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
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
一
这本《革命烈士诗抄》，不是普通的“诗抄”或“诗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诗文集。
它的作者很少是被称为诗人的。但是每一个作者——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他们的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他们的崇高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他们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赤心，都是可歌可泣、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的最伟大的诗篇。正像一位殉难烈士所写的，他们“每一个人，每一段事迹，都如神话里的一般美丽，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音节……”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墓所写的题词。可以说，这两句话，也是对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崇高赞誉。
殷夫烈士写过一首诗——《血字》，前三节的开头一句都是：“血液写成的大字。”
是的，烈士们遗留下来的每字每句都是用自己的鲜血写出来的，它们不是寻常的“创作”。就因为这样，所以常言说的“诗如其人”，在这本诗抄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光辉。
革命烈士们都是真正的、伟大的诗人。
革命烈士们的诗，都是雄壮的、响彻云霄的音乐。
笔者参加这本诗抄的编辑工作，得以重温和初读全部壮烈的诗篇，内心经常十分激动。我想起那些曾经认识和共同工作过的烈士们的英雄形象，以及那些虽然不曾认识但是读了遗诗就在我的脑际巍然矗立起来的烈士们的英雄形象，每每不由得停下笔来，默默地向他们全体和一个个致哀，致敬！我看见了，在一切反革命、反动派的极端残暴、极端凶恶，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施行极端野蛮的镇压、逮捕、监禁、刑罚、屠杀以及极端卑鄙的阴谋、收买、诱惑、挑拨之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我想起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真不是轻易得来的呵！我们今天的自由幸福生活，是无数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正如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背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整旗鼓，继续奋斗。”
他们，无数的革命烈士，有的留下了姓名或著作，更多的是连姓名都没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土壤，泰山不能成其大；没有细流，河海不能就其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过程，是漫长而曲折，艰苦而残酷的过程。没有千千万万先烈的英勇牺牲，革命就不能胜利，约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就不能站起来。
我又想起了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在延安“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所说的：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于是我听见：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员在就义前都慷慨高唱的《国际歌》声，都昂然高呼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万岁！”的口号声。他们是怎样坚决地相信：自己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革命事业一定胜利，人民一定能够解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
李大钊同志生前在一篇文章里就曾坚定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瞿秋白同志在赴难时的诀词中又说过：“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
当我每次背诵夏明翰同志就义时的四句绝笔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都不禁低下头来向他深深地致敬，然后又立起身子愿作他所说的“后来人”。
我似乎永远听见杨超同志就义时高声朗诵的英雄壮语：“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我也似乎经常看见吉鸿昌同志在刑场地上用树枝写他的壮士豪言：“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的《诗一首》具有雷霆万钧的力量：“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刘绍南同志在刑场上高唱的《壮烈歌》将永远响彻云霄：“……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要我说党，我决不说。杀死我一人，革命杀不绝。”李少石同志的遗诗将永远激励后代：“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刑场。”“生当忧患原应尔，死得成仁未足悲。”“莫讶头颅轻一掷，解悬拯溺是吾徒。”吕惠生同志在狱中写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现了共产党人何等崇高的抱负：“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欣天破晓，竟死我何求！”陈然同志在狱中痛斥敌人时写的《自白书》又表现了共产党人何等坚贞的气节：“……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在这样英勇坚毅的共产党员的面前，敌人的一切残酷暴行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而对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一丝一毫也摧折不了！
叶挺同志在重庆狱中写过一首《囚歌》，诗的最后一句是：“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郭沫若同志说：“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每个革命烈士和他们所写的每一首诗的写照。
二
我们的烈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非党的革命志士，每一位都抱着“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同志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周文雍同志诗）的勇气和决心；都具备着“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刘伯坚同志诗）、“心志既坚实，苦汁甘如饴”（萧次瞻同志诗）的风格和品质；都表现了“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陈然同志诗）的宁死不屈的磅礴气概。革命烈士们这种对党、对无产阶级、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真“像金子一般的亮，像金子一般的坚”（蔡梦慰同志诗），给我们全体党员、全体革命人民树立了万代楷模，已经做到了古人所说的“立德”，——共产主义的最高道德。
