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来到中央苏区的第二把火，烧的是“江西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
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在“文革”中，邓小平复出时，毛泽东旧事重提，一九七二年八月四日曾写下如下批语：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两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批判邓、毛、谢、古，是从“毛派的头子”——邓小平开始的。最早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斗争》所载任弼时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发出批邓信号弹。任弼时的文章点名批评道，“永吉泰和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所谓“永吉泰”，即永丰、吉水、泰和，三县位于江西的中西部。当时，三县联合，设立中心县委，书记便是毛泽东的小弟弟、那个当年朱德派往井冈山寻找毛泽东的毛泽覃。所谓“会寻安”，即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位于江西西南端，亦联合设中心县委，书记便是邓小平。所谓“纯粹防御”，指的就是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跟“进攻路线”相对立。
二月二十八日，以李富春为书记的中共江西省委，出于无奈，只得批评“会寻安”县委“所犯纯粹防御路线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可是，中共临时中央对中共江西省委的表态深为不满，认为邓小平即“江西的罗明路线”，认为中共江西省委犯了“严重错误”。于是，中共临时中央一边决定改换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一边决定甩开省委，直接派张闻天去“会寻安”召开党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了“会寻安”。如今，仍可从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所通过的《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中，看出当年“批邓”的真实情况：
“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代表洛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与结论。”
“大会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还指出，“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会议一结束，“会寻安中心县委”便进行改组，邓小平被调离。
张闻天回到瑞金后，赶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发表在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斗争》上。文章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这样，一下子就把批判“罗明路线”，扩大到江西各地区。文章又一次批评中共江西省委，“对于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存在，始终没有公开地指出来”。张闻天的文章，当然是代表中共临时中央写的。文章发表的翌日，在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下，召开“江西党三个月工作会议”，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一下子扩大了，扩大到批邓、毛、谢、古。斗争不断升级，邓、毛、谢、古不仅成了“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且成了“反党派别”以至“反党小组织”!
《斗争》、《红色中华》接连发表火辣辣的批判文章：《给江西罗明路线的回答》、《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跟罗明的见面，会惹出个“罗明路线”，又派生出“江西罗明路线”，真是始料不及。其实，批毛泽东，批毛泽东路线，批“毛派”，中共临时中央倒是有计划地一步紧逼一步……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次作为“毛派的头子”挨批，是他一生“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落”——此后的第二次“落”是“文革”初期批“刘邓路线”，第三次“落”则是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历经三劫而不倒，他被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称为“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他怎么会成为“毛派的头子”呢?邓小平是在一九二二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之后，二十三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导广西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邓小平任政委。一九三一年二月，红七军占领江西崇义县，前委决定派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在上海，邓小平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这时，红七军进入江西兴国，与朱、毛红军会师。
一九三一年夏，邓小平奉派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最初，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在闽西巡视。七月，他奉命赶往瑞金。八月初，他和金维映一起来到瑞金，与谢维俊共事。他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那时的瑞金，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中共瑞金前县委书记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在那里搞肃反扩大化，到处抓“社会民主党”，把瑞金的革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也作为“社会民主党”杀害了。瑞金县大批干部被捕、被杀。邓小平到了瑞金，下令拘捕了李添富以及谢在权。九月，邓小平在瑞金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李添富、谢在权，得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的拥护。
在瑞金，邓小平工作了十个多月，而后调任“会寻安”三县中心县委书记。在批判“江西罗明路线”开始之际，邓小平正接到调令，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挨批，是因为他在“会寻安”实行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一九三二年十月后，原本守卫那里的红军独立三师奉令调往别的地区，广东国民党陈济棠部队朝“会寻安”扑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邓小平放弃寻乌县城，开展游击战争，这就被说成“纯粹防御路线”，说成“江西罗明路线”!毛泽覃是在一九三一年六月，担任“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的。那时，贺子珍之妹贺怡在那里担任县保卫局局长。两人早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便相识。那时，毛泽覃在江西大庾战斗中受伤，不得不离开主力红军，一边担任中共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养伤。受赣西特委指派，贺怡前来照料、护理毛泽覃——因为考虑到她是他嫂嫂的妹妹，比较方便。那时贺怡已和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结婚。
