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校园里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这所学校后来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自一九二六年起称中山大学。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四天——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一月二十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九时，当孙中山穿着有七颗纽扣、四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日，今天是民国十三年的一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卷，四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孙中山发表演说之际，他的身后悬着中国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旗。大会刚开幕，他便领着代表们向党旗三鞠躬。这党旗是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由会员陆皓东设计的。那蓝色象征青天，正中为白日，向四周射出叉光。最初，叉光的数目多寡不一，由孙中山定为十二叉光，既象征十二干支，又表示十二时辰。黄兴以为青白两色之旗不美，后来孙中山建议加上红色，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红、蓝、白三色，象征自由、平等、博爱。在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决定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后来则定为中国国民党党旗。开幕式那天，一百六十五位代表和六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三十九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一百四十号席上的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五人，由总理指派。”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十九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三十九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七项议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此后，这位“三十九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大会的高潮是在一月三十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名列于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中央执行委员共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守常、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十七人:
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在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三名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守常、于树德。
在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达七名：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内中林祖涵（林伯渠）当时是中共秘密党员，尚未公开身份（他在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二一年经陈独秀、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中央候补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国民党比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党员已达八千二百一十八人。但是，国民党组织庞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五百，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够“红火”的。一九六三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二十一岁入党的，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三时五十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的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的结束。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七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二十八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便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一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复，他就打道回府，到老家溪口去了。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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