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文章和电影表现了“文革”十年，但多半写的都是“文革”初期的场景，抄家呀、打人呀、游街呀……很少写到后几年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来说说后半截。
1973年，已经是“文革”第七年了。我们那个干校的“学员”，已经陆续被指名调回北京。凡是到这时还留在干校住“早稻田大学”的，都不免心里窝囊，嘴上牢骚，不知几时才回得去。大家人同此心，“文革”初期那种你斗我、我斗你的“革命情绪”，早已烟消云散；“军管”也已管不住我们这些军心已散的兵。人们在闲谈时、歇工时，不由得从心里冒出怀疑：究竟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把一个出版社解散？是为了编辑不会种地，都来学种地吗？不能多说，三言两语，总要说几句。
1973年春天，我被调回北京。临走之前，那些还走不了的“学员”送我，自然有的跟我叹叹苦经，希望我不要忘掉一同在这里“流放”了几年的干校“同学”。我们在这里平时也看看报纸，也知道文艺界已经全归澌灭，再无文艺可谈，只希望回去看看家人孩子，度过余生而已。至于人和人的关系，在干校这最后两年，倒还有所缓和。
我可没看想到，刚回机关报到，就又看到了几年前的那种“战斗气氛”。回去以后第一次党委会，我蒙恩准出席。抬眼一看，只有文井、李季和我算是原文艺界的，有一个水暖工人和一个大学新出来的工农兵学员，算是群众代表，此外满堂都是身穿军服的军代表，完全是我们刚到干校时迎接我们这些“走资派”的那副阵势。
第二天，一位现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的军代表就来访问我，问我的历史，是不是军人出身。我实在不是军人，但在我初到晋西北那时候，也实在没有把老百姓、干部（群众运动工作者）和军人区分的那么清楚。我是晋西北青联的干部，又穿军服，也背过枪，跟三五八旅民运部行军，也算民运部的人，所以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只好“唔，有的”含糊答应。对方一听，立即发表高论，说：“还是要军人出身，这才能路子正啊！”一面说，一面立即把我杯里的开水倒在地板上，又不停地添水，弄得我满屋水，想是在表示敬意。可是我心里立刻明白了，他很快就会知道我并非真正的军人出身，而在他眼里，仍一如过去林彪所说：“人分三等，军、干、群。”有如印度的婆罗门、首陀罗阶级，其等级差别与生俱来一样。——其实，他在参军前是一个县里供销社的售货员。
很快，我就知道了，从干校调回的老编辑，没有一个当上组长，没有一个恢复原职。担任组长以上职务的，不是军代表，就是由军代表从外单位干校调来的人。这些军代表，为首的是一位师政委，当兵出身；两位担任部室主任的，是连长或连指导员；其他是排长。其文化水平，有一个是高中，其他都是初中。至于到外单位调人，主要看一项：出身是否工农；再有，在干校是否是左派。从外单位调来的人也曾告诉我们，刚进文学出版社，就由军代表告知，这里是黑窝，要小心、小心。我们的兄弟出版社还有好几个，也都有穿军服的政治领导人，但是业务主任由军代表担任，而且如此济济一堂，那是只有我们出版社才有的。至于放在党委会里这两个“旧文艺界”的人哩，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弄回来专供做靶子用的，后文再表。
我碰上的头一件事，是党委会讨论从干校往回调人的事。各位军代表和外来“左派”，根本不认识我们的干校老编辑，都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似的：“要这个吧。”“那个历史还简单，要那个吧。”我坐在那里，心想提两个从政策上来说最有理由的，也许能通过。两个都是老编辑，非党员，历史都清白，从来没有划过任何分子，政治上一个是民盟北京市的宣传委员，一个是从抗战开始便归国参加抗战的老华侨。现在“中央文革”虽然批资反修，摆的样子却很讲统战，有好些外籍华人回国，就很受欢迎，我想，难道现在还不该放他们俩早点从“早稻田大学”里回来？就是作为政策上照顾照顾，也是应当的吧。于是我这样说了。
但是我的提议却受到在座军代表和“左派”的一致反对。他们说：“凭什么照顾？要照顾，得按中央的杠杠，中央一级的。他们是民主党派和华侨组织的中央委员吗？”“政治上靠不靠得住，没有保证。”于是我碰了一鼻子灰，这才知道我在这里无权提任何意见，也知道了自己还不懂这里的“杠杠”是只指“中央一级”的。但是，我还没懂得在这里发言就有危险。
