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宋美龄派出的专机、特使朝西北飞去时，由张学良派出的一架专机离开西安，朝“红都”保安飞去。十三日上午，保安的红军和老百姓紧急动员，修飞机场。保安这么个小县城，从未有过飞机场。张学良听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来西安，决定派专机迎接。
于是，中共方面找了保安城外一块平坦的地方，派人急急加以修整，算是保安临时机场。空中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转了几个圈，飞机无法降落——那临时机场质量太差了。专机只得悻悻地返回西安。也就在十三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也有的文献称政治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主持。主题是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这次会议的记录，现存于中央档案馆。透过会议记录，可以窥见当时会上争论的真实情形。会议一开始，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肯定了西安事变，说是有革命意义的，张、杨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拥护。不过，毛泽东报告中谈到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论：一是毛泽东提议“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他说：“我认为在事变上会议记录简略，有些话不甚通顺。此处应是“在西安事变的基础上”。应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叫抗日援绥委员会。名义上又不是全国政府。”毛泽东还主张：“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对于毛泽东这一见解，周恩来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来说：“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显然，他并不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张国焘则说：“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他以为，这“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张国焘主张：“以抗日的政府代替妥协的政府。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显然，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意见。这时，张闻天经过久久思索，终于开腔。他明确地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张闻天说，我们“不愿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以为，张、杨所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他说，我们的方针，应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战线”，使中共“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博古最初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听了张闻天的讲话，觉得言之有理，他修改了自己的话，说西安事变“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看来，保安窑洞里，中共高层的争论并不亚于南京。内中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如何处置蒋介石。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审蒋”、“罢蒋”。他说：“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毛泽东主张“审蒋”、“罢蒋”，心情是容易理解的。蒋介石跟中共打了十年，是中共的死对头，中共领袖们恨透了他。
朱德主张，杀了蒋再讲其他。
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
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及当时的情形，倒也颇为真切：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三三二页，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杀不杀蒋，周恩来、张闻天没有吭声。张闻天含蓄地说：“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南京，国民党中常委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保安，中共常委也争论热烈。
毕竟毛泽东已是中共权威性领袖。中共的行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去实行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保安三四百人举行集会，坚决要求公审蒋介石。斯诺夫人在《延安日记》中，描述了大会群情激愤的情景：“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高如山积，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必须把蒋带到保安由全国人民来公审。”对于蒋介石的炽烈的仇恨之火，从保安腾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袖们》一书中写及：“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不会星火燎原。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将如火如荼烧下去，直至化为灰烬。”
在西安事变最初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显示了尼克松所形容的各自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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