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蒋介石这时在忙于军事问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考虑两党关系。
5月31日， 国民党中常委通过一个《关于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 的决议》，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不放弃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的 团体和其分子，应严予取缔。根据中常委的决议，6月3日，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了 西安13个救亡团体，逮捕了各团体领导人。《新华日报》随即对此事作出反应，要 求消除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禁书报的现象，但没有把问题归为国民党的上层， 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
过了几天，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西安一些顽固分 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是否应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路作让步，以 阻止妥协局面出现。毛泽东答复说：“这些反动行径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指出 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目前边区采取的一些办法，不 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之必要。”
显然，毛泽东对国民党采取了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策 略。比如，蒋介石不同意将八路军扩编为三军六师，不过只是少了个名分，八路军 照样发展壮大。蒋介石下令逮捕了黄埔毕业生、陕西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宣侠父，但 陕西共产党员仍以几何级数增长。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作出决议： 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26人国民党党籍。
当天，毛泽东等了人电告国民党中监委：“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 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13年之办法并没商定。且此案事前并未通过与征求 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见，今郑重声明不予承认。请将此声明于明日见报。”
中监委此举，也许是希望造成“一个大党”的部分现实。然而不管是否报告过 蒋介石，都显得太草率了。事前既与延安无电报往来，又未找就住在武汉的中共代 表团协商，只顾单方面匆匆宣布，岂不是自讨没趣、陷于被动吗？客观上，毛泽东 等人的声明无疑使国民党蒙受了不小的名誉损失。几天后，国民党中监委被迫发表 声明撤销此案。
此后不久，中共领导层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毛泽东遇到了一个转为顾境 的历史性机会。
王稼样回延安了！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正在苏联治伤的王稼祥和邓发一 起，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作为促成毛 泽东走上决策岗位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遥远，电报往来仍无法把中国的实情原什原昧地端过去。 三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派遣任弼时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 中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使共产国际对中 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五一”节之后，王稼样的身体逐渐好转，经过请示中共中央，他准备夏季动 身回国。为此，共产国际特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季米特洛夫 的主持下，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两份文件，充分肯定并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斗争。并决定将文件交王稼祥亲自带回国 内，面呈中共中央。
王稼祥临行前，季米特洛夫找王和任弼时一起谈了话。
在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重要指示。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共目前仍然 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锡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郑 重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
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两个重要文件，以及苏联援助的一些武器、物资、 书籍，动身回国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稼祥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对一向言必称国际 的王明来说，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王稼祥回到延安的当天，就分别向毛泽东、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 作了其他问题的口头汇报。他将共产国际的书面文件交给了毛泽东。