开始工作了，送来许多根本不能看的稿子，词句都不通。我说了一句：“这没法出书。”那位在我屋里拨过水的军代表便大发议论，教训我：“出书有什么要紧？我们的目的，是育人！把这些学习写作的工农培养成人，不能只看出书这样小的目标！”我想，出版社的目的，不是出书，而是花钱费力来“培养”思想文辞都无可取的投稿人，我们是跟那个人有什么特别关系吗？他不再讲下去，我也不能再问了。
紧接着，又叫人出去“取经”，我到大寨、小靳庄都去取过经。第一批被派到上海，取回来的经是“不要提篮买菜，而要自己种菜”。即不要经常出去组作家的稿件，也不要外边的投稿，更不要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冲动，只要编辑拿着“上级”发下的“菜籽”来捏咕成菜就行。那时上海有一本《虹南作战史》，是一本小说体的报告文学，据说就是这样“种”出来的，称为“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也便照方抓药，派人出去，到各处指定“坑”来栽萝卜。
说老实话，我们对于这些实在说不上是“文艺主张”的主张，当时确实未敢发表任何议论。如果真要议论，哪里是三天两天说得清的？我们只是低头照办，把自己关于文艺的一切基本知识一概扔进东洋大海而已。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种完全缄口不语的局面下，竟然还是闹出了一场“反黑线回潮”。
“反黑线回潮”，顾名思义，就是反对我们这些“文艺黑线”旧人的复辟行为。但当时，并没有任何人对于八个样板戏、“三突出”公然提过任何不满，更无处可发表，要“反黑线回潮”，从哪儿说起？
从与文艺“黑线”、“红线”都毫无关系的闲话说起。原来，有一批曲艺演员，应江青、于会泳之召，来北京会演。曲协老主席陶钝去看望他们。这些老演员不忘旧谊，在宾馆房间里给陶钝唱了几段。这件小事被江青知道了，竟变成一场大风波，说陶钝在宾馆里听演出是抢在“中央领导”的前面审查节目，这就是篡夺领导权，就是“旧文艺黑线回潮”，得在整个文艺界全面开展“反黑线回潮”的运动！
于是到处反起来，我们这个出版社自不能幸免。我社有一个曲艺编辑贾德臣，因为曾送稿给陶钝看，这回人事处长秉承上意，把他打成了“篡夺领导权”的阴谋者，关在机关里不许回家。我们这几个文艺界的旧人，自然又成了靶子。李季和严文井的罪状，因为与文艺毫无关系，所以我实在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李季是为了他在下火车来社报到前，向外人说明身份时顺口说了一句：“我是个作家。”大概还说了那军代表并不懂文艺，于是这就成了他妄图压倒军代表的“重大罪行”。严文井是什么罪，似亦相似。至于我自己的罪行，倒记得清楚：
第一罪行是阴谋“挤沙子”，想把军代表挤出去，以便恢复“黑线”统治。事实是曾有一位姓何的军代表，就是那个高中程度的，对自己有一点自知之明，曾觉得在此工作不甚合适，而且家属也不能来京，他自己提出过回部队。当时小组开了欢送会。我在会上发言，表示走得很可惜，要走我们欢送。后来其他各位军代表提出不让他走，也就没有走。这时，前一阵这几句未成为事实的话，竟突然引起了各位军代表的群起而攻，开会批斗，他们说：韦君宜为什么不竭力挽留何某？这就是要挤走沙子，仇视沙子。上次为什么要调那两个非党干部（一个华侨，一个民盟）？就是因为他们俩才是她的心尖子。他们还大声责问：“你和他们两什么关系？”（其实我和他们二人连闲谈都很少，老编辑谁不知道？）
然后，我们的人事处长（新由外单位调来的转业军人）又揭发我的老底，说有一次我曾跑到人事处来要人事档案看，还说：“人事处的事，你有什么权力来管？这分明是阴谋，要在档案里找革命左派的茬子，好去挤沙子嘛！”——这话一说，在座的穿军装干部哄然响应，齐声说：“就是排挤我们！是典型的黑线回潮嘛！”这就又抓住了我一条“回潮”罪证。可怜我哪里晓得，我这个所谓“党委委员”，根本无权去了解自己所管部门的干部档案！（我在干校当指导员时，还把全连队学员的档案通读了一遍哩！）这与文艺一点关系没有的事，却也成了“文艺黑线回潮”，这是第二件罪行。
我的第三件”文艺黑线回潮”罪行，是那位泼我一屋水的军代表，在还未发现我不是军人以前，跟我说过一句客气话：“我在这里当领导，真是困难，不如在部队工作。”我把这话告诉过别人。这怎么又是“文艺黑线回潮”？更是莫名其妙。
