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们挤在一间房中，躺下熄了灯说话，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以前。我们说到班上的同学，有人仍在大山深处当一个艰苦度日的农民，说到当年半夜口渴却停了水，几个人到井边把吊桶摇上来喝水，又说到那年搞农村调查的事情，说到青春的信念，这信念曾像日出东方一样坚定。突然，都沉默了。我们今日的成功超出了当年的想象，可真诚和信念却只存在于回忆之中。只要将目光转向现实，思维就本能地驶向另一条轨道。在那里才有成功，而成功就是一切，别的说什么都变得意义暧昧，成为多余。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渺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爱，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第二天中午请老师们聚餐之后，胡一兵刘跃进分别回家。我开了车，回山里去。县卫生局常局长一定要陪我去，我要他陪家人迎接新的千年，他怎么也不肯。把车停在乡政府，常局长陪我上山，熊乡长也跟上了。
听说我回到三山坳，全村人都出来了，都挤在秦四毛家门口。我是村里出的一个人物，是他们的骄傲。我在村里走了一圈，没有很大的变化，山还是山，树还是树，房子也还是那样简陋。若不是人的兴衰，时间就像没有从这里经过。秦三爹死了，马七爹也死了，我八八年跟董柳来的那一次他们还在。当年住的那间土坯小屋已经不在了，那里生长着一片小白菜。回到秦四毛家门口，我把准备好的信封拿出来，四十七个，每家一个，里面是两百块钱，我能为他们做的也只有这么一点点。马二虎我给了他四千块钱，当年父亲入土，用的是他家的寿材。这样做了我心里还有点不安，他们太穷了。我临时决定支助村里那九个在读中学的孩子，每人每年七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