在武汉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回国，而且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坐立不安， 盘算着指示的内容。很快，中共中央决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知王明离汉 赴延参加会议，并明确提到，会议要听王稼样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经过左思右 想，提起笔来，起草了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提出要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王明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自居，以为共产国际来了指示，理所当然地该由他主持党中央全 会。
接到王明的电报后，毛泽东生气地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 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函告王稼祥，请王稼祥速赴武汉与他单独议事。
王稼祥立即把王明的信交给了毛泽东，并说：“王明是有阴谋的，我尽量想办 法叫他立即回延安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应该这样做！”
王稼祥拟出了一份给王明的电报，严肃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听取我的重要传达， 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稼祥指示机要部门立即 给武汉发去。
王明无可奈何， 不得不收拾行装。8月28日，他和周思来、博古等同返延安， 准备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月14日至27日， 中共中央先召开政治局会议。以便为六届六中全会做准备。 会议第一天，即由王稼样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 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 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 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 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
王稼祥的传达，表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终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从根本上 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的资本。王明像是挨了当头一棒，脸色极 为难看。
李维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 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 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在这次会议上，主报告还是王明作的，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27日，政治局会 议的最后一天，对将要召开的六中全会议程作了重大变动，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 告，王明只作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和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是9月29日至l1月6日在延 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各方面负责干部55人，是“六大” 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 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程。这时，传 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绘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 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会议第二天，周恩来匆忙作了发言之后，就离开会议，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前 往武汉去了。
毛泽东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成为全会及会后在全党统一思想的纲领性文件。 他在会谈作结论时，专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 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 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 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 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 全不应该的。”
尽管如此，在基本分清是非之后，毛泽东对王明本人的态度还是温和的。他说： 王明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 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 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 之。”
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 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 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对王明问 题的总清算是在几年之后的延安整风时。
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强调党的团结，并讲了对干部问题的处理，提出对处理错了 的“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 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 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 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 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