后来，由为首的军代表做了决定，给所有军代表提到连级以上，据说这样即可把在农村的家属一律调来北京，想必这就是把“红线”请进来，就是“反黑线回潮”的行动了。我这才多少摸到了些何谓文艺“黑线”与“红线”。这类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记不胜记。记得军代表叫我们“出门去向工农兵学习”。于是有的去部队，有的去农村，有的去工厂。都说是“由工农兵当家做主人”，要由工农兵为主写稿子，我们便跟着帮忙。实际上是工农兵写了头一遍，一般由编辑重写二遍，能剩下三五句就算好的了。我跟工厂那一组下去，写鲁迅研究。最妙是工厂党委书记，非常郑重地出来介绍他们厂的人员情况，他首先就说：“为了重视这件工作，我们决定我们厂的党委委员亲自参加写作工作，由她负责领导。”接着，门一开，党委委员和别的成员庄严地进来了。万万想不到，打头进来的，竟是我们的小琴——我们干校一位老“学员”的女儿，跟爸爸下来干活的干校子弟（很多家的孩子都是被军宣队赶到干校去的）。去年她17岁，回城找活干来了，如今成了工厂党委委员，我们（包括她自己的爸爸）得向她学习。只见她有点扭怩，几乎要开口称阿姨叔叔了，可又不敢叫，也不好意思摆出作为“工农兵”以供学习的谱儿，一句话没说。还是文井机灵，忙打招呼说：“我们是干校的同学呀。”我坐在那里，既觉得在此“受教育”的自己十分可怜可笑，又觉得在那里被迫“教育”人的小琴也够苦的，这实在是一场由别人导演，我们老少一起出场的滑稽戏。
滑稽戏一多，人们就无法不笑，无法再郑重地对待它了。后几年，这些琐碎故事，实在连缀起来不成章句，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在“文革”初期，像我这样的“走资派”，固有自觉冤枉之感，一些小流氓、调皮鬼是想趁此捞便宜，而一般老实群众还是相信伟大领袖的号召，以为这次革命将扫荡污浊，使中国变成一个新天地的。然而一年一年，结果却是如此，以前那些真心革命的造反派，最后就把现在“造反”得势的造反派编成笑话来说了。例如，那一阵上海干部最时兴，大家就在办公室里开玩笑，比如推选哪个上海女同志，说她有希望当部长，或者背地给军代表起外号，叫“少爷兵”、“白脸兵”、“张沙子”、“李沙子”。特别我们单位有那么多沙子，比其他各出版社都多。我虽非扛枪打仗的真正军人，但毕竟也是戴过胸章臂章的八路军。我们社还有近十位真正的转业军人，本来，谁会不怀念自己曾在过的军队呢？可是，我们一下子都成了垫茅坑的泥土。这使我们和他们的感情被拉远了，怪不了我们。
我们社有一位全社数一数二的老实编辑，老王。“文革”开始，他一言不发，却全力拥护，以为一切最初做得幼稚的都出于革命动机，可以理解，中国从此要翻身了。到“文革”中期，我已好久没有跟他谈过话了，这时得到解放，趁探亲假去他家中拜访了一趟。他跟我谈了几句之后，忽然小心谨慎地对我说：“我想，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嘴里没回答，心里却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闹剧，书呆子，你还在等它解决什么问题！我不想跟他说什么了。以后到周总理逝世，天安门“四五运动”轰动了全国，天安门的诗到处抄，抄诗成了罪，最后忽然有本铅印的《天安门诗抄》秘密流传起来。当时，冒着被逮捕、枪毙的危险，秘密编印这本书的文艺界朋友是谁？我可真没想到，就是这位最初热烈信仰“文革”一切最高指示的老实人老王！
还有另一个老实人，向来领导说什么就信什么，人家说谁是坏人，她就认为谁是坏人，领导都愿意使用她。在干校，我被“解放”当了指导员之后，就也把她调来当了文书，交了一堆“专案”材料叫她整理。所谓“专案”，基本上都是胡言乱语、捏造诬陷之类的。我们查清楚了，要重新整理档案。她接受了任务，每日埋头伏案，什么话也没说。几天后，我下班时，她突然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从今开始，我才知道人并不都说真话。人有真话，也有假话。”
人们对“文革”的态度，早期和晚期不一样，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承认了。早期跟着斗的人多，晚期跟着斗的人少。而这些晚期继续跟着斗的人，其目的究竟在哪里？是仍然真心实意地想打倒“走资派”吗？尤其我们文艺界！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文化人、演员，罪状是主张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被赶走的医生，罪状是主张给城市老爷治病；挨打的校长、教师，罪状是主张以学生为敌来进行考试……这些人主张“走资”，所以非打倒不可。这都是当时起来“造反”的群众所真心相信的真理。而我们——这些文化人、医生、校长、教师，则的确就是多年来各司其职，不知自己有何错误，并末对自己所作所为有过怀疑。现在上级“中央文革”和群众忽然都说我们多年以来全错了，全是“走资源”，一律撤职、赶走，那就不能按原来那种走法走下去了。我们听上级的，听“中央文革”的，按着“中央文革”的指示，叫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自己的主张都取消吧！承认错误吧！所以，到了“文革”后期，实在已经并没有什么公开的两派主张之争了，但是却仍然不断地打“黑线回潮”，说：“走资派还在走”。打的是些什么主张呢？如上所述，我看是什么也没有。如果说有，那第一大概是看出我们内心的不满，必欲尽数消灭之而后快；第二没有别的，就是自己要当权，而实无主张。如是而已。
