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华共和国首都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正召开重要会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花了一天时间在上海匆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开过中共中央全会了。会议在瑞金沙洲坝老茶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
那时的老茶亭大兴土木，坐落在那里的“中央大礼堂”，简直成了瑞金的“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动工修建的。据说，半边由来自福建的红军建造，半边由来自江西的红军建造，双方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才三个多月工夫就落成了。这座大礼堂系土木结构，八角形，看上去像顶红军八角帽，颇为别致。礼堂里开了好多窗，装上玻璃，相当明亮，在山沟沟里算是很不错的“现代化”建筑了。礼堂分两层，一排排长条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称“大”礼堂。那时，瑞金叶坪也在大兴土木，那里的一大片空地，原是“提灯游行”后举行联欢会的地方，如今修整成了一个广场——瑞金的“天安门广场”!一九三三年冬，广场上一片热闹景象，一群新的建筑物正在施工。
广场上最为忙碌的人物是钱壮飞。钱壮飞跟潘汉年一样，也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而又精明强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是浙江吴兴县人。一九一四年，十九岁的他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一九二六年，当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医生职业便成了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很好的掩护。一九二九年，他根据上级的指示，跟李克农一起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局的前身)，他居然成为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一九三一年四月，当顾顺章被捕、叛变之际，从武汉发给南京徐恩曾的绝密电报落在钱壮飞手中。他跳上驶往上海的列车，通知周恩来、瞿秋白立即转移，而他自己也通过秘密交通线，安然无恙地进入中央苏区。在瑞金，他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在一九三五年三月长征途经贵州息烽时战死。此时，这位医学学校的毕业生，居然改操新业，变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叶坪广场上的一群新建筑物的蓝图，全都出自这位设计师之手，而工程指挥则为梁柏台。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矗立在广场上高达十三米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相当于后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红军烈士纪念塔的造型颇为别致，塔座呈五角星形，塔身却是炮弹形，远远望去，像一枚正在射向蓝天的火箭。正面，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构思的巧妙，不亚于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此外，广场上还建起了砖木结构的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公略亭纪念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沙场捐躯的名将黄公略。博生堡呈碉堡形，纪念的是宁都起义领袖赵博生，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战死于江西南城黄狮渡。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在红都瑞金如此大兴土木，其实透露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要在瑞金长期“扎”下去!在沙洲坝崭新的“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之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城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张闻天的《中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会议全面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左”倾路线，强调：“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潜台词，便是反对毛泽东。
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人，毛泽东居末位。当时的排名次序为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即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
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博古为负总责。李云龙在一九八七年第五期《中央档案馆丛刊》上发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何时设立的》一文，指出只有博、张、周在中共“七大”所填的简历表上写有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笔者向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费侃如请教，据告，项英是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尚待进一步查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四位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另外，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自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不再称“中共临时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至此亦正式撤销。
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结束。四天后——一月二十二日，那“中央大礼堂”里人声鼎沸，上千人蜂拥而入。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那里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六百九十三人，候补代表八十三人，还有众多的人参加旁听。
开幕那天清早六时，沙洲坝忽地响起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却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因为早就贴了布告，说明那是为了庆贺“二苏大会”而放的礼炮——虽说只是几门土炮而已。沙洲坝鹅公岽脚下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阅兵式上最神气的是红军大学的学员，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八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这时，何长工一声嘹亮的“向右看”，学员们的头全都向右扭去，目光投向检阅台上的首长们。直至此时，博古才发觉检阅台建造时选错了地方，不应“向右看”，应该“向左看”才对!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也很威武，头上戴着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那些钢盔，全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时就结束了，避开了国民党飞机的“铁蛋”。“中央大礼堂”大门口正上方，贴上了一排黄色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那字是黄亚光写的。黄亚光是在台湾读书毕业后，来到厦门，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得一手好字，为毛泽东刻印过文件。此时他在文书科工作，布置会场就由他负责。
大礼堂内挂起了十来盏汽灯，显得颇有气派。主席台上贴着马克思、列宁黑色石印像和镰刀斧头旗。台上放了几张小学生的课桌，算是讲台。每位代表都领到两本油印的小册子，是用当地毛边纸印的，封面上画着五角星和镰刀斧头。那是毛泽东的新著《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是由文书科丁良相刻蜡纸，贺子珍也帮助刻印了一些。所谓“乡苏”，即乡苏维埃。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才溪乡是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乡，毛泽东把这两个乡树为“模范乡”。毛泽东曾到这两个乡，摆开八仙桌，请来各色人等，一边用粗饭碗喝茶水，一边口问手记，作调查研究，写出这两份调查报告。“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先是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关于经济政策的部分，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几天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结论报告，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的设计稿。那国徽呈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面则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则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其上。
会议开了十多天。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原先由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由张闻天担任。这样，也就是以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张闻天为政府总理。博古让张闻天担任总理，使毛泽东真正成了“加里宁”!在任命各人民委员(即部长)时，教育人民委员引起了众人瞩目。第一届的教育人民委员便是瞿秋白，但是他一直在上海，没有到任，由徐特立代理。这一次，又任命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为副职。毛泽东告诉人民委员们：瞿秋白不日到达瑞金!在宣布这一任命两天之后的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脸色苍白、憔悴的瞿秋白，穿了一身中式棉袄，出现在瑞金沙洲坝。他那般倦怠，不仅仅因为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奉命离开上海，经过漫长、艰辛的跋涉，才到达红都，而且还因为他又一次蒙受了打击，使他的心境怆然!
自从三年前的六届四中全会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之后，瞿秋白转到了文化战线，成为鲁迅的挚友和知己。瞿秋白曾四度避难于鲁迅家。瞿秋白以手中锋利的笔，写下了大量的新著。鲁迅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表达他对瞿秋白的深情。瞿秋白蒙受新的沉重一击，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指出：“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还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这表明，王明、博古仍然要对他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刚到瑞金，肺病就纠缠着这位忧郁、苦闷的“才子型”红色领袖。三天两头发着高烧，而他每天只能吃到一钱盐!他正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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