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11月15日，陈立夫得知潘汉年收到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当即邀请潘汉年 到南京再谈。16日晚，潘汉年匆匆赶到南京，陈立夫却失约了。作为一方的正式代 表，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冷遇，不难想见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潘汉年会是什么样 的心情。
原来陈立夫去了洛阳，他是被蒋介石召去的。农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的50 岁生日。他的两位前夫人毛福梅、姚怡诚不忘旧情，在奉化老家请和尚做水陆道场， 为寿星消灾弭祸。社会上发起“献祝祝寿”活动，搞得热闹非常。蒋介石本人则到 洛阳避寿去了。他尽情享用着事业达至顶峰时的风光，并召去几十位要员随驾，陈 立夫也在其中。他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与诸大员商议彻底解决共党和红军问 题。到场的张学良不以为然，单独见蒋，请蒋领导抗日救亡，想不到蒋介石大发雷 霆：“最近的敌人是谁？共产党！谁为害最急？共产党！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 如此远近不分，急缓不文辨，是非不明，还谈什么革命？”张学良刚一解释，蒋又 斥之：“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
11月19日，潘汉年终于等到了陈立夫，他向陈转述了中共中央想以曾养甫案为 基础进行谈判的意愿。
陈立夫故作谅诧道：“是么？有过这么四条么？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 道的？”
潘汉年答：“曾养甫案由张子华转告中共中央。”
陈立夫连连摇头：“纯属子虚，纯属于虚！曾养甫作为我的代表和你们密谈， 他有这样一案，我不会不知道。”
潘汉年一时语塞。他能说什么呢？总不能要求让曾养甫前来对质吧。再说即使 找曾养甫也不能马上找到，因为前不久蒋介石乎息“两广事变”届，为加强控制， 已派曾养甫去当广州市长了。此刻，潘汉年只是睁大眼睛看着陈立夫，似乎要从陈 的脸上寻找出说谎的证据。
“要谈，只能在10天前谈的原则下进行。”陈立夫见潘汉年默不作语，补充道， “蒋先生这次又强调了，你们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名单由我们来提。”
“你不觉得你们的条件太过分吗？”潘汉年冷冷地说。
陈立夫说：“过分吗？目前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 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潘汉年边站起身边说！”蒋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 天的谈判也就不需要了。”
潘、陈谈判再次不欢而散。
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灭胡宗南军一个多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陈 立夫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谈判不能中止。
12月1日， 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8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 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 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田，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 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 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于此同时，中共中央两次致电潘汉年，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 完全是也只能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于危亡地位，在当前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 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 不能外此。然如陪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 止以待他日。”
12月上旬，陈立夫又约潘汉年晤谈了两次。在蒋介石同意下，国民党方面略有 松动。 陈立夫告诉潘汉年，可将保留红军数目由3000改为3万，其他条件不变。潘 汉年一听。感到这种让步并没有改变根本文场，当即表示拒绝。
中共中央被逼无奈，只好另觅出路。在给潘汉年的指令中说：“至今蒋介石似 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 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围共秘密谈判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虽然国民党方面另派张冲专程到上海转告 潘汉年，希望国共谈判不要结束，潘汉年也向张冲表示，如果国民党放弃消灭共产 党的企图，则谈判还可重新开始。但秘密谈判事实上中断了。双方礼节性的希望只 是给两党再奏谈判新曲留下了一缕娓娓余音。
正当国共两党秘密谈判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爆发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共关系出现了转饥。也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进 程。