所以对后期这些“造反派”的真实动机，我是不能不怀疑的。
但是，说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主张，也不完全正确。在“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前不久，我偶然碰到了一本稿子，仿佛是为了一句不妥的句子，编辑拿来问我。而稿子已由组长（军代表）和主任（有终审决定权的那个军代表）都看过了，已经排成铅字，只等着出书了。我把这部稿子的清样放在桌子上，偶然翻阅了几页，发现内容太不像话，说的是一个小学放了暑假，孩子们如何坚决抵制老师，如何去搞阶级斗争，抓了一个搞破坏的地主。那些孩子完全不像孩子，满嘴阶级斗争，开口就训人，实在叫人讨厌。我就说：“我不大赞成出这本书。”
一会儿，那位军代表组长进来了，他解释道：“我要出这本书，因为它可以教育儿童，在假期里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看着他，暂时隐忍，没有反驳，因为这种人的脑子不是几句话讲得通的。
又过一会儿，军代表主任（就是那位正路子出身的）进来了，瞪着眼睛对我说：“我是有终审权的，你不能推翻我终审过的稿子！”我也没说什么，只觉得稀罕。我们过去终审稿件，怕有疏漏，总常常找人参谋，哪有这样开口闭口“终审权”的。
我用无言的抗议把他们打发走，然后我到校对科把该书原稿拿来细看，看看到底是什么奥妙。
一看之下，我简直跳起来。这本书里有很多“四人帮”时代最红最红的“革命语言”，已经在发排时被删掉了，原有这种话：“我们要一枪两眼，把邓小平打个透心凉。”这是什么话？如何能出书？于是我表示坚决反对，对方两位军代表却仍坚持要出。在争议中间，正是“四人帮”覆灭的时候，我的胆子也大起来了。我就出了一张大字报，把这样几段话抄出来以供众览，闹得全社轰动。但是对方并不让步。他们说：“大字报上抄的这些话，是发排以前已经删掉了的，所以发排的书稿并没有问题。”这时候“四五运动”早已经过去，邓小平同志的“三落三起”已经成了群众关心的大事，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登在报上，所以这两位军代表就仍继续同我吵，不服输，一张一张别字连篇的大字报，贴在走廊上。我气极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你们都看不见，你们是什么人？代表什么“文艺思潮”？气得我说：“删掉了，也还是这个人写的，你们不是要‘育人’吗？育这种人，专门要替他出书，育的什么东西？”连邻舍的另一出版社的同志都被惊动了，登楼看大字报，到处传说我们这段文艺新闻。
两位军代表这才没的说了。当然，此案早已过去了。但我想，如果现在重提此事，他们可能会完全否认，说这件事从未存在过，凭那气势汹汹的派头又会宣布自己是左派。但是，这份白纸黑字的清样和原稿档案，至今还在！
到最后，费尽心机，总算把这一批“沙子”和“左派”陆续送了出去，欢送时还都给他们写了挺好的鉴定，以上事件都没有说，因为如果鉴定写差了，人家部队不会要他们。这是我在“文革”结束时做的最后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我在“文革”十年中扮演丑角，总算洗脸下台了。
这些军代表目前状况我都不知道，只知大概回到部队以后，没有担任文艺领导工作（如果担任了，我总会听得到的）。有一次，我对一个在部队做文艺工作的朋友讲起这些苦恼，发旧牢骚：“如果你们〈解放军文艺〉要这样的人当编辑部主任，那就给我们也行。可为什么你们没要？”他笑着安慰道：“我们的命运未见得比你们强多少。至于这些人，不就是些初中学生吗？只是不懂什么，与文艺路线无关，你别生他们气。”
但是，这批“不懂什么的初中学生”，的确颐指气使地决定了文艺界好几年的命运。说这算文艺史料，未免荒唐；可若说它不是文艺史料，又掩盖了历史。后世青年只知那十年的文艺仅似一片白纸，没有文艺，好像是跳过去的。这并不是事实。为了还其真面目，所以我把它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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