一九三○年八月，刘士奇在赣西特委受到错误批判，被调往上海，加上他和贺怡婚后感情不合，也就中止了婚姻。当贺怡和毛泽覃在“永吉泰”重逢，很快产生了爱恋之情，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结婚。一九三二年九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毛泽覃遭到批判时，他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贺怡则担任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那篇《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指责毛泽覃实行“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亦即游击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点的是毛泽覃的名，实际上批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毛泽覃在黄公略牺牲之际，曾代他指挥全军。他担任过红军独立师政委、师长。至于“毛派”的谢、古两人，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曾提及：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红军放弃吉安，十九日我和古柏、谢维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蘅田，会合红军主力，二十一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古柏、谢维俊与毛泽东同行，是因为他俩当时都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所以追随毛泽东左右，跟毛泽东有着密切的交往。谢维俊又写作谢唯俊，字蔚青，湖南耒阳人。一九二六年，年仅十九岁的谢维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他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军中担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当邓小平初来瑞金县委时，正在那里的谢维俊帮助邓小平工作。此后，谢维俊担任过中共永丰县委书记。接着，调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虽说他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常给毛泽东写信，征求毛泽东对工作的意见，毛泽东给他回过信。
古柏，常使人以为是化名，其实这是他的真实姓名。古柏是江西寻乌县人。一九二五年，十九岁的古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寻乌县最早的中共党员。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朱毛红军急行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古柏连夜赶去，跟毛泽东见了面，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一九三○年五月，毛泽东到寻乌进行调查工作，当即找担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他和古柏朝夕相处了二十天，结下了亲密的友情。毛泽东写出《寻乌调查》，文中两处提及古柏：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不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此后，毛泽东把古柏调来，担任前委秘书长，而前委书记便是毛泽东。
据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古柏夫人曾碧漪对笔者说，她与古柏于一九二八年结婚，也随古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曾碧漪是粤北南雄人，原名曾昭慈。她跟贺子珍亲若姐妹。她在毛泽东那里负责保管文件。毛泽东需要什么文件，总是向她要。她记得，古柏常用秘密药水，替毛泽东把文件抄在衣服上、布匹上，交给通讯员送出去。有几回，通讯员给毛泽东送来线装古书，古书的每一页都是折起来的，古柏从折页中抽出一张张白纸，用药水一涂，就显出了字迹。正因为毛泽东跟古柏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富田事变”中，那封伪造的毛泽东的信，就是写给古柏的。曾碧漪记得，发生“富田事变”时，她和古柏以及陈正人(即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休养时同住的那位陈正人)的妻子彭儒，正住在设在富田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里。他们三人好不容易死里逃生，逃到兴国。那里听说富田发生事变，不明他们三人的身份，就把他们绑了起来。后来遇上陈毅，才放了他们。彭儒正怀孕，于是留在兴国。十几名赤卫队护送古柏夫妇前往宁都小布总前委所在地，毛泽东在那里。可是，到了小布，天色已黑，那里又因发生“富田事变”而戒严，他们受到哨兵的反复盘问。“我是古柏!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任凭古柏这么大声说明，可是那时没有“工作证”，而哨兵又不认识古柏，怎么说也没用。正巧，总前委秘书谢维俊查哨，听见古柏的声音，奔了过来，惊喜交集。谢维俊告诉古柏，今天早上刚为古秘书长开了“追悼会”呢。毛泽东见到古柏，也开怀大笑，说阎罗王那里“开恩”，放回了古秘书长。
古柏在一九三一年调离了总前委，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
邓、毛、谢、古分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怎么会成了“反党小组织”呢?内中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他们跟毛泽东都有着密切关系，属于“毛派”。直接的起因，则是由于他们四人对博古、张闻天、任弼时等不满，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他们来自上海的“洋房子”。“洋房子先生”们排斥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他们反驳道：“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
诚如罗明的“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句话激怒了博古，他们对“洋房子先生”的揶揄传进了“洋房子先生”们的耳朵中，“洋房子先生”们大为震怒了。于是，他们成了四个“罪人”，受到挞伐。如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纪念五四青年节时，“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的《关于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总批判》，内中写道：
以邓小平、谢维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邓、谢、毛、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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