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汪精卫拿到电报抄件，立即约见了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其他几位高级官员， 把电文交给他们传阅。
陈友仁惊讶地说：“这不是等于共产党向国民党开战吗？”
在座的人纷纷指责共产国际，指责苏联，指责中国共产党。
汪精卫气愤地说：“我看，斯大林的指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都得完。” 在座的人随声附和，都认为国共合作已经走到终点，以早日分共为好。
6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突然宣布解除鲍罗廷和加伦的聘约。在这次 会议上，国民党左派们一个个神情严肃，目光炯炯。显然，他们事先已知道了这— 决定。
鲍罗廷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什么？什么？请汪主席再说一遍。”他脸 色涨得通红。
“解除聘约是中政会的决定。”汪精卫平静地说，“过去鲍先生为中国革命殚 精竭虑，我们当然铭记于心。但现在既然政见不同，抱负殊异，只好请先生离开， 我们各奔前程。”
鲍罗廷竭力揣测这一突变的原因，直到他知道罗易的泄密以后，才恍然大悟， 但一切都已经迟了。任何解释都成为多余的了。泼水难收，形势急转直下。
这时， 北伐捷报频频传来。5月30日，冯玉祥部占领郑州。6月1日，庸生智部 也到郑州。 2日，南京方面北伐军攻下徐州。至此，北伐军与冯玉样会师中原的预 定目标实现了。汪精卫为了解决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决定和统辖豫、陕、 甘三省，虎踞中州战略要地的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
6月8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邓演达、谭延岂、孙科、王法勤、于树德、 何键等人来到郑州。 9日下午，冯玉祥僧于右任由洛阳抵郑州，车站上挤满了欢迎 他的政府大员、军事将领和各界。代表，兴高采烈的工农群众把他指了起来，送进 轿车。
“那时，我们对冯玉祥的判断比对蒋介石的失误还大。共产国际不了解他的背 景，以为他是位农民军领袖。”周恩来几年后不无自嘲地说。鲍罗廷、加伦都曾直 接帮助过冯玉祥，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曾和他并肩战斗然而现在……
6月10日， 汪、冯两方面要人在郑州陇海公园举行会议。大家享用着汪精卫专 列带来的芦笋罐头、冰镇汽水、新奇士橘汁和嘉莱巧克力，纵论天下大势。武汉方 面与会人员一面谴责蒋介石独断专横，把党和政府置于他的军权控制之下；一面指 责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破坏了国民革命； 同时指责鲍罗廷，抨击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会外谈话中，更肆意发泄对共产党的不 满把个别事件加以夸大，耸人听闻地加以演染。何键对冯玉祥说：“现在湖南的情 形真是一团糟，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了，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竟被 拘捕去当土豪劣绅惩办。再不严厉制止，国民革命就完了。”冯玉祥连连点头，联 系到他在陕西时，农会带领农民拒缴租税、拘浦土豪劣绅的情况，对共产党和工农 运动更加反感了。会议夜“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样不同意“讨蒋”， 而是规劝“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会议开了两天，冯想再讨论一些问 题，但汪对冯十分戒备。急忙南返。原来有人给汪拍了电报，说冯与蒋已经勾结好 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
蒋介石更清楚这时他多么需要冯玉样的支持。只要把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拉到 手，就可以完全压倒武汉的汪精卫。于是，蒋介石邀请冯玉样到徐州会谈。蒋介石 是个很有心计的人， 当他用谁时就对谁十分谦恭。冯玉祥的专车预定6月19日抵达 徐州。这天一大早，蒋介石就率李宗仁等在徐州的将领，乘专车西上20多里，至郝 寨车站迎候冯的到来。蒋以总司令的高位，犹如此谦下，使冯深受感动，大有相见 恨晚之情。
6月20日至21日， 蒋介石和冯玉祥在花园饭店举行会议，胡汉民、李宗仁、蔡 元培、 张静江、白崇禧等20余人出席，由吴稚晖主待。蒋允诺从7月起每月给冯部 军饷250万元， 并立即馈赠50万元硬币稿军，还预请冯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冯十 分感动，他知道，现在蒋介石的势力是最大的，他和蒋介石联合不会吃亏。他们互 相恭维，蒋称冯为“绘中国带来福音的基督将军”、“民众救星”，并高呼“冯总 司令万岁”，冯则称蒋为“彼得大帝和拿破仑的化身”，表示“本人当唯蒋总司令 马首是瞻”。会议讨论了8个问题，重点是达成了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 蒋介石提出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答应。
蒋、冯合作，武汉政府更加孤立。冯玉样返回河南后，一连几封电报致武汉政 府，敦促汪精卫等人加速分共，并实行宁汉合作。电报如最后通牒，大有如不照办， 即派大军压境之势。
