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需要哀悼的人太多，悼文占了我所写文章的相当部分。没有想到，现在我要来为杨述写悼文。他死了。
他和我一起生活三十九年，一起经过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酸辛和惨苦。现在，他所有的书籍、药包、亲手写的小条子、电话本，都还塞在抽屉里，与他自己为别人写的悼文手稿和别人吊唁他的来信混杂在一起放着。他的毛巾、脸盆都还在洗脸架上。我不愿收拾起这些东西。这样摆着，使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秩序还是照旧，他并没有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好像不久就会回来。
几个月中，由于他已经病重不能行动，我又得工作又得护理他，负担沉重，曾使我挺心烦的，常常我正在写着什么，他那里又在叫了，我就没好气地说：“真够麻烦！”当我提着包包去上班的时候，他坐在廊前藤椅上不能起来，总是在后边叫着：“早一点回来啊！”而我，往往回头腻烦地说：“哪里回得来，没工夫！”可是现在，不论我出来或进去，都没有人再叮嘱我早回来了。就是我想再护理他，再不嫌麻烦，全心全意干，都已不可能了。晚了！一切都晚了！
他是个平凡的人，生平没有什么重大成就和功业值得絮絮叨叨，当然也有些成绩，也有明显的缺点，而使我永远忘不掉的却是他一生的遭遇。
这是个老实忠厚人，有时简直老实到迂呆的程度，无论对党和对朋友。但是，他却在“三家村”被点名之后，立即作为“三家村”干将被登报在全国点了名，所受的残酷折磨和精神压迫，到了“逼得石头要说话”的地步，这真是个人间悲剧。
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的！可惜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自我解剖的过程，是怀抱着这些疑问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几年，他会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是不可能了，只能由我代他写下来。
我首先回忆起“一二?九”运动，那时我们都正在清华读书。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学有些感情上的纠葛，心情很懊恼。而杨述本来是个一般的朋友，忽然跑来找我，正儿八经地给我留了一张条子，称我为“兄”，说：“这种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难以摆脱的，我愿兄能给人看看‘我们的女性’的姿态。”这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人能把女同学当做和男同学一样的朋友、同志来尊重。而同时，也未免感到这人有点迂。
后来，在抗战初期，我知道了他异常的“毁家纾难”的事迹。1939年我由重庆经成都往延安，他在重庆工作，介绍我到他家去住，并经过他家的关系去找党的四川省委。我本来不想去的，但是他的母亲接到了他的信，立即亲自跑到旅馆把我接回家，说住旅馆不安全。这时我才知道，他家本来是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在他才十岁时就死了。寡母很受族房里的欺侮，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长大。叫他的大哥继承父业，而叫他（老二）去读书。他是家里惟一上了大学的。他在中学里就接受30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读《母亲》，读《拓荒者》《语丝》等等，开始受到当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母亲一方面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干什么，想要了解，同时寡妇人家也有个夫死从子的想法，她把儿子买的这些书都拿来看。这时候，他就把必须革命才能破除族房里那些封建家规的道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大道理，一起讲给母亲听。同时，又影响了已经当少掌柜的大哥和更小的弟、妹。到抗战开始的时候，他本人去武汉做党的工作，写信叫全家赶紧出来，不要做亡国奴。他的母亲竟真的听信了他的话，把土地、房屋、商店全部财产都丢弃，率领他的哥嫂弟妹一齐到武汉来了。他在武汉的身份是个流亡学生，来了这一大家人，怎么办？他就把三个较大的弟妹一起都打发到延安。