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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痛录》10章 “文化大革命”拾零(下)

  这些人的罪行

  我们这些走资派被斗数年,翻来覆去,无非是工作中那点事情,还基本上是上级布置下来的。反“封资修”,反什么呀?反旧剧,反古代和现代文学,反上大学……一般老百姓真也找不出我们什么罪过来斗了。谁反对共产党?许多人没法,就从历史上去找反过共的人。说来说去,把历史上曾与国民党稍有瓜葛的人都拉出来斗,很有意思。凡历史上确查不出认识一个国民党的人,都“解放”较早,而沾一点国民党的,就拉扯不休,以致最后不是斗“走资派”,而是斗的所谓“国民党”、“叛徒”,斗得很热闹了。罪最大的刘少奇,被说成在长沙时代就抱着什么“四书”当叛徒出了狱,在满洲省委已叛变咬出多少人——当然全是胡说。可是骂得比他的“封资修”罪行还厉害。元帅中挨斗最苦的是贺龙,以至于不给水喝,只好喝屋檐滴下的水,加给他的罪名是那一回跟国民党私通了。我们文艺界死得最苦的莫过田汉、邵荃麟,全都被捏造为投降过国民党。邵荃麟病倒不能大小便,干在裤子上,他们也不准医治一下。各个单位造反派照方炮制,都大抓“叛徒”。我们单位也照样。我略举一些我单位内部的人为例:

  一个许觉民,被说成叛徒。理由是他请假离桂林到上海后,没找到关系,跟几个同志改换招牌,自己挣几个钱维持生活书店,遂被定为“奸商”并“反党”。一个王士菁,中学毕业时按国民党规章履行过入三青团手续,这自然是反动党团员混入我党内。还有个蒋路,罪名也一样。一个黄爱,因在《毛泽东选集》上胡画胡批过,定为现行反革命。一个赵少侯,在日本统治时参加过新民会,是老牌汉奸。牛汉原来就是胡风分子,又加上当学生时参加过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混入革命内部。向云休在重庆参加过妇女指导委员会,原系国民党组织,又加入什么“一六九”,不知何团体,肯定应定为特务。程代熙曾在孔令俊(孔二小姐)单位做职员,显然系国民党嫡系反革命。谢恩洁作为共青团员曾被捕,后又在国民党的机关工作,这就是叛徒。刘岚山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五台山集中营,出来时被列名于“劝共党青年脱党书”,当然是叛徒。程穗曾参加过国民党区分部任监察员,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特务。刘敏如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两面村长,这就是日本一面的汉奸。萧乾本系老右派,罪恶重重,还加上叛徒。陆耿圣这个老党员也是假的,因为她在被日本拘捕时写过一句“我是良民”,即是叛徒。丁玉坤是公勤人员,因在国民党时当过警察,也是反动党团。马义民的罪状类似。董恒山原是个京剧小生演员,过去在旧社会混的时候,曾参加过民社党,以便混碗饭吃,这一次就打成了反动党团成员。冯雪峰本来早打成右派兼“封资修”还不够,这时又拉出他在上饶时被国民党捏造登报的姓名,指为叛徒。周汝昌抗战结束国民党部队回到天津时,曾参加欢迎,写了篇《箪壶迎师记》,自然成了反动党派的奴才。陆浮在南洋被人诬指为出卖,后来公安部已经平反,造反派却仍按老账算。黄肃秋因姓名雷同被弄错,后来已弄清,也还要说那错案是对的……诸如此类,记不胜记。包括我,也差一点给算到叛徒里面。因为1938年我受党派遣去襄阳,后我外祖父前往襄阳,把我叫回武汉。这时造反派们查得我离襄期间凑巧与我一起工作的刘同志被捕了,他们就说是我出卖的。我不肯屈服,举出证据,刘同志被捕时我早已离襄到武汉,那晚上台儿庄大捷游行,还碰见过张光年、于光远二人,可以作证。我的辩解才算起了作用。

  这种干法,哪个人都能胡拉乱扯两句。除了这大批“叛徒”之外,还有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张健无罪,只因查出婆家是地主,便被揪出。郭凤兰只因丈夫自己拿钱办了个缝纫学校,便夫妻俩一同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杨立平只因丈夫重病不能教书,回父母家养病,而父母是地主,就此打成“异己分子”……数一数,仅我一社,只要解放前在20岁上的人,如此揪出的竟达半数,还没有数完。

  这是为什么?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为什么打了这许多不相干的人?而且其中主要的,如刘少奇、贺龙案,都是毛主席过问的吧?这事情我想出了一点门道。大致,毛主席所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是封资修;可是,首先我国人民与封建关系很密,说反封,实际上反不了。不让唱京戏,不让学古代文学,已经反不下去,再多的更说不清。要反资本主义,说句实话,我国群众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一定要反,不知道反什么才对。要不,就不上大学吧,不念外国书吧,不穿漂亮衣服吧,小姑娘都穿上军服……别的就不太清楚了。毛主席再三号召反,群众只好想:大概要反的就是反共的,一切与共产党不一气的。群众不太了解什么资产阶级文化,却知道人必须听共产党的,而且在五六十年前就得人人早有觉悟,紧跟共产党,不紧跟不行。什么历史背景,大家不懂。那就拼命打反共的,由此造成了这么多的叛徒、反共党团、阶级异己分子。有些命运不佳挨了整的人,只好哀叹自己命不济。那个挨了整的演员董恒山,就曾当面对我说:“你多好啊。头一样你历史清白,他们除了思想,还能揪什么?”这话使人思之失笑。反对走资派,本来是为了搞思想,闹了半天,群众还觉得思想问题并不甚重要。换言之,反对资本主义,不走资产阶级道路,在群众头脑里,并不占重要地位,这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连什么《红灯记》《芦荡火种》《海港》等等,不是也只知反叛徒,未见哪个戏深入讨论一番反对走资派的重要性吗?

