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开车带我们去枫叶宾馆，一路上话题总离不了这辆车。他说：“这车开起来感觉还是差了一点，蒋经理开了一年多，才转到我手上来。红颜色也太刺眼了，没劲，最好是墨绿色，那才显出高贵的气派呢。”董柳说：“开进口车还说没劲，我有一辆的永久单车就觉得劲头很足了。”我说：“今天妈妈过生日，没劲的事都不说，说有劲的事，大家都高兴高兴。”任志强说：“这车没劲，太没劲，我都不想说它了。”可隔了几分钟，他又说起了这辆车，兴奋地晃着头说：“没劲，太没劲了，别人吃了头遍要我吃第二遍，有什么劲！”从枫叶宾馆回来，我问董柳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她说：“不知道。”我说：“说好你和董卉一人一半的。”她说：“任志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单买了，也好，不然这个月我们都过不去了。”我说：“任志强这是打你的脸呢，你以为他凭白无故那么大方？”她说：“管他打什么，钱省在我口袋里了，我给我一波也买点东西。”我用手指她说：“几个钱你把自尊心都卖掉了，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你吃亏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是太大了。”她说：“我不玩虚的，别人付了钱我还去恨他，我想不清这个道理。”我说：“近视眼近视眼，只看见眼皮底下那点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都不去看它?”董柳笑了说：“看不见的东西，我怎么去看它?”我说：“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更是个东西，你什么时候会明白这个道理！”她说：“这个道理我早就明白，但那是有钱人的道理，大人物的道理，我们没钱的小人物道理要反过来讲。”我叹气说：“道理还有你这么讲的，这个世界越来越讲不清了，本来讲得清的也都讲不清了！任志强就凭他还可以甩派头，这个世界真的不像个世界了。”她说：“潮流来了，人人都知道要跟着走，你去跟它讲道理，它把你甩到后面去，理都不理你。”我说：“人人都聪明，都跟着走，那就太它妈的了，天下总还要几个傻瓜。”睡觉之前我对董柳说到办公室拿个材料，就下了楼。近来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觉得这个世界跟自己心里认识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世界，自己对世界的想象与世界给自己的经验，越来越合不上拍了。九十年代，世纪之末，天忽然就翻过来了吗？
我走在大街上，想体会一下自己对世界的感觉。眼前的一切并不奇怪，都很正常。下夜班的人在等车，高声议论什么。一对恋人手牵手缓缓走过去。洒水车开过来，放着轻柔的音乐。骑单车的人把铃按得飞响，一闪而过。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一长一短，忽然有了一种可怜自己的意思。我并不傻，可就像被什么东西罩住了似的，伸不出头！要说怨谁吧，谁也怨不着。那么怨自己，可自己又错在哪里！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要把自己的头摁下去，摁下去，拼命挣扎着想抬起来，却还要再摁下去摁下去。你不知道是谁在这么用力地摁着你，可他就是死死地摁着不松手。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设想也许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越想做点什么，就越没有什么给你做，你越想把腰挺起来，就越叫你挺不起来，心里空荡荡的过了这么几年，根本没在生活中扎下根来，这滋味真不是滋味啊。读书时的理想一点都没有实现，相反，那理想本身倒越来越渺茫越来越抓不住了。剩下的就想做个好人，相信总有公正在时间路口等待吧。现在连这点信念都变得犹豫起来。有谁理解自己，又有什么在等待?连董柳也不愿理解，不愿等待，那么还能指望谁来理解谁在等待？那么还剩下什么？就是眼皮底下那点东西，董柳看见的那点东西。我并不傻，我看得见路在哪里，可是我迈不出去。我实在没有办法如此现实地去设想人生，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你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的瞬间，在那个空间的角落生存着的你，如此而已。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可是，我凭什么拒绝，凭什么反抗？我不能回答自己。我需要一种拒绝的理由，一个反抗的支点，我找不到这个支点，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天啊，给我一个支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