后来母亲、大哥、大嫂和小弟弟以及侄儿又撤到了四川、杨述又把他们拜托给成都党组织的同志。他叫母亲、哥哥一切都听党组织安排。这位可敬的母亲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党的活动经费，党组织开办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出版社楼上是革命青年的活动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人了党。哥哥后来终于被捕，被国民党半夜拉出去活埋了，腰间还挨了一刀。母亲在成都失去了关系，穷居乡村，以后被周总理知道，指示八路军办事处四处找寻，才给接回延安。我知道了这个故事确是吃惊。我们有不少同学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包括我自己，我们能做到背叛那个家庭来革命，但是像他这样能把整个家庭统统带到革命队伍，统统献给党的，真是少有。这时我感到这个人对党可真是一个心眼，不留一丁点后路。他家如果按划成份的办法当然应划为资本家兼地主，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话竟能把这样家庭的母亲和大哥都感动了，让他们一起背叛自己的阶级。这简直是个奇迹。大概只有对党像对母亲一样地老实忠诚，才有可能感动母亲的心吧。
在我和他结婚之前，我只觉得这个人一方面在政治上忠实得让人吃惊，同时在生活中又傻到很值得同情的程度，让人可怜。他成天讲工作，写旧诗，嘴里老是滔滔不绝，可是脚上的鞋子全破了，床上的褥子脏破不堪。我说：“你不可以买块布请一位街上的老大娘给做一双鞋吗？”（那时候绥德没有鞋店）。他摇头表示从来不懂得可以这么做，我替他办了，他倒觉得顿开茅塞似的。
直到后来，我才看到了这个老实迂呆的人是怎么在党的政治生活中间适应起来的。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1954年以后才分到了不同单位。我们共同编过报，共同写过稿，共同开过会。起初，他在清华的时候曾是下笔千言的，写的文章题目叫什么《两千年来哲学的总清算》，使我笑他大而无当。到大会上卖一回《北平学生》（刊物），也能来一篇《编者卖报记》，文字来得满快当。但是，到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加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短，思想越来越不放开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经是每写一篇文章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然后照着去考虑。对宣传办法，他是动了脑筋的，可以“摸精神”是每写一篇之前必须先摸一摸的，从不越乎规矩，而且这后来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思路。我记得他在1940年写过一个小册子《一二?九漫语》，写得还活泼真切，当时我们那些人的神情和心理还跃然纸上。到解放后把这本小书收入他那本《记一二?九》时，他自己动笔大加删削，亲手把一切带有生活气息的东西和不符合出书当时宣传要求的东西，砍得精光，只剩下几条骨架，使人读了简直索然寡味。我看了实在不满，但是他自己却觉得当然应该如此。他自己原来对中国社会发展史有兴趣，曾想写这么一本书。已写了几章，由于党给他的任务不是这个，他就完全放下，不去搞了。他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对中国的青年运动颇有点看法，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但是就这一点看法，应该说是学术见解吧，因为不符合党一贯发布的宣传方针，他就只是零星透露，从没有系统发表过，也不写一篇像样的文章。直到临死前半年，才在脑子已经不好使的情况下，在共青团举办的青运史研究会上作了一次远远没有说透的发言。1957年，他也知道把许多大学学生、二十来岁初学写作的青年作者都打成右派，实在不近人情，也争论过。但是最后还是执行了——按党的决定划了他们。1957年我因为言论出了圈，也受到很严厉的批判，这时候作为夫妇，他是同情我的，在我苦恼到极点的时候陪着我出去散步，但是，在散步中却几乎没有什么话可交谈。我当时觉得，我们的心恐怕已经不能相通了。他担心的是我要受处分，怕的是我的思想对党动摇；而我所想的是：值得担心的不是我，可悲的是，对敢于发言的人这样大量摧残，国家的前途将如何得了。他认为既然党决定发动反右运动，那就不会错。有错的只是个别人，掌握不准。我则觉得批斗会上那类发言几乎没有多少真心话，这不止是个别人的事。我们中间的距离一下子很难缩短，但他仍然忠实待我，想法子哄我高兴。
