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联名向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呈文指控：“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员之加人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 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党团行于内， 言论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为本党之生存发展起见， 认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因此，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从速“严重处分，以维 根本”。随后，张继、谢持等人又发表了《护党宣言》。
此旗一举，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的右派分子群起呼应，有的联 名上书，有的致电孙中山，要求中央出面解决此案，“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 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厉制裁。”
一看气势汹汹， 纷纷扬扬，鲍罗廷坐不住了。为了维护合作，消弭对立，6月 25日，鲍罗廷在广州东山商所会见谢持、张继，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进 行谈判。
谢持、张继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们说国共合作“自今春以来只见有害。不见有 利”。张继说：“对于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我是极表赞成的，共产党 的领袖们就是我介绍加入的嘛。但是。想不到会有后来的局面。共产党既然全体加 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
谢持更是一脸怒气地说：“党团作用，万不能容许必须坚决取缔！既然两党性 质不相容，干脆分道扬镳好了！偌大的国民党，也不缺那么几个共产党员。”
二人态度蛮横，傲气逼人，使谈判笼罩了一层紧张的空气。
鲍罗廷平时谨言慎行、极有耐性，但这时也气得变了脸色。他几次想要发作还 是强按住了。依然一言不发，听他们二人乱发议论。等他们不说了，鲍罗廷才发表 自己的看法。他使态度尽可能地平和，但语气丝毫不妥协：“你们总讲国民党如何 如何，其实国民党原来已经死了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 民党。只有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才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使国民 党死而复生。党中分派，是不可避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党内发生小团体，要看 是什么性质。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既反对国共合作，又擅发对中俄协定之 宣言，可认为右派，而共产党，则为左派。共产党组织党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不负责任，并有许 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推动国民革命。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好 呢？为什么右派可以有小派别，共产党不能有自己的党团呢？用中国话说，那不是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鲍罗廷喝一口水，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决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你们刚才 说要分道扬镳，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立场！合作于两党有利，分裂只能使两党遭受 损害。假令将共产党分离出去、必使国民党重颖回到原来的死路上去，从根本上瓦 解革命的实力，丧失革命的前途！”
双方谁也不肯让步，谈判不欢而散。
陈独秀得知鲍罗廷和谢、张谈判失败后，对国民党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于 7月13日写信给维经斯基。 提出：“我们认为，必须停止至今为止的形式来支持国 民党，我们要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国共合作眼见得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然而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并没有维护多久。就由于孙中山的亲自干预和国民党 左派的多方努力，事情出现了转机。
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工作会议，审议邓泽如等提出的弹劾案， 决议请孙中山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并作出决定，以制止事 态的发展。会议指出：“凡人党者，如具有革命决心，及信仰三民主义之诚意者， 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 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须依前奋斗。”
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宣言说：“中国革命运 动的基础，必须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 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乎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态度本极明 显。椎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 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反对派得使其挑拨，同志间遂于怀疑面发生隔阂……本党 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 平日用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同时，孙中山多次找人谈话，要求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他认为，共产党员即 使在国民党中建立了小组。也不可能破坏国民党组织。时下陈炯明残余势力仍然存 在，北洋军阀在北方虎视盼既，广州商团频频捣乱，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国共两 党只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丽不允许节外生校，自己乱了自己。孙中山还建议由 国共两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共同协商国家大政方针。该委员会由孙中山 自任主席，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特聘 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针对形势出现的转机， 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第15号通告，指出：“在政治 上，我们为着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必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同时，对国民 党右派的主张和言论，则应由我党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部，向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表现不满的意见。”