这样一来，毛泽东更是威信大增。他从统战以来一直坚持的各方面的主张，在 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40多人的发言，大都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 的拥护。彭德怀发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 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张闻天后来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 明。这时候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 王稼祥同志从共产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
张闻天颇有自知之明，他主动要求让位，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 务应该由毛来担任了。然而毛泽东不同意，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要张闻天继续当下去。 张闻天5年后这样回忆道：“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 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 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佐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 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史称神仙会议)之 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这次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把王明留在延安，不让他到武汉去了。
毛泽东后来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的。”
毛泽东成功了！他不仅政治上成功了，而且爱情上也成功了，因为他和江青的 热恋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贺子珍与毛泽东发生矛盾，离开毛泽东已经9个多月了。 这一空当，正好给上海影星蓝苹提供了机会。在康生的精心运作下，曾有过三次婚 姻经历的蓝苹主动闯人了毛泽东的生活。毛泽东这时45岁，刚经历了与贺子珍的感 情纠葛，他孤独，寂寞，缺乏情感的慰抚。而蓝苹只有24岁，漂亮、聪颖、热情， 或许当时也不乏婉柔，当她适时地填补毛泽东的感情空缺时，毛泽东已不能也不愿 意拒绝。他或许以为找到了真正的爱人，真正的感情需要；成许以为这次婚姻将给 他的生活带来新的幸福和希望。对婚姻的过高期望值或许正好引他步入了婚姻的误 区。
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已经公开化了，党内议论颇多。在延安的， 用嘴和书信表示不满，在前方打仗的将领得知毛、江热恋，不惜用电报表明自己的 态度。最后，这些情况都汇到了总负责张闻天手里。因为这事的当事人是刚得国际 承认、并受到大家拥戴的领袖人物，谁处理起来都感棘手。张闻天拿着这些函电， 不知如何是好。六中全会结束后，张闻天想了一个折衷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的大意说：你与贺子珍合不来，另外结婚，谁都没有意见，不过，按江青在上海 的表现，似不合适。
据说，毛泽东看了张闻天的信，发火了，当场把信撕成碎片。为了解除人们的 疑虑，由主管情报工作的康生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 问题，其历史清白。”
第二天，毛泽东在合作社摆了两桌酒席，宣布与江青结婚。贺喜的人群里，没 有张闻天。
此后，毛泽东即从凤凰山迁到了杨家岭的三间窑洞，与江青共同生活在一起。 以后的情形，以及这场婚姻的结局，人所共知，此不赘述，还是书归正传吧。
10月4日， 周恩来一觉醒来，看了看表，发现已经到了蒋介石约见他的时间。 离开武汉一个多月了，他看到路旁炸毁的房屋不知又增加了多少。，他忽然闻想起 了8月6日毛泽东等人发来的一份电报：“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务须避免不 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路放弃之。”难道武汉战事之结局又一次被 毛泽东言中了吗？在延安住了个把月，周恩来的心情极为复杂。王明这一页看来是 彻底翻过去了，他在中央全会上已经陷于孤立，自己和他在长江局共事八个多月， 虽然有过意见分歧，毕竟有一些电文是共同签署的，有一些活动是共同参与的，别 人将会怎样看呢？敌后战场，八路军搞得生龙活虎，谁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远见 卓识。持久战，发动民众以全面抗战，这两点都由毛泽东率先提出。持久战的局面 已经形成，这一点蒋介石比较清醒，可是他对发动民众却颇为迟钝，对自己主管的 以第三厅为主的抗战宣传工作也不热心，不支持，尤其是两党关系，合作虽已实现， 但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此下去，抗战大业何以能竟？周恩来在延安开会时， 主要谈了这种忧虑。现在，毛泽东也认为目前的合作方式不利于长期合作，提出了 从前他不太感兴趣的民族联盟方式，并申明停止在国民党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 活动。可是，蒋介石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呢……
想着想着，已经来到军事委员会门口。
蒋介石迎他进屋，寒喧过后，问道：“恩来，听说你们在开六中全会，没想到 你来得这样快呀。”
周恩来忙答：“会正在开。听说这里形势危急，我就先来了。我们中央一致认 为，加强两党组织上的合作极端重要，我急忙赶回来，为的就是尽快向你和贵党转 达这个愿望。”
“很好很好。”蒋介石这么说着，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你带汲带书面协议？” 周恩来掏出一封信，…这是毛泽东给你写的信。毛泽东同志因武汉战事紧张，要我 立即把这信转给你。我们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 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更加进步，面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 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田难，准备反攻。”