三年困难中间，他自己吃着咸菜，眼看老百姓饿得腿都浮肿了，多少人在发牢骚，在谈从农村里来的坏消息，他可是从来不谈。不论是对家里的保姆、孩子，还是对从农村来的我下放时期交的农民朋友，都是一本正经地跟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要熬过困难，要相信党。人前人后，从无二话，以至有的亲戚开玩笑说他真正是个“彻底的宣传家”，不择对象地进行宣传。只有一次，中央文件提倡吃“双蒸饭”，刘仁同志说：“那还不就是稀饭！”他回来告诉过我，承认刘仁同志说的是实话，只是咱们对外讲不得。可是，要说他完全僵化吗？也不是。一旦党的政策稍有变化，他就又活转过来。到1961年，人民受的苦太多了，中央的政策才开始松动了，他这时带着调查组去北大，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为目的，这一下他又很积极地去找教授谈话，听取已经当了教授的老同学的诉苦，而那和学校党支部对于这个教授的估计完全对不上茬儿。他检查教学质量，回来向我讲一个文科大学生背不出一首李白诗的笑话，说这样的学生不把他们“泻”出去该怎么办，同样说得痛快淋漓，思想明澈。他们的调查为后来的“高教六十条”做了准备。
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生活又很朴素，谁到我们家来也挑不出多少“特殊化”的陈设。依我看来，他实在是一个标准忠实的党员，忠实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
我怎么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中会把这样一个人当做“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来打，而且打得那么惨。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17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使女儿对于自己幼稚的“造反”也不由得产生了一点动摇。当时，我也在挨斗中间，暴雨一般的造谣、污蔑倾到我头上，我实在不能接受了。在还允许每周回一次家的那一段，有一次我们两人单独在保姆的住房里，我曾偷偷对他说：“我实在没法接受这种侮辱。看这形势如水下坡，是不能扭转了，我们不如到厨房把煤气打开，了却残生，免得零碎受苦吧。”他声音很低，却是义正辞严地，就像平时开会分析问题一样地对我说：“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进来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
就这么忍耐着，等待着，一直到他被隔离审查，我被发往干校。在隔离审查初期，还允许家里送食品和衣服，后来忽然根本不准去见。有一次他来条子给家里，要跌打丸和接骨膏，我叫孩子把药送了去，却不准孩子和他见面。我猜得到一定是挨了重打，打伤了筋骨，但是直到他后来释放出来，单独和我见了面，都没有详细讲过究竟怎么挨打的，只说了打得他不能翻身，但更重要的是骂那个打人的造反派，说那人是左手着小红书，右手拿着棍子，嘴里还念着“文斗与武斗相结合”。他只形容那个造反派的荒唐丑态，说那个人坏，坏得很，却不详细说那个场面。直到他死之后，才有知道情况的人告诉我那真情：是用直径一寸多的铁棍子打的，先把人打倒在地，又打，打得他在地上爬，肋骨折断。但是这些，他却连对他的妻子都没有细谈过。现在我想，他不是只为怕我听了伤心，他总是认为这是个别坏人干的事，怕我会由此联想太多，会损害了我心目中对党对革命的信念吧。
后来，他也下了干校。去干校时他已经是59岁，原来有心绞痛，可仍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弄得心绞痛越来越厉害，到了隔天痛一次的地步。但是，这些他也都没有告诉我，是在他临死前病重昏迷之后，我开始整理他的日记，才发现的。
我们隔绝了几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过那种难堪的日子的，只是在每年春节时，我们才能到武汉或信阳相聚三天，两个都瘦得像人架子似的。在林彪坠地的那一年春节，我们在武汉见面，他抱着满怀的希望，说这一下毛主席可该把那些专会吹捧的坏人识破了，老实人该有出头之日了。
在陈毅同志逝世的时候，他偷偷写了几首痛悼陈毅同志的诗，他写道：“总是戴尧天，奸宄终授首，历史亦有情，誉声满众口。”见到报上登载毛主席和张茜同志握手的照片，他掉着眼泪笑，说：“这一来，陈老总死可瞑目了。‘二月逆流’的案子要翻，这几年颠倒的是非该颠倒过来了。”
