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上海发生的小插曲:一艘远洋轮船在黄浦江畔泊岸，一位身穿呢大衣、系着领带的人物走了下来。他埋怨轮船实在开得太慢，以致耽误了天赐良机!此人便是汪精卫，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老对头。西安事变的消息，使得正在法国的他，一阵狂喜，以为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机会到了。他声言:“本人决心反共到底，与南京抗日派决不妥协。”他急急回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意大利热那亚港登上驶往上海的“波士坦”号邮轮。可惜那时没有直航飞机。邮轮慢吞吞地在海上爬行，心急火燎的他，也只得在船上哼起诗来:
到枕涛声疾复徐，
关河寸寸正愁予；
霜毛搔罢无长策，
起剔残灯读旧书。
当他抵达上海，西安事变早已落下大幕，蒋介石依然大权在握。
四天之后，汪精卫乘飞机飞往南京——这时才乘飞机，顶什么用?!当飞机飞抵南京时，天公也不作美，飘飘洒洒下起冷雨来了。出于礼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飘着长髯，在一把油纸伞的遮护下，颤巍巍站在机场上迎接。汪精卫穿着长袍，戴着礼帽，步下飞机时脸上堆着苦笑，好尴尬……蒋介石在老家住了整整一个月，于二月二日前往杭州，继续“休息”。
幕后的斡旋，终于有了结果。蒋介石刚到杭州，便忙着调兵遣将，向西安进发——因为经过密商，杨虎城和中共已同意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
杨虎城迫于无奈，与南京政府达成协议:
一、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开出潼关至苏皖边境整编；
二、杨虎城出国，所部西北军撤至三原整编。
从二月六日蒋介石自杭州发给顾祝同、刘峙的手令，便可觑见当时蒋介石的狐疑心态:我军入西安之时，至少要先驻守东西两门及钟楼，或先进驻两门后，再看钟楼有否杨部驻守。如无杨部，则我军可自动进驻钟楼，否则与之妥商，令其让防。其实，杨虎城部队已经遵照商定的条件，撤往三原。二月八日，中央军进驻西安，顾祝同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这时，周恩来尚在西安。于是，也就开始了“顾祝同—周恩来”新一轮国共会谈。在幕后决策的，依然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顾祝同乃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军人，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顾祝同原本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创立之初，他担任战术军事教官，从此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顾祝同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也就对他不断委以重任。
一九三七年元旦，蒋介石召见顾祝同，面授机宜，嘱其在解决西北问题时，“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不久，顾祝同飞往洛阳，指挥五个集团军，向西安小心翼翼推进。
蒋介石预料，顾祝同一进入西安，周恩来马上就会与之接触。正因为这样，在中央军开入西安的前一天，蒋介石便从杭州给在洛阳的“墨兄”发去一通密电。“墨兄”，即顾祝同，他的字为“墨三”。蒋介石的电报叮嘱道:对恩来及共党代表态度，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皆令其仍由杨间接负责处置，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但可多与之说感情话，最好派代表与之接洽。墨兄本人不必多与见面，即使第一次允其见面时，亦须用秘密方式，均勿公开，以免其多来求见也。
蒋介石生怕泄露天机，在电报中指明“此电立即付丙，切勿带往西安”。付丙，即烧掉。蒋介石的电报还提及:“密。张冲同志本日由京乘车来陕。”果真，二月九日，当顾祝同刚刚抵达西安，来自城东北七贤庄一号的秘密使者，便带来周恩来的口信，希望一晤顾祝同。也就在这一天，“毛、洛”从延安给周恩来发来了电报: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正彭副……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组织领导不变。电报中的林，即林彪；贺，贺龙；刘，刘伯承；徐，徐向前。朱为朱德，彭为彭德怀。这样，蒋介石在杭州不断给顾祝同拍电报，毛泽东在延安不断给周恩来发电报，“顾祝同—周恩来”会谈，成了间接的“蒋介石—毛泽东”会谈。除了顾祝同之外，国民党代表还有张冲、贺衷寒；中共代表还有叶剑英。
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回忆:周恩来为了及时向中央请示，曾几次乘坐双座战斗机，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延安有个小小机场，既没有导航设备，也没有气象台，飞行危险很大。有一次，周恩来乘飞机回延安，因云雾很浓，能见度很低，飞机无法降落，在延安上空盘旋近一小时。在这段时间，延安和西安的电台一直保持联系，西安说飞机早已起飞，而延安则说未见飞机降落。大家的心都被吊了起来，十分焦急，叶剑英一直守在七贤庄译电室，等候飞机的消息。后来，飞机折回西安，周恩来回到七贤庄，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但他却仍是谈笑风生，不当一回事儿，为了党的工作，第二天又飞向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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