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突破乌江天险之后，下一步就是直取遵义了。一月四日，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的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刚刚率全团渡过水急浪高的乌江时，总参谋长刘伯承便命令他们作为前锋，向遵义急行军。
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红六团就推进到团溪镇。这个镇，离遵义只有九十里路。一月五日夜，红六团在团溪镇宿营。六日清早，红六团在一片黧黑中起床。就在这时，刘伯承一夜骑马躜行，赶抵红六团团部。刘伯承作了战前动员。他说：“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要求仗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他的这番话，开导了红六团指挥员们的脑筋，在“智取”上下工夫。在红六团中，担任前锋的是第一营。营长曾保堂和团参谋长唐振旁走在最前头。他们的身边，走着一位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家住团溪镇。昨夜，唐振旁在镇上找老百姓打听情况，找到了这位小伙子。小伙子原先在“侯家军”里当过兵，知道沿途情形。他说，离遵义城三十里路有个山口，“九响团”驻守在那里，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进遵义。什么是“九响团”呢?原来，侯之担的这个团，上上下下都有一枝能够一梭九发的“九连珠”毛瑟枪，声称那山口“连鸟也飞不过去”!唐振旁请小伙子当向导，小伙子犹豫再三，总算答应了。贵州果真“天无三日晴”，一路走，一路下起冷雨来了。红六团在泥泞的山道上疾行。下午三时光景，来到那“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山口。一看，两面的山头各蹲着一座碉堡，形势的确险恶。红六团悄然包围了“九响团”。“九响团”还以为红军远在乌江呢!一阵枪响，慌作一团，
三下五除二，就被红军解除了武装。除了死的以外，二百多名俘虏畏缩在寒风细雨之中。第一营换上了“侯家军”的军装，带着十几个愿加入红军的俘虏，准备去遵义诈取城门。这时，刘伯承又冒雨骑马赶到。刘伯承对第一营作了战前讲话：“遵义城里有敌人一个师，听说我们过了乌江，军心在动摇。你们以一个营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悬殊。但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要多动脑筋，多用一点智慧。”曾保堂：《智取遵义城》，《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雨，越下越大。生怕打“九响团”时的枪声会走漏消息，红六团第一营马不停蹄，直奔遵义南门。雨夜，比往日更加昏黑。远远地望见一星灯光，知是南门已近在眼前。在南门附近布好掩护的机枪，曾保堂、唐振旁便带着穿了“九响团”的服装的一部分战士和俘虏，来到南门城墙之下。俘虏们用贵州土话喊开门。“哪一部分的?”城门上传来问话。“‘九响团’的!”被俘的“九响团”营长按照曾保堂的吩咐答道。“‘九响团’不去守山口，干什么?”“共军打过来啦!”“共军?共军不是还在乌江吗?”城门上传来惊讶的声音。那哨兵叫来了他的上司马排长。马排长拧开明亮的手电筒往下照，见一群水湿的穿“九响团”服装、挎“九连珠”的士兵，盘问了一通。那位被俘的营长，答得滴水不漏。于是，马排长下令打开城门。
城门开了，红军一拥而入。
开门的士兵问：“共军来了?”
红军用“九连珠”指着他的胸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红军攻进了遵义城，一下子抓了几百名“侯家军”。
红军冲进了“侯家军”的军部，不见侯之担。一问，才知道侯之担在一月四日夜里，带着家眷往老家桐梓逃了。连“城防司令”侯汉佑，也从北门逃掉了。眼看着红六团已经占领了遵义，忽地又响起枪声。原来，遵义分新城和老城。红六团所占领的只是新城，枪声从老城响起。老城还驻守一个团的“侯家军”。再接再厉，红六团攻入老城，依然如入无人之境。“侯家军”不经打，举手投降了。这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凌晨，遵义全城都落入红军之手。侯之担先失乌江，又丢遵义，几天之内把黔北都丢了。一万多“侯家军”，损失了五六千人。蒋介石发电报，痛斥侯之担。原先想效忠于蒋委员长的他，此刻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百般无奈之中，他只能丢下“侯家军”，只身逃往重庆。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命令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重庆将侯之担“先行看管，听候查办”!王家烈既为侯之担的崩溃感到庆幸，从此贵州境内少一异己，但也未免兔死狐悲，震惊于侯之担前车之鉴。侯之担在重庆被拘当日，王家烈给黔军发出如下通电：奉电前因，查侯副军长，前此贻误戎机，经委座电令申斥，勉以戴罪立功，殊值匪患方殷之日，不图奋勉，竟自私赴渝城，乖方失职，看管允宜。务望我袍泽，因之惕励，奋勇努力，以复我黔军过去之光荣声誉，勿稍瞻误，致蹈覆辙为要。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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