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的到来，使“独立房子”变得热闹起来。这座“三居室”的“独立房子”正中的客堂间，成了会议室。李德到来不久，博古便通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在“独立房子”开会，跟李德见面。接到通知后，项英、刘伯承从偏东方向乌石垅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沿田埂走过来，毛泽东从东北方向元太屋的中央政府机关走出来，博古、张闻天、凯丰则从正南方向下肖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走过来。不到五分钟，他们就都到了“独立房子”。
博古和张闻天事先提醒过李德，跟毛泽东见面时，如果有谁提及“罗明路线”，要尽量回避，据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他同罗明“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于是，李德便“把博古的劝告牢牢记在心上”。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毛泽东、项英、刘伯承和另外二三个同志，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其中有青年团书记。三个有名的委员没有出席，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王稼祥在一九三二年被弹片打成重伤(应为一九三三年春——引者注)，住在野战医院……
会议由项英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移驻瑞金沙洲坝，规定“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在前方时，其主席职务，由项英同志代理”（《关于中革军委移驻瑞金的通令》，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据李德回忆，“博古把我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就这样，李德跟毛泽东结识了。毛泽东不懂外语，由博古充当翻译。在场的人当中，除了毛泽东和项英之外，其余的人差不多都能用俄语跟李德交谈。
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厚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和“谁不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疱岁更刀，割也；族疱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泽东从历史中，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毛泽东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李德也从博古他们那里得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信：
他们知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影响是利用了“民众的激情”，其实倒不如说是基于长期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这种传统使毛泽东同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李德同样也从博古他们那里知道毛泽东受到了排挤：
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损害。一九三一年中央局的建立，一九三二年在宁都召开的扩大会议，以及最后一九三三年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迁至瑞金，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警报信号。他的影响明显地减弱了……
虽说初次见面时，李德跟毛泽东彼此客气了一番，不过，由于李德完全站在博古一边，他和毛泽东的冲突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就在李德到来不久，果真，他跟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执。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几乎就在我到达的同一天，传来了黎川失守的恶讯。”他和毛泽东的头一回交锋，就在这“黎川失守”事件上……黎川，广昌东北的一座县城，靠近福建峻秀的武夷山。黎川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失守的。
黎川之战，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战。
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到九月十八日，两个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办了三期军官训练班，亲自作了二十三次训话和讲课，此刻下山了!南昌，从一九三三年五月起设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此刻变得忙碌起来。蒋介石在赛克特的谋划下，正忙于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部署第五次“围剿”。内中五十万大军用于江西，以求剿灭中央苏区。
此时，黎川成了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蒋介石的第一步棋，便是派出陈诚的三个师——第三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六、七十九师，朝黎川县城推进。红军主力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正在福建跟国民党十九路军作战，驻守黎川的是萧劲光部队。
萧劲光此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成为十位获得大将军衔的将领之一。他是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老乡。一九二○年秋，当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挂起“外国语学社”招牌时，他成了那里的学生，跟任弼时、柯庆施有着同窗之谊。在那里，他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之一。翌年，他便赴苏联学习，瞿秋白成了他的老师。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当列宁去世时，他和任弼时等曾代表中国留学生为列宁守灵。回国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一九二七年他再度赴苏，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了三年。此后他回国，进入中央苏区。此刻，这位资历颇深的萧劲光，担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第七军团政委，司令部便设在黎川城里。在面对蒋军三个师的时候，萧劲光手下却只有七十个兵!萧劲光是这样回忆的：
我的主力部队已随三军团到福建去了，剩下一个独立师，在敌人进攻前的一个星期又调往峭石，归前总直接指挥。当时我手上只有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守黎川。在敌人进攻的前几天，中共又命令闽赣省委和省政府撤出黎川城。随即，顾作霖(省委书记)、邵式平(省政府主席)两同志率党政机关撤出了。为不致引起群众恐慌，只留一个合作社没撤。李泽才、张炜：《黎川事件的真相——访萧劲光同志》，《中共党史资料》第五期。
当蒋介石的三个师进攻黎川时，萧劲光只得率教导队撤出黎川县城，退到城外六十里的溪口。萧劲光有过多年战斗经验，又两度赴苏学习，他知道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撤退。消息传到瑞金，引起了博古和张闻天的愤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萧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济南战方法的回潮……”于是，黎川失守马上被扯到“罗明路线”上去，扯到毛泽东头上去。