蒋介石接过信；只见上面写着：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 的革命斗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 寇尚未战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 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如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 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 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 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 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 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 政策，方能得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事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 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 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 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 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地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 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月
蒋介石看完信，连说；“好，好！”沉思片刻，朝桌上一放说道：“南浔线将 士用命，歼敌数万，战局会有所改观的。只要各方力朝一处，事情要好办得多。只 要北守武汉，南守广州，再有外援，我们就可掌握战场主动权。”
周恩来问道：“万一武汉外围线失守呢？还要守武汉孤城吗？”
“你说呢？”蒋介石反问。
周恩来答：“不惜断然弃之，保存实力作持久打算。”见蒋不说话，又补充道： “毛泽东同志曾有一篇《论持久战》，专门论述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听说过，听说过。辞修(陈诚)也曾有过这么一个计划。”
蒋介石看看表，“你还有什么书面东西吗？”周恩来说：“有所考虑，还没有 来得及写出来。”
蒋介石下了逐客令：“那就写了再送来吧，今日还要开几个会呢。”
10月8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新建议的书面材料。内容包括：(一) 停止两党的斗争；(二)共产党员可以加人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 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人三民主义青 年团；(四)以上参加者保持共产党党籍。
当天，蒋介石即将这份建议交给陈立夫、康泽等研究讨论。
10月1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知道战事越发不利，开门见山道：“校长，我党加入贵党及三青团的主 张，是考虑再三之策。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共度难关了。”
蒋介石道：“这事是我先提出的，这不假，我是总裁，也不假，可是这么大的 事，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数的，必须由中央常委会进行讨论后才能确定之。”
周恩来问：“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讨论出个结果呢？”
蒋介石面露难色：“恩来呀，你也知道，国共合作，党内并不是一致赞成的， 你们又不作原则性让步，此事恐难很快实行。”
周恩来只好退一步，说：“那么，三青团尚未就绪，加入三青团的事，校长总 可以决定吧？”
蒋介石一时语塞，踱了一会儿步说道：“这个，这个，这个可以吧。三青团的 章程修改后，可以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待我们双方研究后，即可考虑实行。”
周恩来见蒋介石态度含糊，只好换了一个话题：“校长，八路军改编后，在华 北战场给敌大量杀伤，依靠群众还得到了很大发展。现今的一个集团军，已不好控 制广大区域内的部队，是否……”
蒋介石挥挥手打断了周恩来的话：“我都知道，我都知道，这事只能留作以后 再议。日本人已把兵力用到极限了，在华作战部队已超过一百万，国内在演空城计。 我准备在武汉战事结束后，把部队再整编得更精一些，你提出的问题，到时一起加 以考虑。还有一个边区问题，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一点也不体谅我的苦心。我给你 们的条件，比给阎百川的优厚多了，正值危难之秋，就不要再在地盘问题上做什么 文章了吧。别人向我提条件可以理解，你是我的老部下，怎么也不体谅我呢？”
周恩来知道再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就胡乱支应几句，找个借口告辞了。
10月24日，日军的大炮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还夹杂着机枪的哒哒声，到处 是浓烟烈火、断壁残垣、尸体狼藉。周恩来神情严峻，眉头紧锁，时而穿行在炮火 硝烟之中，时而出没于大街小巷，视察战场，慰问伤员，召见地下党负责人布置武 汉沦陷后的工作……
深夜，日军已踏上武汉郊区。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馆，在爆炸声震得摇摇 晃晃的屋子里， 写好社论《告别武汉同胞》 。25日凌晨，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 《新华日报》印好后，他才在隆隆的炮声中告别武汉。