自从“两广事变”结束，蒋介石就打好了第六次“围剿”红军的腹稿。在他看 来，自己雄兵百万，对付缩到陕甘贫痔之她的区区几万红军，把他仍彻底消灭，不 过是探囊取物，易如反掌，红军再要逃跑，可决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他的“两广 事变”时南调的部队已纷纷北上，平汉、陇海路一带集结了30个师数十万人，西安、 兰州机场已下令扩大， 100多架飞机也已筹调听用。这是对红军的最后一战，也是 中国内战助最后一战，眼见得“安内大业”将要大功告成，他喜不自禁。精神倍增。 为了万无一失，他决定飞赴西安，亲临“剿共”前线视察。
闻讯的张学良正面临着巨大的内心孤独，这孤独又与迷惘搅在一起。自1928年 易帜以来，已近8年；自“九一八”日本进占东北以来，已经6年；自奉命撤出山海 关， 代蒋受过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以来，也已3年有半。自己顾全大局，惟 命是从，忍辱含垢，为什么？不就是为国家统一、和平、强盛吗？可这么多年来， 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内战，“剿共”！父仇国恨，自己有一丝一毫报了吗？东北几 千万父老在日寇铁蹄下呻吟，自己手握几十万大军却退到了西北，自己的军人人格 何在？
他长时间地思考着，寻找着答案。
蒋介石在西安建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张学良是副总司令。他委婉地呈报 蒋介石：“为洗不抵抗之名，请领袖让我去抗日，剿共的事换别人来。”蒋不理， 还把他训了一通。日本魔爪伸向华北，蒋介石一再妥协，张学良愤慨地说：“东北 的罪过就算我个人承担了吧，可现在是怎么说？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 永久再误？现在就该全国奋起了！”乃亲书东北军的共同语言“披甲还乡，复土雪 耻”悬于卧室，又呈报蒋介石，要求率军开赴抗日前线。蒋不允，令其向红军进攻。 杨虎城告诉他： “红军不好打。”他为对蒋负责，还是进军，结果损失惨重，近3 个师的兵力被歼灭， 两个师长阵亡，7名团长死伤或被俘，这在东北军的军史上还 没有过，张学良受到极大震动。他向蒋介石要求补充，因蒋说过，“剿共“部队的 损失优先补充。可蒋不但不补充。还把两个师的番号取消了。张学良要求给阵亡的 两位师长的家属各发10万元抚恤金，蒋也不允。他忿然称：“我张学良混得不值10 万块钱了！”
爱国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情绪达到沸点，张学良心潮起伏，寝 食不安。他对部下说：“我若是一个学生，也会上大街去游行，也会告诉政府，国 土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政府必然要与国家同归于尽。” 转而问部下：“那些学生如果每人手里有一支枪，谁能挡住不让他们去打日本？” 他还把“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请了几个来座谈。
共产党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引起张学良极大共鸣。他对军长王以 哲说：“共产党认为日本正在灭亡中国，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了，讲的极有道理。 我非常同意。”
王以哲说：“西北苦寒，我们现在打红军，是用拼命换饭吃。全体官兵都不愿 “剿共”了，希望副总司令带领我们去打日本。。
后来，便有了红军放回高福源联络张学良谋求停战抗日，有了李克农与张学良 的晤谈，有了刘鼎常住张府，更有了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天主教堂的彻夜长谈……
“九一八”五周年，金国沸腾，西安也爆发大游行，游行队伍高托“向国民党 情愿书”、“上副司令请愿书”，口号声响砌云霄。许多人劝张学良不要出面，张 说：“政府不敢与民众对话；还算什么政府？”坚持戎装出见。面对鼎沸的人群， 他悲怆地宣布：“请大家相信我张学良，我身为副司令，一定要率军为国效死，为 民报仇。‘九一八’以来，有人送了我一个不抵抗将军的名称。我张学良一腔热血， 有人的人格，有军人的人格，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向国人证实这一点！”
再说这时的杨虎城，也是思绪如潮，心神不宁。他原是冯玉祥的部将，多年在 西北军干事。直到1929年蒋、冯矛盾激化，他才审时度势，择主而事，跟了蒋介石。 第二年，蒋、冯、阎大战中原，杨虎城为蒋十分卖命，依战功耀升至十七路军总指 挥。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他从来都不是可以信赖的人。他当陕西省主席，东有潼关 顾祝同挟制。他当西安绥署主任，西边又多了个省主席马鸿逵。东西均无法发展， 只能局促于陕西一隅。不久，那力子又取代他做了陕西省主席。归其究底，自己不 是嫡系，纵有多大功劳，也是一员降将，鸟尽弓藏，降将能有什么好运？这且不说， “那张学良率东北军颠沛流离，被蒋介石驱之人陕，既为“剿共”，暗地里也含有 与十七路军争夺三秦地盘的用意。这里的形势也使然，不能不争，那么多无家可归 的军队拥到这并不富足的地方，而张、杨在诸多将领中又决非甘居人下的等闲之辈。 这一着棋正是蒋介石权术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张、杨依蒋之言戮力“剿共”，对红 军是致命的打击；二人若为争食争地而结怨，“内讧”、“火并”，谁也免不了损 伤元气，最后只好由南京政府来收拾残局——是谓“一石三鸟”。杨虎城相当冷静 地看出了这一招，想出了对付的办法。张学良兵重位高，杨虎城为其下级，然而东 北军有失土之恨，患难的朋友好交。张学良到西安后，杨虎城友好相待，十分尊重。 几番交往，两位过去从未打过交道的将军便携起手来，并设计了一套“暗通明不通， 上合下不合”的策略，以对付南京。杨虎诚过去就与共产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 时同张学良一样，与共产党建立了秘密同盟。于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产党扭 成一股劲对付蒋介石，形成了有名的“三位一体”，完全打破了蒋介石的“一石三 鸟”计划。
