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
“反右倾运动”是继承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是由于那样在农村里胡作非为，弄得人民挨饿，凡有眼睛的，下乡都看见了，回来免不了反映反映，结果把反映的人都打成右倾，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后来把这个问题都归咎于彭德怀元帅，其实，何止他一个人看到那些事。
我是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我曾在1960年初回过一趟怀来乡村。我偕同邹获帆，一起回到我们曾全心全意歌唱过的西榆林，接待我们的刘振声和高江云，正坐在大队办公室里算账。原来大队统一核算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不能不分开。他们两个说：“真丧气，一家子到了分家的程度，光景还能好得了？”我们去食堂，食堂已不开饭，炊事员也散了，各人仍回自己家做饭。因为没法开饭了，开不起了。既曰食堂，总不能给人家开野菜糊糊喝，要煮菜炒菜，要蒸干粮，办不到了！只见还是半新的白生生的大笼屉，丢在过去的食堂里，满是尘土。然后我们又到猪场。这是过去我们大家苦心经营的集体财富，先进单位。郭沫若亲自来题过诗的。凤子还在这里同猪合过影。张家口畜牧学校师生用青贮发酵饲料喂猪，揭开盖一股酒香味。巴克夏猪喂得像牛一样大。那时何等风光！而现在，猪正在大量死亡。人都没的吃，猪吃什么？猪场还没有解散，猪场年轻干部高江贵正在屋里低头写检讨，他说：“要检查‘五风’，我们场头一样五风就是大量死猪。”他其实弄不清上头所说的五风是什么。至于大炼钢铁的那些废墟就根本不必谈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是反动。我岂有不知？但是我却拿不出什么事实来反驳她，只得装作没听见。我的大女儿那时已上小学，而且是先进生。她回家老来磨着我：“妈妈给我讲一个忆苦思甜吧。老师叫回家来找家长讲。”可是我没法讲，我说：“妈妈家里从前不苦。”
“不苦，你干吗革命呀？”小孩子也会提问。
“我参加革命是因为民族苦。”我只能讲这种为孩子所不能理解的话。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妈妈带我去吃饭馆。”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农村城市都是这样。彭德怀元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了他的万言书的。他的话许多人都在本机关里说过，而且并非由他“引诱”所致。因为他那万言书刚送上去就被批判为反党夺权，一般干部根本看不到，从何引诱起？那个万言书，先是发至省军级，作为党内的反面批判材料，后来大概才到了县团级。作家协会算是省级机关，我是党员，级别高，因此才得以寓目。我看了，老实说，只觉先得我心，实在不知有任何反党之处，夺权更说不上。但是，却从此掀起了反右倾运动，说凡是像彭德怀那样说话的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从农村回来讲农村情况不好的，全是家庭属富农或富裕中农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说话。这一下子，打击面就大了。各单位拼命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论工农兵学商。这个矛盾中心是吃饭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因而说过话的人很多很多，不限知识分子。稍有不满的人，全打了进去。
长辛店机车厂打的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总工程师李树森，人大代表。这个人原先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青年铁路工人。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之后，他跟在苏联总工程师身边，学文化，学技术，从而成长起来。他出身既好，又有技术，提拔又快，号称“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可是，这一回却成了批判对象，成了“典型”。根据是他的言论，他不过是说，咱们的工厂领导干部包括总工程师，目前这样工作方法太不科学了。办公室里整天像骡马大会似的，这还能让人思考研究什么问题？他说人家苏联总工程师都是每天规定20分钟为接待群众时间，有什么问题按次序进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其它时间是自己主动支配的……就这些话，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否定群众路线，高高在上，一天只办20分钟的公。另外还加上一条，他的思想已经变质到资产阶级方面，你看他身上一件体体面面的黑色呢大衣，哪一点还像个工人阶级？……结果，下一次再开会，我就见他换穿了一件蓝布旧棉袄来。
在那个批判会上，我也曾跟着发了一些类似“评论”的言论，例如说：“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竟也会变质，资产阶级侵蚀真是太可怕了。”但实际上，这个例子不是像大天白日一样的明白吗？这就是说，工人只能永远停留在愚昧无知阶段，才叫保持阶级本色。如果你掌握知识了，知道科学了，想用科学方法来扭转愚昧了，那你就算变了质，哪怕是从苏联学来的也不行！最标准的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这才是对国家的未来危害最大的“指导思想”。
另一个我所知道的挨批典型，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通讯员冯振山。他是个农民出身，在机关跑腿送信的一个粗人，绝非知识分子。那年他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机关之后，不免向同事们讲了一些他目睹的家乡实际情况。无非是食堂散伙，人们挨饿，大跃进造成了农村经济严重破坏之类的话。他级别低，文化也低，决不可能看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同机关里那些犯错误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向来没有来往。但是他说了这些话，他直言不讳，竟然由此变成右倾典型，开了他多少次的批判会！
我去怀来之后，也说过那种食堂散伙、铁厂关门的情况，也曾对大街墙上的一个豆角大得像只船，一个孩子抱不动一个大南瓜等作品发表过“太夸张”的意见。于是这时候就也成了“右倾”罪状。我原是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中直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时因“右倾言论”而遭罢免。好在那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已经使我完全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了。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厅。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张一弓后来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读后便觉真好。“文化大革命”后，我家雇过一个原籍安徽合肥的保姆。她给我讲，她的姐姐就是饿死的。农村里吃草根。有的人家连门都没有人关了，进去一看，一家人都死光了。那时她们村里就出过一个干部，也是看老乡们饿得太苦，便自己做主开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吃了。后来自然是要处分，不过好在大家保护他，说了说算完了，没有成为“犯人”。那么，是真有李铜钟啊！这部作品是解放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但是，如果在发生这些事情的当时拿出来，作家非被枪毙不可。
一切能进口人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毛泽东也明白了那样反右倾太不得人心，于是举行七千人大会。全国各省市县乡级都来人，让大家说话。名之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出气就是说明知到会的人心里都有一肚子气要出，就来出一出吧。算是大家出了气。出够之后，中央来了个通知，把“反右倾运动”中的全部材料都从档案中抽出来，一风吹，不算了。只是另发了个通知，说彭德怀元帅不在其内，他是有野心的，和你们不同。又说他是想独裁，所以才在庐山会议上写出那个万言书。又说中央本来是要在庐山会议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这个万言书，才被迫而反右倾，等等等等。
大饥饿期间，有的干部像李铜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会因他们而原谅共产党。但是也有胡搞的。如前所述出了“李铜钟式干部”的安徽，在反右倾运动中是闹得最凶的。曾希圣报上来的不断跃进的数字比谁都高，一亩十万斤即由安徽起。山西李雪峰召开了一个“吃饭大会”，叫每个到会人只带二两米去，做“双蒸饭”给大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还问大家吃饱了没有，都说吃饱了。这就叫吃饭大会，还推广经验。后来，我也是听杨述转告我北京市委刘仁的话，他说：“双蒸饭，那还不就是稀饭？”真是一语破的。这种说老实话的高级干部，无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惨死，会被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有些顺风撒土的干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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