹。他到了晚年，被医生们判刑，让人用火红的烙铁烧他的额头，他于惨遭酷刑摧残的恐惧之际，还问候这可怕的烙铁上的“火，他的亲爱的兄弟”。
我自己也开始去爱自然，象听一个讲外国话的同志和旅伴似的去聆听自然，这虽说并未治愈我的忧郁，但却使我的忧郁高尚了，纯洁了。我变得耳聪目明，我学会了分辨细微的层次和差别，渴望更贴近、更清晰地听到一切生命的心脏的跳动，也许有朝一日能听懂，也许有朝一日能分享这种天赋才能、把生命的心声用诗人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别人也能更加接近它，更加心领神会地去走访使人振奋精神、纯洁心灵、天真无邪的泉源。眼下，这还是一个愿望，一种梦想，——我不知是否能如愿以偿，但我坚持去接近自然，爱一切有形之物，不再漫不经心地或用鄙视的目光去观察任何事物。
这对我的灰暗的生活起了怎样的焕发和慰籍的作用，我难以言传。世界上再没有比无言的、一贯的、无激情的爱更高贵、更令人幸福的了，而我唯一由衷地希冀着的，是读过我的文字的人们中，能有若干人，哪怕只有一、两个，由于我的带动想开始学会这种纯洁而极乐的本领。有些人生来就具备并且一生都在不自觉地施展这种本领，他们是上帝的宠儿，是人中间的善人和儿童。有些人在莫大的悲伤愁苦中学会了这种本领——难道你们从未在残废者和不幸者中见到过这样有一双高傲、冷静、明亮的眼睛的人吗？如果你们不想听从我和我这番贫乏无力的话，那就请到他们中间去吧，在他们心中有一种无欲念的爱克服了愁苦，使愁苦改变了形象。
某些贫苦的忍受者达到了这种功德圆满的境界，我深心敬仰，但目下可叹我离此境界甚远。但在这些年里，我常常相信自己知道达到这一境界的正确道路，缺乏这种安慰人心的信念的时候极少。
我不敢说自己始终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在前进，我经常由于种种原因徘徊中途，也不免走过几次邪路。有两种自私而强烈的内在倾向在我心中反对这种真正的爱。我是个酒徒，又害怕与人交往。我虽然大大限制自己饮酒的数量，但每隔几个星期，这位甜言蜜语的神又会说动我投入他的怀抱。那时，几乎不再发生夜里躺倒在大街上或者诸如此类的闹剧，因为酒爱我，但并不引诱我走得太远，至多到了各自的精灵可以亲切交谈时也就罢休，然而，每次酒后，心中的恶总是久久地纠缠着我。我毕竟不能不爱洒，对酒的强烈嗜好是我父亲的遗传。长久以来我怀着孝心谨慎地保存这份遗产，并把它完全化为我的本性，所以，我只好在欲念和天良之间订一个半是严肃、半开玩笑的契约。我采纳了阿西西的圣徒的赞美诗里的这一句话：“美酒，我亲爱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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