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出殡，他们给遗体把赶制出来的寿衣换上，按照父亲生前的交待，用一块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来。几个小伙子把我从灵柩边架开，我远远看见他们换了寿衣，裹上白布，又把许多生石灰塞了进去，再把白布一层层盖上。一切准备好了，又架着我过去见最后一面。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只露出一张脸，像睡着了一样。我想到这就是永别了，哭得气绝。唱夜歌的庄严地喊道：“时辰到！”鞭炮响了起来。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马七爹走上去长揖三次，拿着竹钉钉了起来。我挣扎着要扑上去，秦三爹说：“按规矩办！”两个年青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着。杠头唱了声：“咦哟嗬，起！”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唢呐一停，鼓和钹就响了起来，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
到了坟场，坑已经挖好，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了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给池爹了，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
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后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说着一头栽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为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何况，公布的罪状与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这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下了，请他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