同时，冯玉祥一回河南就下令写标语、撒传单骂共产党，在他的辖区实行“清 党” 。随即将军队中200名共产党员和辖区内中共地方党员干部州人调至郑州。先 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他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 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 蒋， 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吧！ ”随后，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每人 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罐子车皮把240余人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 些人后来多数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 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毛泽东、蔡和森一再建议中共中央注 意反动军官磨刀霍霍的严峻形势，认为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提 议“中央及军部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但陈独秀等仍不 醒悟，面对咄咄逼人的反共气焰，依然企图以忍气吞声的退让来避免国共的决裂， 并主动下令解散了工人纠察队，拱手交出了武装。
周恩来以其在党内的重要地位，曾经尝试过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挽救革命— —发动湖南农民暴动。那时，湖南农民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力量颇为强大，并 且拥有不少武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部后正驻军湘鄂边境。 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没有来得及回师两湖。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良 机。 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并 准备亲自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但这个计划最后遭到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而没有 实现，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湖南暴动计划被取消后，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主张来， 完全处在不知所措的慌乱境地。政治局对每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豫的、不一致的； 对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感到迷惘。在这种沉闷空气下，人心更加涣散。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国共合作十一条政纲”， 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并不含有 联合政权的意义”，“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共产党人可以用“请假”名义退出 政府。文件还说，“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 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可减少或编人军队”， 苦苦地哀求汪精卫不要“分共”。这个纲领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 独立地位，而且自动代替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取消了工农民众运动的合法存在。
然而，投降主义者的这种哀求除了捆住自己助手脚以外，并不能打动汪精卫集 团的心。6月26日，康生智公开宣布反共，这显然是得到汪精卫默许的。三天之后， 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从河南前线开回汉口，杀气腾腾地发出反共训令。他说工农运动 便是“指有饭吃有衣穿的人为土豪，指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为劣绅，私擅逮捕，任意 残杀……佃户压迫田东，店员压迫店主，农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经营，士不读书。 提倡兽化，毁弃人伦，天昏地黑，人人自危，古来大乱。未有如此。”认为这“纯 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叫喊铲除“屠杀良民的暴徒”、 “扰乱后方的暴徒”，要求汪精卫、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事实上，何键 已经指使其部下在街头拘捕共产党人，并伙同武汉卫成司令李品仙派兵占领了全国 总工会等机关。
这时。传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紧急训令，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 随即派来罗米纳兹作为国际代表接替鲍罗廷、 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7月12日， 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 立三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 经过这欧改组，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 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从而为后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和“八七” 