西安城里有国民党省党部，有宪兵团，有军警联合稽查处，明里暗里特务多如 中毛， 对张、杨的举动就没有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吗？不。其实早在9月，蒋介石就 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报警情报。 9月20日，心腹爱将陈诚已向他密报了张学良的苦闷 心情。张学良通过冯庸向陈诚作了如下陈述：“余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 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 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 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 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田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陈诚深 感事关重大，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职意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 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 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
蒋介石狠重视张学良这一动向。他在接陈诚密电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 之隐恩，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盖 共匪利用其‘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 面对军队进行策反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于国内， 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中国 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 丧失战志。”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头脑非常清醒，他对于西北问题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 然而，清醒的认识并没有导致清醒的行动。相反，他陷入了一个又一个误区。
10月22日。蒋介石从南京乘专机来到西安，下榻于东郊的临潼华清池。华清池 是个风光绮丽之所在，它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恋爱故事而温馨于世。
蒋介石初到西安，装出一副颇为悠闲的样子，让张学良、杨虎城陪着，游览了 秦陵、黄陵、华山、终南山。在游山逛景的消闲气氛中，蒋介石询问张学良：“汉 卿，你近来看些什么书？”
“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叫《辩证唯物论》，一本叫《政治经济学》。”张学 良坦率地回答。
蒋介石心想，这还得了，怪不得他们在西北搞什么联合抗日，不愿跟我去“剿 共”，原来正在接受赤化。他一本正经地数落张学良：“这些书都是苏俄人写的， 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再看这些书了！你要读好《大学》、 《曾文正公全集》，读通了，一辈子受用不尽。”
张学良听后。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东游西转几天之后， 蒋介石终于露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 向张、杨宣布他的 “剿共”计划，要求张、杨立即做好一切准备，向陕北红军进攻。谁知张、杨不同 意继续“剿共”，反面劝蒋介石领导抗日。张学良甚至把毛泽东、周恩来给自己的 信转给蒋看，请他顾及民族前途，接受中共的建议，互派代表商谈合作抗日问题。
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怪不得有人告诉我东北军、西北军已和红军秘密联合、 酝酿抗日，原来果有此事，你们是不打自招啊！告诉你们，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 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情！你们难道不懂，如果剿匪不彻底，留下后患，将来夺天 下的必然是共匪吗？”
“全军抗日心切，如继续剿共，恐军心不稳。”张学良解释道。
“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士气问题，由我负责！”蒋介石余怒未消，乃召集东 北军和十七路军团以上军官训话。以往任何场合只要有蒋，便肃静无声，此次却乱 哄哄的，咳嗽、跺脚、交头接耳、还有拉枪栓的声音。张、杨见状，恐生意外。适 时护蒋离场。
一番部署之后，10月19日，蒋介石以避50大寿为名，由西安飞往洛阳。次日， 张学良约阎锡山一同借“祝寿”之机到洛阳进谏抗日事。刚一开口，蒋就厉声打断： “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学良还要解 释，蒋早气得七窍生烟，戟指怒目：“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 了！”
阎锡山与张学良分别时泪流满面，说：“汉卿，看蒋先生的态度，咱们不能再 说话了，蒋介石永远不会纳谏抗日。我要保我的家乡，你要恢复你的家乡，都靠我 们自己干了。”
张学良愤然说：“我已决心不再和蒋先生谈了。可现在日军大举进犯绥东，傅 作义已起来抵抗了，全国声援，连乞丐、妓女都纷纷捐款，我们这些重兵在手的人 当有何说！”