国共双方的态度都有了变化， 剑拔弩张的气氛趋于平缓。8月15日。国民党一 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会上讨论了弹劾案问题。廖仲恺担任大会主席，原提案人 张继、谢待列席。
张继、谢持首先重申了弹劾案的意见，同时提出国共“以分立为要”的主张。
王法勤、覃振支持张继的主张，并提出解决办法：(一)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 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人本党者，应专从事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行加 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二)在中央党部加设国际宣传委员会，凡关于第三 国际与本党共产派之一切任务，均由本委员会为中心，以期共济。
共产党代表瞿秋白起而发言。秋白博学多才，熟稳诗词经籍，有高度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修养，举止潇洒，谈吐儒雅。他结婚仅半年的妻子王剑虹刚于上个月病逝， 他本来白皙的面孔此刻更添了几分憔悴。他平心静气地说明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 能性，认为要从大局着眼，不必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针对张继等人提出的党团 问题，他说：“既准跨党，便不能无有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有一个共产党存在， 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 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若其行动有违 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他们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 于共产党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监察委员固然有权提出弹劫，但应只问案 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
最后，瞿秋白表示，共产党坚决反对“分立”的主张，“若此会议决分立、大 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 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坦诚磊落的陈辞，使多数与会者边听边点头，表示不能因党团问题导致两党合 作的破裂。
监察委员李石曾发言说：“两党既合作如前，不宜分裂于后。”
胡汉民的态度也有转变，心乎气和地说：“细察青年团出朗这些刊物，用语不 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愿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
廖仲恺将讨论情况向孙中山报告后， 孙中山于8月20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 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 世界革命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
次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 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文件指出：“谓本党固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 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 分裂者，亦有类于把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形势益可以无疑。”“见我党党员 当知所负革命责任之重大，与同志间之感情固结，为团体生命所不可缺之条件。前 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
国民党右派势力无疑受到一次有力的打击。
孙中山到底是孙中山他确实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具有化险为夷、举重若轻 的领袖风范。当过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说得对：“一个领袖必须忍受严格的 自我克制。经常的风险和永不间断的内心斗争。”
国共合作的航船绕过激流险滩，继续向前驶去。
一个领袖难免遭受磨难。然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磨难也太多了，几乎一个接 着一个。就在他解决国共合作中的矛盾的时候，他又面临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风险。
事情要从头说起。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建军校后，又开始筹备北伐的事。但建设军校需要钱， 出师北伐更需要钱。怎么办？孙中山根据夫人的建议，决定把她弟弟宋子文从上海 招来。宋子文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曾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这使他成 了喜欢在分类账簿上查看蝇头数字的人。他的面孔很圆，戴一副像日本天皇那样的 镜片又小又圆又亮的眼镜，一丝刻板的笑容犹如镌刻在一枚硬币上，给人的印象既 和蔼又严峻。他回国后在盛宣怀创办的汉冶萍公司当秘书和科长，把账目和财务处 理得井井有条。宋庆龄认为他这个弟弟能够解决国民党担心的财政问题。
宋子文到广州后， 建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1月，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 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 2月，要求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借给政府5至500元的 款子。3月，向在饭馆就餐者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4月，征收清凉饮料税。5月， 对专卖药品、化妆晶、婚礼、葬仪、宗教仪式甚至人力车都实行征税。但同时，农 民的税务负担有所减轻。
孙中山早想在广州建立一个国民党政府银行，集中管理这个地区的资本流动。 当苏联答应贷款1000万元后，他便于8月宣布中央银行成立，任命宋子文为经理。