蒋介石也是武汉失守前最后撤离的人。他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 中写道：“此次兵力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 败为胜的枢纽，绝不可认为战事失利与退却。”24日晚，蒋介石借宋美龄乘飞机往 湖南衡阳撤退， 但因飞机迷失方向而又返回汉口。当25日凌晨4时蒋介石的飞机再 起飞时，日军已逼近到汉口城外仅有15公里的地方了。
10月27日，大武汉陷落了。4天之前，广州已入敌手。
正是：
只要抗战意志坚， 岂因进退招褒贬！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十六、张光宇和黄文农
我最早认识的老一辈漫画家是张光宇。那是1926年我在中原书局画插图的时候。 我向他主编的《三日画报》投稿，他发表了我那幅《两毛钱饱眼福》漫画，并约我 到浙江路渭水坊的画报社见面。当时张正字也在座。这次会面，是老一辈提携后一 辈的开端。三年后，他看到我创办《上海漫画》第一版受挫折，主动出主意，招朋 友集资，使《上海漫画》复活，由此我经常在麦家圈画报社受其教诲与黛陶，使我 学得编画报、跑印刷的经验，也增进了画漫画的思维机敏。他一直是我心目中最有 威望的艺术家老大哥。张光宇对画报的支撑最力，功勋最大。前面提到的几幅封面 画，最能表现他的艺术才气，也最能显示他艺术修养的深度。据我所知，他老家无 锡，在上海读中学。辍学后，跟随著名画家张孝光，初显身手于“新舞台”的舞台 布景，继而进英美烟草公司画香烟小画片，用笔简练，构图方正，独具新意，显示 出个人风格。及至时代图书公司时期，他为邵询美的《小姐须知》一书所作的插图， 虽系游戏之笔，但笔笔扎实，图图灵活，又是一番风貌。此书印数甚少，见者不广。 等到《时代漫画》问世，他的《民间情歌》不仅显示他对中国民间版画所下的工夫， 而且在造型方面透露德国画家的严谨精神，和墨西哥画家河佛罗皮斯的夸张手段。 方是方，圆是圆，达到造型视觉既简练又饱满的趋完整性。这趋完整性，也就和中 国民间版画有异曲同工之妙。198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他印的《林冲》连环画小书， 用笔造型，简洁明快与方圆相济，达到简而不能再简，练而不能再练的极致。这虽 是本小书，其艺术水平比之同时代艺术诸大师毫无逊色。难怪当年徐悲鸿出国为中 国绘画作国际宣传时，非要光字的那幅《紫石街之春》与之同行。
全国解放后，由我引荐，中央美术学院聘张光宇为图案系教授，讲授《装饰艺 术》，不久，张仃受命组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班子，特聘他担任装饰美术系主 任之职。提起张仃，人们知道他在延安是装饰图案的行家，最早在北平学过中国画， 30年代在南京画过漫画，《时代漫画》发表过他的画，方笔简形，立刻为光宇赏识， 认为是简笔造型的同道。我向光宇透露，张仃的造型用笔受过《民间情歌》的影响， 两个姓张的原来走的是一条路。张仃总结光宇的艺术，提出“方”、“圆”两个字， 直线成方，曲线成圆，方圆是以线造型的极限，而光宇的造型，方到不能再方，圆 到不能再圆，也就是说，简到不能再简，练到不能再练。张仃对光宇的艺术，佩服 到几乎双膝下跪，猛叩响头的地步。80年代初，他和黄苗子合写了一篇研究张光宇 艺术道路的文章，想为光宇印一部艺术全集。后来因为光宇家属中某一成员，为了 稿费分成问题谈不拢，这部已经编辑将成的书搁了浅。隔了几年，工艺美院为了研 究张光宇的艺术，成立了张光宇艺术研究室，向光宇家属借调光宇作品，亦被拒绝。 这是一桩使人失望的事。但愿光宇的家属有朝一日省悟过来，不把这位艺术大师的 作品当作私人财产永远禁烟起来。
黄文农是另一位我十分敬重的朋友。
1990年5 月24日华君武在杭州浙江美院展览厅举办个人漫画展，我在开幕式上 代表美协致辞，指出中国漫画历史上有三位大师：10年代出了个沈泊尘；20年代出 了个黄文农，30年代出了个华君武。与会者听了我这番话，有点陌生。记者问我前 二位大师是怎么回事，我简单地介绍了沈泊尘在上海画政治讽刺画的历史，他除了 向报刊供稿，还办了中国第一份漫画期刊《上海泼克》。第二位大师黄文农，是上 海《晶报》三日刊的长期供稿者。他的作品对时事讽刺特别辛辣，著名的《东方》 杂志专门为他开辟专栏，以飨读者。30年代出版过一本《文农讽刺画集》，其中一 幅，讽刺上海南京路惨案制造者英帝国主义的凶相，最得人心。至于华君武，人人 知道他是当前中国漫画界第一把手， 但很少人知道， 30年代初期，他的作品就在 《时代漫画》出现，后期投奔延安，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为《新华日报》长期供稿。 我把这三位杰出的漫画家尊之为大师，而且是各自代表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国画 和油画的著名画家，舆论尊之为大师，漫画这样一个表现时代风云的先锋画种，为 什么不能称之为大师呢？
我之知道漫画界有黄文农，早在20年代读《东方》杂志时期。1925年在三友实 业社时，我便注意到这位大师的每一幅画，除了《晶报》，还有《三日画报》。直 到和张光宇、张正宇兄弟认识之后，我才有机会面见黄文农。他小小个子，一双机 灵的眼睛，上海腔带点松江口音。有一次见到他的父亲，才知道他是基督教家庭出 身，读过教会学校秀州中学。他最早在商务印书馆美术室工作，后来逐渐走上创作 漫画的道路。 我见到他时， 他已是望平街一带报刊中心的活跃人物，隔三天要到 《晶报》编辑部坐班，趴在写字台上完成下一期《晶报》所需的两幅政治讽刺画。 自从和我认识之后，他常常约我到《晶报》看他作画，每次至多花一小时就把任务 完成了，思路之敏，用笔之快，使我惊讶。作完画，就和我出去找朋友，寻快乐， 看来是个很会生活的人。由于接触面广，他和九流三教人物都有交往。北伐军抵达 上海之后，他政治方面的关系便显得很突出。先是参加淤沪警察厅政治部，并把我 拉了去，做他的艺术股小伙计。不久我又跟他一起跳槽，投奔海军政治部。从海政 下来后，他到过南京，在蒋介石的总政治部混了一阵，为《上海漫画》写过《丁家 桥随笔》，记他在南京的见闻。他在南京为时甚短，不久即回上海，带来个女朋友 倪英明。不几天，两人宣布结婚，生了个孩子，孩子夭折，夫妻反目，倪氏出走。 文农变得精神颓丧，有时来画报社，仍照样供稿，但不像以前那样活泼天真了。大 概在1934年那阵，听说文农病了，腹部长了个疮。有次到时代图书公司来，支着手 杖，面容消瘦，交来一份《文农讽刺画集》原稿，一份《初一之画》原稿。这两份 画稿，先后由“时代”和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文农和倪英明结婚后，习惯于躲在甜蜜的小天地里，不大和我们这些朋友来往。 关于生孩子以及孩子夭折，又和倪英明散伙等事，我们都不了解其前因后果。几个 月后，文农的弟弟艺农来向我们报信，说他哥哥腹病恶化，已告别人世了。
黄文农的一生是默默奉献的一生。从他二十岁算起，到他死的那年三十一岁， 在艺术上的贡献不过十一年。那十一年中，他在上海报刊中发表的作品也难以计数。 他的短暂生命，和他的光辉事业相比，实在叫人不平，叫人心酸。他留下的两本画 集，因为印数太少，流传不广，只有和他同时代的人，能充分认识文农作品的思想 光辉和艺术价值。我称他为20年代的漫画大师，他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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