绥远抗战激励着张学良。11月2了日，心情焦灼的张学良给蒋上《请缨抗敌书》， 其中写道：“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肉疆场，为国家 尽一份天职……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受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久磨砺，惟望 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但是，张学良枕戈待旦，翘首盼来的不是“大命朝临”， 动是从洛阳发来的予以拒绝的6字电令：“时机尚未成熟。”
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表示着自己的怨怒：“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 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即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俟告一段 落，始可换另一段落，彼于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耶！”
12月2日， 张学良未带随从，孤身一人，亲驾军用飞机，再赴洛阳进谏。他耐 着性子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中抗日情绪已高涨到无法抑制，剿共军事因太不得 人心实难继续，无论如何应派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
话未说完，蒋介石就教训起来：“汉卿，你不在陕北剿匪前线，怎么跑到这里 来？你的使命是集中全力消灭共匪。”
张学良又请求蒋介石“俯纳民情”。他心直口快地说：“上海七君子究竟犯了 什么罪，中央一直讲不清楚，民众对此反响极大。事实上，他们只是要求抗日救国， 如果这样有罪，那真如沈钩儒所说的是爱国未遂罪了。委员长，赶快放了他们吧， 免得失去人心，铸成大错。”
提起释放“七君子”，蒋介石更不耐烦了，盛气凌人地说：“你懂什么？你就 专心剿共好了，政治上的事你不要管！”
张学良也开始激动起来：“委员长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 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
蒋介石一听这话，直气得身体连同嘴唇一起抖动起来，指着张学良的鼻子大骂： “放肆！除了你张学良，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对我讲话。我是委员长，我是 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 滚出去！”
张学良强压怒火：“委员长骂我什么都行，不能不让我抗日！东北军的士气， 打日本，一人一个英雄；打内战，谁也不干，除非委员长亲自指挥。”
蒋介石一挥手：“好吧，我亲自去西安！”
张学良极为痛心，满怀悲愤地退出蒋介石的房间。
蒋介石在盛怒之了，作出了亲临西安督战的决定。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遭：“东 北军之赠。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 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12月4日， 蒋介石移驾西安，部署最后的“剿共”步骤。中央军的高级将领陈 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和南京政府大员蒋作宾、邵元冲等先后接踵而至。接 着，几十万大军纷纷进逼潼关；西安上空，战云弥漫，机声隆隆；西安街头，军车 狂奔，宪警趾高气扬。蒋介石一住进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即召见张学良、杨 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 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 路军调往安徽，让出地盘，由中央军“剿共”。很显然，这两个方案都将断送东北 军和十七路军，张、杨当然无法接受。
两支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张、杨紧急磋商，仍决定通过乞请蒋介石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办法，感动他、说服他。
12月7日， 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到华清池进谏。他痛切地说：“委员长 你想想，自从1928年易帜以来。我张某人追随你，说过半个不字没有？你打桂系， 我支持了你，你打冯、阎，我又支持了你。九一八你不让抵抗，我代你受过，所负 罪名八辈子也洗不清呀，可我不管遭受多少唾骂，对委员长说过半个不宇没有？我 为了谁？还不是为国家吗？你委员长英明卓识，是有能力领导全国抗战的第一人， 你为什么就不站出来？如今共产党也提出抗日，为什么不能和他们联合，而非要斩 尽杀绝呢？”
张学良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为历动。他说：“联共联共，你知道将来夺我们 天下的是谁吗？ 他毛泽东的3万人抗起日来能纸什么用？几个冲锋就打完了。若现 在不灭他，将来养成大患就完了！项羽鸿门宴上放了刘邦，关羽华容道上放了曹操， 都是前军之鉴，你不要受共匪蛊惑！”
张学良再三“苦谏” ，继之以“哭谏”，同蒋介石争辩达3小时之久。最后， 蒋介石把桌子拍得咚咚响，大吼：“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
“哭谏” 失败后。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都不允许再拖下去了。12月8日，张、 杨在九府街芷园秘密磋商，权衡利害得失，最后确定了“实行兵谏，逼蒋抗日”的 决策。
于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临近了。
正是：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到伤心处。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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