会议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斥汪精卫等人“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 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撤回参加 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但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随即，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 作转为应付突然事变，大批共产党员紧急撤退，处于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转 入地下。
这时，有入企图毒死加伦将军。在一次宴会上，其他苏联顾问中有一人中毒而 死，但是加伦被救活了。
美国记者希恩去看鲍罗廷，这位到中国已历四载、经受过后殿风雨的老顾问依 然慷慨激昂。他说：“我将坚持别最后一分钟。到非得离开时，我才离开。但是， 不要以为中国革命行将完结。或者彻底垮了。它将转入地下。它将成为非法运动， 会受到反革命的镇压，被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击败；但是它学会了如何组织，如何 斗争。或迟或早，从现在起一年、两中、五年，它将再次公开。这可能遭受多次失 败，但是最终将会胜利。这里发生的一切，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7月13日， 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谴责汪精卫等人“与共产 党分离”、“残杀农工”、“向蒋图谋妥协”。然后，他装扮成农民模样，悄悄离 开了武汉。
严峻的时刻， 宋庆龄讲话了。7月14日，她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 则和政策的声明》 ， 严厉斥责蒋介石、汪精卫“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 “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和“一条利用现在 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她说：“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 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面对汹涌围滚的反共浊流，她大义凛然地 表示：将不再参加“本党新政策的执行”。宋庆龄的声明被国民党的报纸禁止发表， 但是她安排《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
国共决裂的最后日子到来了。7月14日，一次决定性的秘密会议开了几个小时。 汪精卫神情默然地坐在长形会议桌的一头，紧张的辩论使他感到疲惫不堪。参加过 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后又与共产党为敌的陈公博咬牙切齿地说：“目前若再不分 共，恐怕大家都跟着共产党跳水！”陈友仁表示反对，但孙科当即和他大吵大闹。 直到深夜，他们的意见才基本一致：立即实行分共。
“合作了这么几年，说反就反了吗？”陈友仁最后不无遗憾地说。
“该反就得反”汪精卫冷漠地回答。
7月15日， 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所谓《统一本 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 破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国共两党兵戎相见，进行长达10年 的国内战争。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汪精卫集团宣布分共反共之后不久，就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展开大屠杀， 其疯狂残忍程度一点也不比蒋介石逊色。汪精卫声言：“宁可征杀一千、不可使一 人漏网！”
宋庆龄乔装打扮，乘船顺江而下，来到上海。她在莫里哀路稍事停留，匆匆地 将自己的事情安排妥当，便开始了下一个公开同蒋、汪分道扬镳的引人注目的行动 ——她接受鲍罗廷的建议，公开访问莫斯科。她在一位原来帮助国民党办报的美国 人雷娜·普罗梅小姐陪同下，上了一艘苏联货船。接着，陈友仁带着两个女儿也来 到这艘船上。在早晨的浪潮中，大船向海参战驶去。
7月27日， 鲍罗廷和美国记者安娜。露易丝·斯特朗一道，离开武汉，返回苏 联。 一个多月前，鲍罗廷和140多位苏联顾问的职务已被汪精卫解除。但是当他离 去时，汪精卫等人却给子极为隆重的欢送。汪把鲍送上专列，又把国民党中央一封 表示“友好感情”的信交给她。鲍罗廷向欢送的人表示感谢，挥手告别。站台上的 中国人有眼含泪花的，也有冷嘲热讽朗。此前不久，鲍罗廷的夫人差一点被张作霖 杀害，因多方营救才逃出魔掌、此刻正躲在苏联大使馆。当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汪 精卫秘密致电冯玉样，要冯将鲍杀害。冯不忍下手，反而以礼相待，亲率高级官员 到车站迎送，送上大红绢纱一匹，并派出张允荣、李连山等人将鲍罗廷一行由潼关 经兰州送至库伦，使他们得以安全返回苏联。
宁、汉双方终于在反共问题上合流了。但他们积怨太深，合流却不能合作，而 且蒋、汪都想当国民党的一号人物。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 较量一番了。双方先是文电往返，吵来骂去。汉方称他们反对南京的斗争是“党权 运动”，而宁方则自称反对武汉是为了“维护国民党”。接着，汉方以唐生智为总 司令东征讨蒋，在江西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 严阵以待。冯玉祥出面调停，未果。