他坚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个别坏人打进党内干的，与党无干。他的根据主要是，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曾亲手对他的一首诗作过批示：他的那首诗中把毛主席说成“平民”，毛主席说没有问题。1943年整风审干，他和许多于部遭到“抢救”，打成特务，而毛主席一经发现错误，就亲自在台上举手行礼道歉，所以当前的坏事情总会变，毛主席总是英明的。他把这些话再三嘱咐儿女。
他告诉我，已经允许他参加十八级以上干部的会议了，大约“解放”有希望了。
后来，由周总理下令，让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回到北京。他回到家里，成天就看当时上海〈朝霞〉上发的东西和已被砸烂改造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的书。这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脱离这个已遭砸烂的文艺界，对这些东西一本不看。他却称之为“时兴书”，买了一大堆。大约也是想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新“精神”吧。
1973年初，我也由干校回来了。下放边疆的女儿探亲回来，“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幼小的男孩子也已长大，全家重新团聚在郊区永定门外小小的两间屋里。但是，他所盼望的“解放”，却仍旧是遥遥无期。前几年的希望，看起来还是要付之东流。这时候，过去曾造过他反的女儿已经经过了几年艰苦的农村生活，看尽了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坏事，也明白了在中学时期怀抱的那种红卫兵式的革命思想有多么荒谬，弄了一脑子问题。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性狂潮已过，群众没人再造反了，只剩下“四人帮”那几个头目在那里作威作福的时候，周围眼见耳闻的种种荒诞事情，使任何人也不能不考虑考虑了。而在机关单位里，这却正是必须每天上班说假话，不说就不行的时候。于是，我们家也只好像别的家庭一样，上班“政治学习”，天天照报纸瞎说，晚上回家才是过真正的政治生活。每天吃过晚饭，父母子女坐在一起，讨论时局和一些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这个“家庭政治小组会”总要开到10点钟才散。这时候，我们自己作过“政治排队”，最“左”的是他，其次是女儿，再次是儿子，最“右”的是我。但是不管左右，大家能坐在一起讨论了，这就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一开始，他还是抱住了他的信念不放。女儿问他：“怎么把国家给弄成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不对呀？”他就连忙警告：“可不能这么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怎么可以说这话！”女儿也就首肯，认为一个干部子弟的阶级感情就该表现在这里（所以她才能排第二位）。说他是“左派”，就是因为他总是把形势发展往好处估计，认为不久就要转好；而我总是往坏处估计，因为我实在看不出好转的迹象来。我当然也并不愿意自己的估计实现，但是可惜得很，以后的事实却总是证明我“不幸而言中”，事情越发展越坏。
关于他自己的结论，他原来认为只是造反派的胡搞，而吴传启大概是混进来的国民党；后来认为最多再多加上关锋，中央是不会知道的。所以，在那一段，他成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到处去送，自己寄，托人送，还打听到“门路”，到国务院门口树林子里等信访处的人出来，送给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一切领导都告到了。但无论怎么申诉，都等于石沉大海，而他却总不死心，还是跑，还是打听。几时又开组织工作会议了，关于划敌我做结论的“杠杠”又有什么改变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杠杠”进行核对，然后再写信，说明自己够不上“杠杠”。所有这些，足足进行了六年！六年来，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点燃起希望，然后又摧毁……这是一个能磨碎任何人的精神的石磨子啊！六年来，他就在这个磨子缝里活着。我自己算是“解放”了，虽然工作不顺心，总比他强些，我感到无论过去怎样，现在我也得同情他，决不可以在家庭里显示出自己在政治上比他“优越”，那会真正伤他心的。于是，凡我能去参加某些会议听到某些“精神”的时候，回来就和他谈谈。这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别的消息来源，我每次和他谈，他总是拿出笔记本来严肃工整地记录，我说：“这不是原文，也没有什么重要。”他不管，还是记。我明白了，他是把我嘴里这些话当做党的声音的，没有了这些，他就没有了必需的精神生活，尽管已经翻天覆地，他这一点还和十年前一样。
