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人们通常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说成是遵义会议。其实，这里所说的遵义会议是广义的，即前有发展过程，后有完善过程：遵义会议前的发展过程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后的完善过程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直至苟坝成立“新三人团”。正因为这样，关于毛泽东和遵义会议的关系，有着各种评价：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上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九九六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些提法大同小异。这里所提到的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指广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的进展，日益受到注目——因为它是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起点，随着毛泽东的声望的不断提高，人们这才逐渐意识到这一起点的重要性，这一历史的选择的重要性。尤其是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起，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这漫长的四十一年间他一直是中共最高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这一起点也就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诚如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那十三位来自天南地北的人物聚首上海望志路李公馆所举行的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历史上红色的起点，也是随着中共的日渐壮大以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从以下权威性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对于遵义会议的认识的演变过程——一九三六年夏，当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没有提到遵义会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只提到这么一句话：“红军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领了他在遵义的洋房”。实际上，他把柏辉章误以为王家烈了。毛泽东提到了“遵义的洋房”——柏公馆，没有提到在那“洋房”里开的会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么提及遵义会议：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博古，作为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对象，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这样评价遵义会议：
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指博古、李德制定的长征军事计划——引者注)，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做了结论。
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为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一位理论家姿态，对遵义会议作出四点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为党的正式文件，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严谨的笔调评论遵义会议——此时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遵义会议后的第四十六个年头——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陈云的建议，也概略地论及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历史。对于遵义会议，是这样高度评价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
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遵义会议后的第五十六个年头——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高度评价遵义会议：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敌人的疯狂“围剿”，加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敌人曾断定我们党要彻底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般地打开了革命新局面。以上所引述的从毛泽东到江泽民的对于遵义会议的评价，语调都是极为严肃的，都是字斟句酌的。在这里，不妨引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一九八六年所写下的一段很坦率、很生动却又不失准确的一段话：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一百五十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当然，也有激烈反对遵义会议的人，李德便是一个。他在一九七三年由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对于他在遵义会议中的失败，仍耿耿于怀，咬牙切齿之声可闻。不管怎么说，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崛起的起点，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起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漫长的四十一个春秋，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富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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