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未曾经历灭顶灾难之前，很难想到生存对于生命的涵义，也很少意识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样的坚韧与顽强。常常，生命的消失不仅仅在于外在的灾难，而更在于虚弱的人类本身。
十年前，当我凝步于唐山的街头，大量的尸体堆中，曾有一类死难者的遗体引起过我的疑虑和深思。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尸体上，留下的只是一道道指甲抠出的暗红色的血痕，那是疯狂地抓挠之后留下的绝望的印记。这就是精神崩溃──一位亲赴唐山的老医生对我说，是他们自己在极度恐惧中“扼杀”了自己。
多少名死者就是这样死去的。可是，人类出于更顽强的渴生的本能，却仍在奇迹般地为生命而坚持着、奋斗着。奇迹，不仅仅是生命史的奇迹，而且是人类精神史的奇迹。唐山大地震，以它震惊人寰的毁灭性的考验，留下了这批渴生者的姓名。他们无疑是人类的骄傲。 陈俊华，地震时24岁，二五五医院政治处干事。郝永云，地震时24岁，陈俊华的新婚妻子，廊坊县农村社员。从废墟中被救出的时间：1976年7月30日，震后第三天。3天，对于生命的时限来说，并不算长，可是对于这样一对夫妇来说，却分外地漫长而难以支持。他们的存活，对于他们自己，是奇迹。1985年1月26日和30日，我采访了陈俊华和郝永云夫妇。与郝永云交谈时，他们可爱的小女儿正在床边玩耍。她不时地扭过头来，好奇地睁着大眼瞅着我和她的妈妈。她显然是生于地震之后。将来，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本不会有她。因为，一场震灾险些夺去她的父母亲的生命。
那会儿，他们刚刚结婚。7月28日的强大震波，击中了所有大目标，也毫不留情地粉碎了这对夫妇的小小新房。一些幸存者就被埋在这样的建筑物中那一刻，屋子里亮极了，明晃晃的，就像开了电灯，就觉得四面墙壁像包饺子一样卷塌下来。我们的屋子在宿舍楼的底层，上面的天花板已经倾塌，离我们的头只有几寸远，侥幸得很，那块板没落下来，我们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周围只剩下了比一张单人沙发大不了多少的空间。最初被砸下去的时候，这对夫妇也曾经呼救过。竭尽全力的呼喊，对于偌大的废墟显然无济于事。为寻求生之路，他们也曾和千千万万遇难者一样，拼命地推梁木，砸钢筋，搬石头。当我采访郝永云时，她对我说：“我们俊华可是个男子汉呀，真正的男子汉。他哪来那么大的劲儿？一扇纱门压在我们身上，他硬是用手撕扯开纱窗铁丝，出来后我见他满手是血。”“真像活埋人！”郝永云说，“开始，四周很黑，谁也看不见谁，只觉得闷，呛得难受，嘴和鼻孔像被灰尘堵塞了。余震时，楼板几乎贴到了脑门。”“新婚妻子身体不好，”陈俊华告诉我，“她身体单薄，平时还有神经衰弱。
那一会儿，呛得要命，我真担心她。我蹲着，她跪着，扒在我身上，一个劲儿地说：俊华，我出不来气，我渴。’”我只会发疯一样地叫渴。热极了，也渴极了。俊华叫我别喊了，说里面氧气少，一喊就喊没了。我渴得受不了，伸手胡乱地摸着。天太黑，只摸到一只瓶子。“是醋”，我高兴得没法说，抓起来就往嘴里倒，却是花生油。我喝了两口，哇地全吐了。后来我昏睡过去时，老是看见一个军用水壶，我死死抓住它，就是不放手！看着我妻子这样，我想起屋里还有西瓜、桃子和半盆凉水，水里还冰着一罐中药，是为她煎的。我四下去摸，什么也摸不着，都压碎了。失望之中，意外地摸到了一把菜刀。我对她说，这下好了，我们用菜刀砍出去。
这把菜刀给这对在“蜜月”中蒙难的夫妻带来了生还的希望。黑暗中，响起了菜刀砍击硬物的声音。陈俊华首先在一堵断壁上劈开了一个窟窿。他欣喜若狂地往外钻，谁知窟窿外正堵着一个坚硬极了的水泥露台。他用菜刀往相反的方向劈，结果也失败了。他们暂时栖身的小小空间，真像一处严严实实的坟墓。我把四周都砍遍了。石头、钢筋、水管、暖气片……菜刀卷刃了，变成了一块三角铁。我一共凿开了七个窟窿，全都是死路。我也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少时间，总感觉外面老是盛夏大中午。太闷太热了，满额头鼓起了大肿包，我妻子只穿着一件背心和短裤，哭喊着，一步也不离开我，死死拽着我的手。我挪近她。她已经开始一阵阵地透不过气，一阵阵神志不清。我摸到一顶草帽，给她扇着风；只要她一睁开眼，她就哭，就问我，还能回家吗？会不会有人来救啊？我心里也很难受。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头顶上偶尔传来轰隆轰隆的响声，也不见人声。我看着她昏昏沉沉地躺在我身边，心里头重得很。刚刚结婚，刚刚建立起这个家，妻子从农村到部队来度这个“蜜月”，还没有到头，就这么完了。新房碎了毕竟还是新房。不远处的那对枕头，图案是两条金鱼，就是我妻子一针一针绣的。那会儿，我也开始绝望。我觉得我们被埋得那么深，那么深，没有希望了。我妻子仍旧在身旁低声地哭，我心里那个苦啊！我寻思这会儿大概是第二天了，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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