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此人，确实令蒋介石颇为头疼：让他回西安吧，蒋委员长的面子往哪里搁?把他抓起来吧，舆论压力吃不消——他放了你蒋介石，又亲自送你回南京，你若把他抓起来，未免太不仗义了!左思右想，却又左右不是。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在南京演出了一出闹剧……
张学良的专机，在二十六日稍晚于蒋介石的专机飞抵南京。与张学良同机到达的，有他的七名副官和两名司机。
这七名副官是刘令侠、赵维振、王庆山、夏宝珠、刘云清、张庭艳、陈玉。两名司机是谭延斌、董拜瑞。
赵维振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据他回忆，一下飞机，张学良一行和宋子文一起，乘上宋子文的一辆汽车以及南京张公馆的两辆汽车，直奔宋公馆。
宋公馆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玄武湖畔鸡鸣寺北极阁，绿树蓊郁，幽雅宜人。宋公馆内有两幢二层小洋楼，宋子文把后面的一幢让给张学良下榻。
最初的日子，还算不错。张学良在南京走访亲朋好友，往来自由。只是外出时，总有两辆汽车跟着，一辆是南京警务厅的，一辆是军统局的，或坐便衣警察，或坐便衣特务。那时，说是“保护”张学良，倒也还是说得过去。
张学良还在宋子文的陪同之下，打牌、玩球，看来，他在南京的日子过得自在、潇洒。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在悄然策划着怎样“收拾”张学良……其实，张学良也已料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他。据赵维振回忆，二十九日下午，当张学良在宋公馆送别来访的张群、吴铁城、吴国桢时，张群对他说:“我们请你一聚。”张学良当即道:“要请赶快请，晚了可就赶不上啦!”
张学良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已意识到自由自在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三十一日上午九时许，宋子文带着戴笠来到宋公馆。戴笠通知张学良，要开军事委员会会议，马上就去。张学良随着戴笠走了。张学良到了那里，才知道不是开会，而是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对他进行审判!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为李烈钧，审判官为朱培德、鹿钟麟，军法官为陈恩普、邱毓桢，书记官为袁祖宪、郭作民。
审判长李烈钧为资深国民党人。他年长蒋介石五岁，江西武宁人，他早在一九○七年便加入同盟会，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后来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常委。
李烈钧在“九一八事变”后力主抗日，此刻蒋介石要他出任审判长审判力主抗日的张学良，他真是有苦说不出。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不久前曾刊载李烈钧的回忆录，他回忆道: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借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法庭，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为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么胆敢出此言?”张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现今，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尚可查到当年审判张学良的记录。据记录载，面对法庭，张学良作如下答复: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会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尤为令法庭诸公难堪的是，张学良掏出随身所带的《铣电》，公之于众。
“铣电”，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两日(九月十六日，电报韵目代日为“铣”)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电报:“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忿，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正是这个“铣电”，迫使东北军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不予抵抗”。正是由于东北军“不予抵抗”，日军一口就吞掉东北三省。从此，张学良替蒋介石受过，得了个“雅号”曰“不抵抗将军”。
就连中共，那时也接二连三抨击张学良。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内中便称“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是“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正是这个“铣电”，使张学良背上了黑锅。也正是这个“铣电”，促使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今日，张学良既然被推上了被告席，他也就无所顾忌，掷出了蒋介石的“铣电”，以正视听。张学良的一切申辩都无济于事，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在上午当即作出判决。《判决书》称此案为“对上官暴行胁迫案”。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这一判决一经宣布，引起一片哗然。当天下午二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派人送一公文至国民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蒋介石的呈文如下: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蒋介石在说了一通张学良罪有应得的话之后，笔锋一转，说“该员勇于改悔”、“自投请罪”等等，提议“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续，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容……”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中央日报》。
上午审张，下午赦张，蒋介石精心导演了这一幕:仿佛李烈钧在上午给了张学良一记耳光，而蒋介石在下午给了张学良一颗糖!其实，耳光是蒋介石打的，糖也是蒋介石给的。当两条戏剧性的消息于翌日见报之后，引起的新闻轰动不亚于二十天前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押的消息。
一九三七年元旦，西安震怒了!东北军、西北军集结在西安西关操场，抗议蒋介石扣张。杨虎城发出号召:“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血路!”自从审张之后，张学良便“失踪”了!在宋公馆，再也不见张学良潇洒的身影。他被秘密转移到了南京西面中山外(常被误传为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那里也有一幢漂亮的两层小洋楼，已经事先腾空，眼下成了软禁张学良之处。张学良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失去了自由。
他的身边只有副官刘令侠。他的另八名随行人员被“请”往南京珠江路宪兵十六团团部，解除了武装。戏演到这里，尚未结束。因为蒋介石的呈文，是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国民政府的态度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作出重要决议案:“张学良所处十年徒刑，准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中央日报》。既然要“严加管束”，亦即要幽禁张学良，而且没有规定时限。从此，张学良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他的行踪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从南京孔公馆，到奉化溪口，转安徽黄山，入江西萍乡，进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又押往贵州修文、桐梓、贵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秘密押往台湾……漫漫五十多个春秋，张学良在沉寂的幽禁之中度过。从审张、赦张到幽张，蒋介石精心运用了他的政治手腕，终于解决了令他困惑不已的一道政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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