7月28日， 汪精卫把江南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及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参 谋长叶剑英等人召到庐山开会，企图说服他们东征讨蒋。江北的第一方面军唐生智 讨蒋是积极的，自然不要去说服。
“为什么你们刚开抵南得线就驻足不前呢？”汪精卫质问。
张发奎对北伐、东征均已毫无兴趣，一心只想打回广东老家。他冷笑一声说： “南京方面战将如云，我们不是往死里碰吗？”
“是啊，”黄琪翔谨慎地说，“第四军都是广东人，现在老家让李济深夺去了， 还有什么心思打仗？我看我们还是先打回广东去。“你们不打南京也罢，”汪精卫 强忍怒火说，“但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几乎成为共产党的大本营了，我希望你们能迅 速解决。”
张发奎保证说：“他们不是共产党。尽管他们同情共产党，但我担保他们不会 违抗我的命令。”
汪精卫把身子往后一靠，说：“既然如此，那就请你把贺龙、时挺召到山上， 我们共同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
“行！”
张发奎当日便发了一封电报，请贺、叶上山。不料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是个秘 密的共产党员，他担心汪精卫不怀好意，连夜下山赶到甘棠湖烟水亭的二十军司令 部。告诉贺龙和叶挺千万不要上山。他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移防开往南昌，联合 那里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发动起义去了。
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长夜的静寂，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军队在南昌起 义了。从此，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
第二天，听到南昌起义消息的汪精卫从庐山跑回武汉。他一面大骂“一个共产 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一面和谭延岂、唐生 智、孙科、程潜、米培德于8月3日联名给冯玉祥摘电报，表白他们已经彻底反共了， 并表示如有和平统一方法，战争可不必有，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
经冯玉祥沟通，8月8日，由李宗仁领衔，白崇禧、蒋介石等附名，向武汉发出 求和电，声称“共党全退出党部，则党之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要求武 汉政府要人及早莅临南京。
不料第二天，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唐生智再次发出讨蒋通电，称蒋介石“以军 治党，以党窃政”，扬言“一切均可磋商，对蒋氏个人，绝对不能相谅”。显然， 汪精卫集团是在逼迫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急忙把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钩请到他的官邸。他开门见山地 说，“双方派兵东下，进逼首都。你们有什么看法？”
“这叫‘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他们并非真的要来打南京，只是想为今后 合作准备筹码，好讨价还价。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管他。”白崇禧满不在乎地说。
蒋介石不以为然，神情严峻地说：“南京既为首都，汉方进攻首都，就是叛党 叛国，我们一定要先平定武汉，然后再北伐。”
李宗仁反复强调，武汉问题完全可以和平解决，都是国民党，没有必要一定兵 戎相见。争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蒋介石怒不可遏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和谈， 我只好辞职了。”
白崇禧以一种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冷静态度回答：“总司令征马劳顿，能作短期 休息也好。”李烈钧也顺水推舟，随声附和白崇禧。
蒋介石浑身都僵硬了，他的目光急切地朝何应钦射去，他想何应钦肯定会出来 转圜。哪知何应钦却低头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蒋介石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互通声气 的，此刻都希望他下野。
蒋介石知道，国内各方面对他的意见都很大，武汉方面的矛头主要对准着他， 他这时若恋栈不走，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权衡得失，他决定“以退为进”。追根溯 源，他最恨的还是汪精卫。他在口记中写道：“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需坚 持。而江乃异其是，诚非人类也。”
8月12日， 蒋介石确定下野。在这天的中央执监委会议上，何应钦说：“蒋是 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这个国家。”白崇禧说：“革命 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 以做。”
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宁、汉和在沪的老西山会议派之间依然龙争虎斗，纷争 不已，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
