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乃“二十八画生”之友。“二十八画生”这笔名，毛泽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时用过。其实，早在一九一五年，毛泽东便用过“二十八画生”这笔名。
那是罗章龙十九岁那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秋天，他忽地在学校会客室外，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友启事》。“启事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这一启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信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转交”。陈章甫即陈昌，当时在一师附属学校任教员。
罗章龙看了之后，给“二十八画生”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回信，照启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愿见一面。信末，也署了个化名，叫“纵宇一郎”。信扔进邮局，过了三四天，罗章龙收到了“二十八画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画生”约这位“纵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以手持报纸为互识标志。
那时的罗章龙叫罗璈阶。他拉了一个同班姓陈的同学一起去。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站在走廊上，见到我们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我们说：我们到里面谈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陈同学就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我们上午九点开始直到图书馆十二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临分手他对我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就这样，罗章龙成了“二十八画生”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他们一起寻访长沙古迹，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一九一八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毛泽东诗词选》，一三七至一三八页，人民文学出版一九八六年版。
罗章龙来到上海，预订了去日本的船票，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日本政府军警在东京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并要他们回国。罗章龙打消了赴日的念头，在上海寻找《新青年》编辑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图书公司，才知编辑部已迁往北京大学。罗章龙带着好多册《新青年》杂志，回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在《新青年》上见到华法教育会登的文告，鼓励青年们到法国勤工俭学。于是，毛泽东率二十来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内中便有罗章龙。这批青年，大部分进入北京的留法预备班，而毛泽东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罗章龙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这么一来，罗章龙成了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学生。
罗章龙结识了李大钊，结识了陈独秀，深受他们的影响。他成了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成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这样，他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罗章龙之后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是刘仁静。
刘仁静是湖北应城县人，字养初，又名亦宇，比罗章龙小六岁——一九○二年三月四日出生（关于刘仁静的经历，鲜见于文献。本书所述，大都依据笔者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十四日对刘仁静之子刘威力的采访）。父亲刘晓山是清朝秀才，教私塾，后来开了爿小店。刘仁静为长子，弟弟叫刘仁寿。父亲寄希望于儿子，送他们上学。辛亥革命之后，科举吃不开了，父亲请亲戚资助，把刘仁静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博文学院学习。那里相当于初中，主要学英文。这样，刘仁静从小打下很好的英语基础。念高中时，刘仁静转到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在那里，刘仁静结识了一位比他年长七岁的大哥哥。此人当时已是中华大学的学生，他给了刘仁静以深远的影响。他是江苏武进人，名唤恽代英。诚如毛泽东影响了罗章龙，恽代英给了刘仁静以革命的启迪。一九一七年，当恽代英成立进步社团互助社时，刘仁静也成了互助社的成员之一。这个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以“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为“八不戒约”。恽代英是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系学生。他喜读《新青年》，钦慕陈独秀，跟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并为《新青年》撰稿。从恽代英那里，刘仁静读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陈独秀的大名。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他进入物理系。不过，他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自然科学更浓厚，于是，转入了哲学系。在哲学系待了没多久，又转往英语系。刘仁静拜识了文科学长陈独秀，参加了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刘仁静是活跃分子。当学生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汝霖家的大门紧闭。刘仁静个子瘦小，打碎了曹家窗玻璃，爬在匡互生的背上，钻进了曹宅，打开大门，于是游行者一拥而入……此后，他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迄今，仍可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看到李大钊亲笔写的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要他研究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样，刘仁静小小年纪，读了许多马克思著作，开口闭口马克思如何说，人们送他一个雅号，曰“小马克思”。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刘仁静认识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他们俩一个一口湖北话，一个一口湖南话，一谈起来就是一两个钟头。
在罗章龙、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那批无政府主义分子退了出去。这是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他们主张无组织，因此连小组的书记也不要。于是，十人小组变为四人小组——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然后，这个小组又日渐扩大，发展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这些新成员之中，大部分是北京大学学生。例外的只是三位，即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常在北京活动)，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一九二一年一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不过，那时是“负责组织”，并非今日的组织部的工作范畴，而是指导、组织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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