李德支持博古、张闻天的观点，而毛泽东则支持萧劲光，以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萧劲光应当撤退，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在闽西建宁、泰宁一带与敌周旋。萧劲光奉命“收复赤色黎川”。他组建了红七军团，任军团长兼政委。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当前总得知敌一个主力师要赶往浒湾，便命萧劲光率部阻击，以待彭德怀的三军团赶到，向敌发起主攻。浒湾在黎川西北。萧劲光在浒湾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翌日傍晚，彭德怀率三军团赶到。这时，彭德怀患疟疾，冷透骨髓，只得由彭雪枫指挥。第三天，敌人在十几架飞机掩护下，出动了装甲车，冲破了红军的防线，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浒湾失利，主要是三军团没有打好。彭德怀主动向前总说明了情况，申明“责任不在萧劲光”。可是，谴责的拳头，仍落到了萧劲光头上。萧劲光这样说及当时的情景：“浒湾失利后，博古同志他们想整彭德怀同志，但不敢动他，就把战斗失利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他们下令撤了我的职，调往前总审查。”李德也力主对萧劲光实行惩罚，下令审判萧劲光。于是，萧劲光成了“军内的‘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前总主办的《铁拳》杂志出了《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刊载顾作霖等批判萧劲光的文章。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上午，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庭召开公审大会，萧劲光被押上法庭。法庭上一片紧张气氛。在书记宣读对萧劲光的控告书之后，萧劲光据理争辩：“我手上的兵都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怎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上级也没有让我死守黎川。我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领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旁听的人知道真相，也不再喊口号了。可是，法庭根据李德的意见，仍坚持判处萧劲光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中央苏区的报纸刊登报道，说萧劲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红军用血肉换来的一部分军用品送给敌人，做了敌人的内应”。萧劲光被关起来的时候，贺子珍来看他。贺子珍向他转告了毛泽东的话，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鼓舞。毛泽东说，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对你的处罚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王稼祥的支持。虽说王稼祥受伤，正在病中，但他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的判决书要他审批。王稼祥拒绝签字!李德坚持要判处萧劲光五年徒刑，找博古帮忙，以压倒毛泽东和王稼祥。博古借口工作忙，不再过问此事。
李德无奈。审判萧劲光之事，不了了之。萧劲光关了才一个月，就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王稼祥原本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自宁都会议以来，他跟毛泽东逐渐接近。他不仅帮助了萧劲光，而且还帮助了邓小平。邓小平被撤除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之后，也被关了禁闭。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一百六十五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唐义贞是湖北武昌人，一九○九年七月出生在那里的一个中医之家。一九二六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据陆定一回忆：“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莫斯科见面时，她穿紫红色的金丝绒旗袍，温存、文雅，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后来，在共同的战斗中进一步了解她。她是一位勇敢、坚强的女布尔什维克。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我们心心相印，使我们由同志、战友发展成夫妻……”陆定一和唐义贞于一九二九年冬在苏联结为秦晋之好。在陆定一回国后，唐义贞在苏联学习医务，一九三○年秋回到上海。一九三一年四月，当顾顺章叛变时，周恩来紧急转移，就借住在上海陆定一、唐义贞家。一九三一年冬，何叔衡和唐义贞装扮成父女俩，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唐义贞在瑞金担任中央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厂长。她在邓小平最困难的时刻送给他两只鸡，邓小平在几十年后仍深深记得这件事。索尔兹伯里还写及：“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据方志敏之弟方志纯回忆：
那时，“她，约莫二十几岁年纪，高挑挑的个子，清秀的脸庞，一对明眸闪烁着温情的光芒……听说她原来在上海，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后，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每天吃的是‘包子饭’——用席草编成草包蒸的饭，几分钱的菜金；冬天睡的是‘金丝被’——用稻草当垫被；夏天要与‘飞机’、‘坦克’作战——经受蚊子、臭虫的叮咬……”“她有文化，又有一张泼辣的嘴巴，无论开会作报告，还是个别促膝交谈，她的一番入情入理、生动活泼的话语，特别能打动人们的心弦。”方志纯：《忆阿金》，《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索尔兹伯里说“阿金是广东人”，其实她是浙江省岱山县人，生于一九○四年，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二十二岁。一九二七年二月，她成为中共定海县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参加过领导定海、宁波的盐民运动。一九三○年，她在上海担任上海丝织业党团书记。一九三○年她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于都、胜利县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后来金维映参加了长征。一九三八年春去苏联学习、养病，一九四一年底病逝于莫斯科。
邓小平从禁闭室获释后，被派往中央苏区北部的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那里是与白区交界之处。派遣者的本意，是因为那里生活艰苦，“流放”邓小平。不料，邓小平去那里才十天，就被急急调回来。起初，邓小平不明白内中的原因，后来才听说，因为那里靠近白区，生怕邓小平跑掉。
邓小平回到瑞金，没有人敢要他。倒是王稼祥敢于要他，对他说：“你到我这儿来吧!”王稼祥调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当了两三个月，上边有人说：“怎么能让邓小平当秘书长?”于是王稼祥把邓小平安排在红军机关报《红星》报当一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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