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清那位小伙子的来历,又得花费一番笔墨。
陈立夫在奉命和张冲一起赴苏联之际,又托曾养甫在国内寻觅与中共联系的渠道。曾养甫也是CC系中人物,原名曾宪浩。他是广东平远人,原本是技术界人士。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然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深造。一九二五年,二十七岁的他回国,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此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次长。一九三四年,他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
曾养甫欲在国共之间架“桥”,他想起了一个非常合适、能够帮助架“桥”的人物——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谌小岑。谌小岑,跟周恩来、邓颖超都有着不错的友谊。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当周恩来在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时,第一批会员二十人在座,邓颖超、谌小岑都是第一批会员。
谌小岑是湖南安化人,年长周恩来一岁。谌小岑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在五四运动中搏击,结下深谊。此后,谌小岑于一九二○年八月赴武汉,周恩来则赴法国,从此分手。不过谌小岑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仍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种种联系。
曾养甫虽说过去也认识周恩来,毕竟没有多少交情。他找到了谌小岑。为了便于架“桥”,他任命谌小岑为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如今虽已九十有六,记忆仍清晰。据谌小岑回忆,架“桥”时找了左恭。左恭乃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的后裔,任南京《扶轮日报》编辑,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任主任,只知他跟中共有联系,但并不知道左恭乃中共地下党员。谌小岑在一九三二年和左恭合办过《生力》杂志,与他颇熟。左恭从谌小岑那里得知重要信息,即赶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了报告。中共上海临时局派出了代表,此人便是前文叙及的小伙子。
大凡行迹诡秘、变幻莫测的人物,换一个姓名,如同换一顶帽子似的,不当一回事。董健吾时而姓王,时而姓周。这位小伙子时而姓黄,时而姓张,而他的真实姓名倒鲜为人知,叫王绪祥。如今,人们通常称他张子华——虽说那原本是他的化名。本书也照人们的习惯,称他张子华。张子华是宁夏中宁人氏。一九三○年,年仅十六岁的他加入了中共。一九三五年,他担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特科成员。他奉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之命,与谌小岑接头。
那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谌小岑从南京赶来,住在那里。不久,张子华便来到那里。谌小岑如此回忆道: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他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所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同我联系。交通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派谁去呢?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派“黄君”,即张子华,前往陕北。张子华曾任中共豫鄂陕边区特派员,去过陕北一带。正在这时,那位“红色牧师”也受命启程——虽说董健吾联系的是另一条途径。于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决定让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他俩由上海到达西安,正遇雨雪交加,交通断绝。他俩在西安等了些日子,看看天气没有迅速转好的迹象,只得求助于张少帅。当张学良从南京方面得到证实,知道“王牧师”来头不小,乃是行前见过蒋介石的人物,于是决定用飞机送“王牧师”及其“随员”黄君前往肤施。不过,也正因为得到南京方面的证实,张学良知道了蒋介石的绝密信息,知道蒋介石与中共之间有密使来往,因此他也就更大胆地与中共暗中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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