  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用此眼光看文学作品,就看不出应当重视的作品来。这是题外话。

  群众花了很大力气,打反革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头脑的人自然逐渐发现:凡是年龄稍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不可能与那个社会毫无关系。我们一个出版社,竟打出这么多人,整个社会的局面就可想而知了。那样越打越多,必然只能把这个社会砸掉。

  连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听说在讲“成份”,也说:“从前给闺女找主,自己再穷,都得想法找家里有两间房子二亩地的,谁把闺女给老花子(京话叫化子)去?”于是审查来审查去,才逐步把老头、老太太们“解放”了。而事实上,革命群众在干校所受的待遇,也与被打成反革命的相差并不太远。同样下田劳动,同样不许回北京,同样要把家属接到干校去。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日渐低落。

  跟我们一起下来的不少“革命群众”,渐渐由于自己身受的待遇而有点觉悟。但是仍有人一定想从别人身上找出“反革命”来,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那一年,从北京忽然传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政治传闻。这个组织名称既奇,其组织目标也怪,谁也说不清。只传说是“为了反革命的”,那么反了革命之后要干什么呢?谁也说不出。后来他们大反起“五一六”来,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反别人,就是他们造反派自己反自己。实际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后把年轻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证据罪行,什么也没有。也是一个个上台去坦白交代:“我参加了反动的‘五一六’。”还说有介绍人、有宣誓、有上级,描写得和共产党的组织一样。他们斗这些“五一六”,比斗我们走资派还厉害。有半夜里打的,打得附近老百姓都来提出抗议。有三天不准睡觉(审讯人轮流睡觉),逼问口供的,逼得那个“五一六”头昏眼花,头上一点水掉下来,竟以为是要拉出去砍头,跳起来就大叫。这个人就是造反派里边写文章批判我印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陈×。“原来你也有今日!”一开始我心里觉得痛快。但是不久我就看到,这样荒谬的造反加造反,实在只能使这个国家走进无底深渊。他们无论哪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这些胡扯作为国家大计捧出来,只能使人齿冷。后来,在我已经被“解放”当了连指导员之后,上级叫我仔细审查这些“五一六”案。当时“五一六”最大的“黑窝”实际上是造反派最大的黑窝,就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红卫兵联队”。杨述就是被他们那里的吴×ד揪”出来的。这时,我们单位的一些人,要我亲征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清查“五一六”案。我已初步看了一些材料,一看便知那些“资料”全是捏造的,张三和李四对不上,根本不值一顾。我当然不能说这不值得查,也不愿趁此时机向那些造反派报复,只能说这里不能分身,推诿了,没有去。

  这“五一六”的案子又是从何而起的呢?也可以分析一下。这基本上是一些年龄较轻,揪不出多少历史问题的人。我们单位的“五一六”全体都是大学生。为什么要揪他们?因为想揪出更多的罪犯,想揪出更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找不到什么思想根据,于是创造了这个胡说八道的“五一六”组织。竟然也风靡一时,害苦了多少年轻的干部,乱闹了一场,最后结果全是假的。这番“革命”,当然不会不引起这些“五一六”的深思。觉得冤枉,觉得糊里糊涂响应“大革命”号召,原来是上了一回当。到最后我们单位的一个“五一六”向我忏悔,说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整人,什么是挨整,以后不干了。另一个“五一六”在全体会上流了泪,表示自己过去乱打老干部是完全错误的,向全体老同志道歉。

  年老的走资派和叛徒,年轻些的“五一六”,结果都是如此。那最年轻的,最早动手打人的学生们呢?他们一开始是到处挨门挨户斗争,被学生打死者,听说甚多,我不能统计。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云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一个。大学校长知道高芸生被逼死。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一时竟成了凶神恶煞,无人敢惹。开口闭口:“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更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反正学校里念的都是,都不要。于是,先是把学校一律改名“抗大”,每日只出门造反,在家斗老师,不再上课。后来学校一律关门,学生们全国去跑。然后大学“恢复”了,要高小毕业生去升大学,叫做“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不必赘述。只说这些胡闹了二三年的学生们,最后结果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体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古、陕北边区……种地去了。书,就是你想读也不让读了。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

  还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军队干部。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一开始就当军宣队,后来又当各级领导,可谓一直走红运,受崇拜了,但是后来也因林彪的垮台,而垮台。北京却仍然长时期以军队统治我们文化部门,但是到最后也结束了。这一段留待后面再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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