在这样越来越坏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的“家庭政治小组会”从一般地议论发展到互相提供情况热烈争论。他这个“左派”，对于自己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只有忧心、着急，这时候，和他同病相怜的许多老同志除了已进监狱的之外，都在家里挂着等结论，这时便兴起了一种新风气，大家互相来往起来了，这叫“三看干部”。大家互相一“串联”，就知道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惨剧。有好多我们所熟悉的从少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学、老同事，被活活逼死了，打死了。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和面容，一个个我们完全清楚的历史情况，同当时所听到的惨死状况连在一起，怎能不叫人毛骨悚然？连贺老总如何死去的消息也是这时才听到的。还有些同志的罪名完全是被别人编造出来的，可就硬是变着法儿不给解决，叫他们一年一年地虚耗年华，搞垮身体，直到白了头发。这些事实太无情了，太可怕了，杨述不得不发出疑问：“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想方设法地非把我们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经没法再相信这是国民党混进来搞的了，国民党决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在北京住了20年，他从没有像这时候这样频繁地出去找朋友。大家的遭遇都一样——人人头上都有一顶可怕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之类的帽子。要按过去的习惯，杨述是从来不大和已经“定性”的人们来往的，要来往，也只是讲些勉励改造之类的话。他那样做不只是为了怕沾边，而是他真的认为党既然给这个人定了性，我们就不应当再去公然表示支持同情，顶多是劝他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为了他这样的看法，我们俩也曾吵过架。但是，这时候他却自动去找这些人了，而且还向我发表过一句感想：“真奇怪，过去一个人出了问题，戴了帽子，就被孤立起来了，自己也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了。现在怎么风气大变？不管戴多大帽子，开除党籍，大家还是来来往往满不在乎！”好像是非标准改了。的确，就连我们家，在“文革”头一两年，真是谁也不敢上门，连自己的弟妹也都不敢再来。但是到了这个时期，却又都恢复了来往。杨述自己则每逢听到一个老朋友从监狱里放出，必连忙赶去看望，也不问自己是否会拖累人家或人家是否会拖累自己。
对于那些“批林批孔”的文章，起初他还说：“批孔是对的，我年轻时就赞成批孔，还写过一篇《孔夫子什么东西》呢。”他毫不了解这时所谓“批孔”后面的阴谋和背景，还老老实实去看那罗思鼎的文章，以为罗思鼎是上海什么大学的老教授，回忆自己怎么会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后来报上那些文章越讲越不像话，直闹到把中国两三千年来的一切政治家、文学家……一概划分成儒、法两大家，而且出现了什么“法家战友”这种怪头衔的时候，他也不能不说：“这简直成了延续三千年的两大政党。全世界从来也没有。”再到看了有的“论文”把李商隐的无题诗也说成“法家战斗作品”的时候，这个老实人终于不能不正式向我表示：“这种文章真是胡说！”再不看了。后来批《水浒》，我们出版社印了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当时倒也风行一时。我带回家两部，接老例，他对这种“时兴书”总是特别热心，赶快捧读的，但是这一次他却翻了翻就扔在一边，说：“后边写得太不好，一百二十回尤其差，干吗要特别多印它啊？看不下去。”他只是认真阅读了我借回的郭老的《十批判书》，叹口气说：“人家这是好几十年前写的啊，现在忽然成了这样，叫老年人心里怎么过得去啊！”他甚至想去看看郭老，安慰他老人家。但是郭老的秘书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有求于郭老，代挡了驾，没有见成。