蒋介石悠然于故乡溪口的山水亭台之间，读书赏景，作闲云野鹤状。实际上， 他时时刻刻做着卷土重来的准备。一天，他特意去雪窦寺里请方丈算命。报过光绪 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的年庚后，再油纸签。老方文掐指推算后说：“恭喜总 司令，从此逢凶化吉了！论总司令的八字，今年流年是丁卯，犯天狗星，据说交狄 之后冲动，不死也受伤，但正在行运，后福无量，决无妨碍，远则两年，近则一年， 必然东山再起。明年流年戊辰，非常顺利，那时总司令的权位，要比现在高，贵不 可言哪！”蒋介石眉开眼笑，亲手向方丈送上谢仪。方文笑纳，并说：“这是贫僧 凭总司令的八字命运推算出来的，决无虚言：“
9月下旬， 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各派互相厮杀、争吵不休的肌会，决定去日本一 游，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日本意图；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拜见正在日本养病的 宋老夫人，请求其同意他和美龄的婚事。
蒋介石于9月29日抵达日本长崎，10月3日即与宋子文乘车到神户马大旅社，拜 访宋老夫人。他比当年孙中山幸运，由于他表示信奉基督教，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 老夫人的严关，他当天就把与美龄的订婚戒指送上老夫人。随后，他与宋美龄合影 留念，到各处名胜游玩。蒋介石又拜访了日本军政界官员和社会名流，活动了44天， 于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回国。
11月26日，蒋介石在报上刊载启事，声明与姚焰诚、陈洁如均无婚约；与毛氏 离婚，今后断绝一切关系。
关于蒋、宋联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胡霖分析道：
蒋的再婚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他希望同美龄结婚后能把孙夫人和宋子 文拉过去。此时，蒋还开始考虑到需要寻求西方的支持。美龄成为他的夫人后，他 就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另外，他对宋子文这位金融专家评价很 高。但是，要说蒋不爱美龄，那是不公正的。蒋显然把自己看作英雄。在中国的历 史上，英雄往往爱美人。为了政治目的，蒋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在那种情况下，另 娶新妇对蒋来说是理所当然之举。
12月1日， 蒋介石和宋美龄先于宋宅举行基督教婚仪，由牧师余日章主持，观 礼者只有上海少数近亲。然后又在大华饭店举行中国式婚礼。参加婚礼的有1300多 人。介绍人为谭延阎、王正廷。证婚人原聘何香凝，为何拒绝，复请蔡元培。大厅 里悬洼着孙中山的大幅肖像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40岁的新郎蒋介百首先人场。容 光焕发，乐不可支。之后，30岁的新娘挽着哥哥宋子文的手，在四位女傧用的陪伴 下，在《新娘来了》的乐曲声中步人大厅。她身穿银白色的旗袍，手待一大柬白色 和粉红色的玫瑰花。蒋介石则穿着一身笔挺的黑礼服，与宋美龄的穿着形成鲜明的 色彩对比。婚礼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舞会。
次日，各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蒋、宋婚礼的报道。《上海时报》说：“这是 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因蒋介石又名中正， 故当时有的报纸以“中美联合”为大标题报道他们的婚礼盛况。
蒋介石以能和宋美龄结婚，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事。他在当天写下的《结婚感言》 中说：“余今日得与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一年以来最快慰之一日…… 余确信，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 即自今日始也。”
这时的政治形势，也对蒋介石十分有利。在你争我夺的混乱之中，各派都想拉 拢他， 请他出面调停。婚后第三天，就在他的新居上海拉都路3ll号召开了国民党 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此后，他先后挤走了汪精卫、胡汉民等人。1928年2月初， 四中全会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并改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 军事委员会，由蒋兼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半年后，蒋又兼任国 民政府主席。从此，蒋介石成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独揽了党、政、军大极。
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异常艰难而严酷的环境中奋 起，寻求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挽救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独具慧眼，率先提 出了“上山”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新路，展示了他作为革命领袖的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才能。
此后十年，国共两党之间没有合作。只有生死搏斗，没有和谈，只有武器和武 器的“对话”，人们共同卷进了烽火硝烟之中。
正是：
尘世难逢开口笑，
萁豆相煎一何急！
十年一觉风雨梦，
何日剑啸换莺啼？
欲细十年后将会如何，将在下部书中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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