中央银行一开业就很兴隆。当时许多中国银行发行的现钞，有白银储备作保证 的不到百分之五，而中央银行声称有百分之二十五。它新发行的钞票甚至在不受国 民党控制的其他地方也获得承认。到1926年，银行中的私人存款增加了6倍。
由于宋子文成绩卓著，他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组建了一支特别武装部队来 监督税收工作。严厉打击那些胡乱收税、多重收税和吃“回扣”的现象。他让国民 党的党务官员亲自负责税收工作，不让新建的国民党军队直接收税。军队的供应和 经费再找地方党代表要，以加强制约，增加透明度。在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的两年中， 在税收总额没有增加很多的情况下， 广东的财政收入比以前增加了9倍，这主要是 消除了无穷无尽的“回扣”的结果。
然而宋子文的这些做法得罪了广州的许多买办、大亨、贪婪商人和依赖贪污发 财的人。他们决定抵制政府，回击孙中山。
在广东，商人们原先就有一支民间武装商团，是辛亥革命后成立起来的商人自 卫组织。 后来变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反动武装。它在广州有12000人，在广东全省 则有5万人。
广州商会会长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副会长是佛山的大地主陈恭受。 陈廉伯拥有缫丝厂和保险公司，拥有十家银行和无数当铺。他在十多个国家拥有贵 重的资产，拥有20座住宅。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华人金融家之一，他的私人王国扩 展到太平洋沿岸，扩展到欧洲和美国的广东人社会，他还是华南帮会分子中的一位 头面人物。 他从英国得到秘密援助，并强迫广州的每个商行都认捐150美元，从而 急剧扩大了商团武装。
1924年初，英国人煽动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 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
陈廉伯闻言大喜，随即投入了推翻广东政府的准备之中。他擅自向香港南利洋 行定购长短枪近万支、子弹三百余万发，由悬挂挪威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潜运 广州。
孙中山闻讯， 于8月10日命军政部长程潜和蒋介石扣留了这艘商船。在两艘炮 舰护卫下，商船进入黄埔港，将枪弹卸下。次日，军政部吊销了陈廉伯骗取的该项 军火进口护照。
商团以此为借口，出动两千多名团丁，包围了孙中山的大元帅府，索要枪支。 陈廉伯一方面与国民党右派、军阀暗中勾结，一方面胁迫商民罢市，攻击孙中山主 持的政府“赤化”，要“实行公夫公妻主义”，以煽动武装暴动。
从12日起。孙中山陆续调派黄埔学生军和部分滇、湘军进驻广州，以维持社会 治安。
20日，广东省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陈廉伯逃往香港，指使商团扩大罢市。 截止到25日广东全省已有一百多个城镇罢市和游行示威。 这时，英国派出9艘军舰 集中白鹅滩，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26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向大元帅 府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 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
孙中山大怒，当即打电报给麦克唐纳首相，提出正式抗议。
他还向国联发出呼吁，但没有收到答复。
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建议。下令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查对所有不开业的商店， 禁止贵重物资匆促转移出城。
这时，围绕处理商团叛乱事件，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孙中山、廖 仲恺、鲍罗廷、蒋介石和共产党人主张对商团采取果断手段和强制措施。国民党右 派则主张“和平调解”、“慎审解决”。伍朝枢还阻止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的建立， 反对军管。握有兵权的右派——滇军的范石生、廖行超和盘踞广州河南地区的李福 林等，更直接同商团相勾结，同商团酝酿谈判条件，向革命政府施加压力。
接下来的事情，当时香港《循环日报》记载如下：
扣械罢市风潮，自28日滇军范石生、廖行超二人出任调停，形势已有转机…… 29日范氏进谒孙文，对于此事力主调解，并赞助容纳商团之请求，以冀早日和平了 结。孙氏不允。范石生谓：市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万一变故发生，全局皆坏。 在此两三日内，无论如何，必要解决，否则我撒手不理，将全军调回，竭力保护市 内治安，无论何方部队，如有骚扰商场，我当派队迎头痛击，断不令毁此璀璨五羊， 供一二人意气之争而牺牲也云。孙氏闻言，颜色立变。但见范氏词语决绝，且以范 之力量而论，又尽可办到，复后廖行超为之协助。湘军亦一致主张和平，仅借樊钟 秀之豫军千余人，必无济于事，乃毅然答应范氏。遂与商团代表于29日下午订立条 件，双方签字，30日商店复业，以条件而论，商团可谓完全达到目的，军械照原数 目发还，联防又准予成立。陈廉伯、陈恭受亦取消通缉，不过以五十万元为代价耳！
廖仲恺闻讯，怒不可遏，大骂范石生出卖革命，助约为虐。然后气冲冲地跑到 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面辞省长职务，以示抗议。
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都对这种妥协政策不以为然，愤愤不平，憋 了一肚子气。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孙中山决定离开广州，进行他期望已久的北伐。蒋介石 劝阻不住，鲍罗廷又去找孙中山，生气地说：“广州局势一触即发，如何发展难以 预料。此时此刻，你怎么能够带走大军北伐呢？”
孙中山说：“北伐是我夙愿，此举关乎全国统一。目前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我们应该抓住这一良视，北伐曹、吴，以扩大革命地盘，以减轻粤民负担。我们不 能只顾眼前，因小失大。总是偏于一隅啊！”孙中山决心已下，遂决定亲自率军北 伐，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共抗直系”，由胡汉民在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
9月12日。北伐军大本营设于韶关。
18日，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北伐宣言》，申明北伐的目的不仅在于消灭 曹锟、吴佩孚，而且在于推翻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
22日，孙中山下令北伐军改称建国军，谭延岂为建国湘军总司令、杨希闵任建 国滇军总司令、许祟智为建国粤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建国豫军总司令。
10月9日，孙中山命令蒋介石“将所有枪弹、学生一齐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 蒋介石抗命不从，反请孙中山“早日回省”，并说这是“今日成败之最大关键”。 以后几次电报往还，不管孙中山如何催他参加北伐，他就是一兵不发，死守广州不 动。
孙中山心急如焚，却又毫无办法。终使北伐错失良机，无功而返。
10月10日，广州城终于发生了流血事件。
正是：
这边驱庚虎未除，
那边容狼狼逞狂。
要知究竟，请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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