后来，学部进行“整党”，按老规矩是每人把自己无限上纲一通，便可通过。他这时候已经有点明白，自己的纲即使上得再高，大约也没有可能恢复党的生活了。于是他对我讲：“这次我只讲错误，要我再承认反党，承认叛徒，我誓死不说了。”结果，在整党小组会上，有人又说他的《青春漫语》是反党，质问他为什么不检讨。他回答道：“《青春漫语》是有错误，但是不反党。”别人就骂他翻案，他气得用手指敲桌子，于是这又变成了他“翻案”的一件大事，为此又批了好多天。一直到“四五运动”前夕，周总理去世。
杨述在重庆和总理有过直接关系，而且被捕时还是总理给保出来的。出来后，在红岩办事处门口，总理当面嘱咐过他：“老老实实在办事处躲着，可别出去跑又闯了祸。”按规定，总理去世，允许总理的旧部去参加辞灵，他合乎这个规定。但是他一再打报告要求，却终于不被允许，甚至连跟着群众去参加追悼会都不行。他哭了。到“四五运动”前些天，天安门前的诗和花圈日渐多起来。“四五”的前一周，秩序还好的时候，他决定率领全家（我、儿子、女儿，包括保姆），一起整顿衣冠到天安门前去行礼致哀。到“四五”的前一天，天安门前已经是人山人海挤不动了，他就和我两个人从邮电局这边挤进去，进去的时候他说：“千万可别遇见学部的人。”可是刚走进去没有多远，就迎面遇见了一位。那人和他点了个头，一语不发，擦身而过。他问我：“这个人会揭发我吗？”我说：“大概不会，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他也许还怕你揭发他哩。”他表示这想法对，放了心。我们一起挤进人丛，看那些诗和那些大花圈、大牌子，一面看一面议论，回来后他在灯下也写了一首诗，次日却没有来得及贴出（后被收进《周总理，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一书）。
在那人心最激动的时候，血洗天安门的消息不断传来。亲友中间有那天恰好在场的，这个说清华那个坏蛋如何被追进人民大会堂，那个说群众如何被打，血水被水龙冲掉……杨述仔细地听着，他的感情一下子从缠绕他近十年的个人结论问题中拔出来了，愤怒地和大家一起议论。
这时，我们的“家庭政治小组会”内容又有了改变。以前，杨述总是说话比较少，即使说也常是只就我们讲的事情加以评论，而且还常常有带提醒式的评论——“可不要说过了头！”可是，这以后他的话越来越多起来了，他说了许多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事实（早先他在市委，知道的许多事情本来是我所不知道的）。他说过刘少奇同志去天津那次关于资本家的讲话的前前后后，根本不是少奇同志个人的主张；说过彭真同志从中央开会回市里怎样立即传达，要求执行，因此市委才老是深夜开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完全是冤枉；说过所谓“畅观楼反党事件”的实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马南邨写的“健忘症”并非指向中央，他亲耳听邓拓说过的……反正说过好多好多。尤其是关于迟群等人评价的突然改变，使这个老实人怎么也无法想通。怎么起先明明传达过“迟群是一霸”，没过多久，忽然变成了“反对迟群就是反对毛主席”？他在我们的“家庭政治小组会”上详细介绍情况，因为迟群就是他们学部工宣队的头头，所以学部的人都是亲眼看见的。迟群有一阵垂头丧气地回清华去了，还曾招待学部全体人员去清华参观过一次，以拉拢群众，连被审查对象也可以去。那次迟群身穿劳动服，手持劳动工具，和颜悦色地出来招呼大家（杨述这次没有去，听人家说，迟这次的和蔼是空前的）。可是转眼之间空气变了，迟群立即又恶狠狠地回来整人。不但整别人，连他们工宣队内部的人给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了“投降派”，贴了满墙满院的大字报。这算怎么一回事啊？杨述多次在我们的家庭讨论会上搔着脑袋提出这个问题，他的思路显然受到了猛烈的冲我们开始认真讨论江青究竟是个什么人，他不再按老例说她也许是个特务打进来了，他说：“这个女人不要说没有到过工厂农村工作，就连机关科室工作也没有真干过，就是个太太！竟让这样的人领导全国，实在不能想像。”他的话匣子一打开，真使我觉得惊异。逼啊，真是逼得石头也要说话了。
到了毛主席去世之后，他和我们继续讨论政治，他认为毛主席毕竟是个功劳极大的人，伟大的人，后来一些事做错了，但是他不能忘记这位青年时代就给自己指路的人。他自己在家写诗悼念毛主席，诗末尾有这样两句：“玻璃帐里无言语，分道扬镳惜未成。”觉得他老人家躺在玻璃棺材里未必闭得上眼睛吧，对于自己弄成的这种局面，恐怕只有无话可说了。对于他老人家，他的主要感觉是惋惜。
那次悼念的规模那么大，瞻仰遗容时不但我能去，连由他带进革命队伍的他的弟弟、弟媳、妹妹，我们的女儿、女婿都去了，却只有他仍不被允许去。这次他气得简直发了狂，失去了忍耐的能力，在家里骂道：“我革命几十年究竟犯了什么罪？我已经成了贱民了吗？连街道老太太、小姑娘都不如了吗？”他又写信，只此一条，要求去瞻仰遗容，但是仍然被拒绝了。
由此，他的愤怒代替了悲伤。在毛主席刚刚去世几天之后，他就要求外出疗养。
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干部也知道杨述不可能定成敌我矛盾，但是上边没有批，没法正式改结论，在下边就对他宽松一点了，他要求工作，就让他到一个研究所里看看稿；他要求自费出去疗养，就也予以同意。“四人帮”倒台的时候，他正在上海，忽听这个喜讯，他高兴得跟着群众走上街头，那年他63岁了，又有病。在万众欢腾中间他整挤了一晚。喊口号，跳脚，而且还口占诗二首，其中有两句就是“一片欢腾人海里，老夫聊发旧时狂”，这是真情实景。
他本来可以马上回来工作了，那时候精神体力都还过得去。但是还不行。多年的冤假错案积压如山，他的问题由于是过去的“中央”画过圈的，别人无权去动，就又拖了两年。这两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四人帮”统治时得下的心血管病转化成了脑血管病——脑血栓。这个病是最忌气恼忧烦的，可是一些同难难友陆续得到解放了，只有他还是接着，老是接着。他心急得要死。他万万想不到“四人帮”已经垮了，却还不能把他们定的“案”完全否定。这可超出他的思想所能承受的程度。但还是继续拖啊，拖啊！他终于像蜡烛一样，燃烧尽了。到1978年11月，才好不容易算得到了结论——整整12年，受了无法言说的折磨虐待，组织上也花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所得结果是一句：“维持原有结论。”好比绕地球一周回到了原地。
这简直像开玩笑，但是我们这个人间就是有这样残酷的玩笑。杨述为了这一句话，把自己的生命赔了进去。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反复发作，脑子已经不好用，步履也艰难了。这时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就这样，他终于抵挡不住死神的召唤。
为什么？不为任何具体的东西。实际是他只为了要向党证明自己的纯洁，自己的忠心。为了希望党承认他这一点，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活。而我们那些年频频搞运动，就偏偏常要蹂躏这样一些人的孩子似的心。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索性一概打倒，随便歪歪嘴，批一句话，就把这些人弃之如敝屣，不以为意。好像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不论怎么对待人，也不怕人们和他们的思想能插翅飞出天外去。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年轻的后来者觉得，这里完全不重视忠诚，忠诚信仰只会换来乱批乱斗和无穷尽的精神虐待，这叫后来者在抉择道路的时候怎么会不瞻顾徘徊啊！这局面，才使我们终于不能不幡然改图，不只搞掉“四人帮”，而且必须认识到搞运动整人的做法必须改变。自然，这是题外的话。
他死前的一年半，还挣扎着写些短小的悼文，还去参加听报告，听会，还去要求工作。但是，他已经说不出几句意见来了。过去的“宣传家”姿态完全消失，要叫新认识他的人来看，这人大概不过是个老废物。而他自己还不肯承认，还老和我计议能做什么工作，到哪里去工作，至昏倒的前一天还对我说过：“大夫说过我还能好。”我知道这已不可能，也没有安慰他使他宽心，我们的家庭政治讨论会已经无法举行——他即使在家里也发不了言了。我也就不再同他多谈。他的突然去世才使我感到，自己在最后的时间里实际上也是在虐待他，我自己也同样有罪，虐待了这个老实人。号啕痛哭悔恨锥心都己无济于事。在稍稍静下来之后我才来回想这个老实人的一生——一个真正的悲剧，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
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人们常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间有一条沟，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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