他们，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岗位、各条战线上，同各色各样的敌人进行过英勇不懈的剧烈的斗争；唤醒了，组织了人民群众走向革命，把革命事业、历史车轮推向前进；他们具有“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崇高抱负，终于使“工农齐解放”的事业得到了今天的胜利，他们又做到了古人说的“立功”，——为人民立下了大功。
他们都做到了保尔·柯察金所说的——在死去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感到悔恨，因为烈士们的一生，已经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了。
此外，无数烈士还做到了古人所说的“立言”，——这就是他们还留下了许多精辟感人的著作。例如李大钊同志的《守常文集》，蔡和森同志的通信和政治论文，瞿秋白同志的《瞿秋白文集》，彭湃同志的《农民运动日记》，邓中夏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赵世炎同志在《政治生活》、《向导》等党刊上所发表的许多文章，方志敏同志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以及恽代英同志和萧楚女、林育南、李求实诸同志为青年写的许多热情的文章，柔石、胡也频、冯铿等同志的作品，殷夫同志的诗文等等。这些遗作，在全国解放以后都已陆续出版或将要继续出版。它们对于我们青年一代——不仅青年一代——都有极其巨大的政治教育意义。这些革命烈士的遗著，是我国文化宝库的珍品，希望我们的出版界能广为收集出版，以供广大青年们阅读。
我们现在辑录在这本“诗抄”里的烈士遗作，只是目前初步收集到的一部分革命先烈的诗歌创作（而且如李大钊、殷夫、续范亭、陈辉诸同志的作品，也仅只选了他们全部诗作中一小部分）。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收集出版。
古人说：“诗言志。”现代人常说：诗是真实感情的流露。的确，通过革命烈士的诗作，我们可以深切感到革命先烈们的伟大襟怀；这些诗，都是革命者的伟大心声。同时，诗歌又是最易传诵、最能动人心弦的，因此，许多烈士的诗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但读起来有时却比千行长诗更有力量，更能使人感动和受到鼓舞。
烈士们是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因此，他们也都深刻理解自己写诗作歌的使命。
李大钊同志写《在太平洋舟中作》、《送幼蘅诗》，邓中夏同志写《新诗人的棒喝》，彭湃同志写《劳动节歌》，杨靖宇同志写《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李兆麟同志写《露营之歌》，涂正坤同志创作民谣……都是他们直接用自己的笔，创作了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宣传鼓动的诗歌。
从小就写诗，后来成为革命诗人的殷夫同志，不愧为“历史的长子”，“海燕”，“时代的尖刺”（《血字》）。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配合当前任务的。他是我们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诗人。他有几句诗，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诗歌创作的态度：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
一切——都是钢铁：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纪律！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
这几句诗，真可以作为青年读者们的座右铭。诗人把钢铁的语言和钢铁的头脑、钢铁的纪律并举，可见烈士对于写作是怎样的严肃而认真。
另一位青年诗人陈辉烈士也在他的《献诗》里写道：
人民就是上帝！
而我的歌呀，
它将是
伊甸园门前守卫者的枪枝！
由此可见，烈士对于诗歌创作的意义看得怎样庄严而隆重。
这样的诗是战斗的诗。这样的诗人是战斗的诗人。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干革命工作，然后才是写诗。写诗也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首先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家，然后才是诗人。写诗正表达了作为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他们的崇高理想。
三
我们目前收集到的革命烈士的诗歌遗著，还很不完全——这有待于逐渐发现、搜集，有赖于后死者的我们和广大读者继续不断地收辑。
但是，仅从这本诗抄——这块园地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万紫千红的盛景，看到了烈士诗作的高度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和风格：有现实主义的，有浪漫主义的，但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而且许多是二者相结合的。——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我们大家都知道，烈士们自己都是深入生活的革命战士，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参加了火热的、剧烈的实际斗争。他们的诗作都写出了自己爱祖国、爱人民和对党忠诚的热烈感情，显示了他们豪迈磅礴的气魄、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这些诗作的思想性，无疑都是强烈的。它们的艺术技巧水平，虽然各个作者是不平衡的，但是应该指出：像李大钊同志忧时忧民的诗篇，是非常精练纯熟的玉振金锵之作。像蔡和森、罗学瓒、刘伯坚、袁国平、李少石、吕惠生、续范亭、任锐、李贯慈、许晓轩……诸同志的旧体诗词，像恽代英同志在狱中写的一首七言绝句，罗世文同志临难时写的一首五言绝句，黄诚同志的七律二首，朱学勉同志的七律一首，以及萧次瞻同志狱中遗诗三首，陈法轼同志的五言律诗一首等作品，作者都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技巧，可以看出，他们在我国古典诗词方面都是很有修养的。殷夫、刘绍南、方志敏、林基路、陈辉、叶挺、陈然、何敬平、蔡梦慰……诸同志的遗作都是新体诗，诗中也都饱含浓厚的诗意，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关向应同志仅存的一首《征途》，寥寥几句，就很形象而富有诗意。
有些烈士既写旧体诗，又写新体诗。例如邓中夏同志的《过洞庭》（旧体诗），《新诗人的棒喝》《胜利》（新体诗）。由于诗中燃烧着炽烈的阶级感情，他们都写得很好。
瞿秋白同志生前热情地提倡文艺大众化，极力为劳动人民群众着想。他“坐而言，起而行”，自己写了一篇《东洋人出兵》的大众化长诗①，而且用普通话和上海话两种语文发表。由此可见，我们共产党人和职业的革命者从来就都不陷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泥坑，而总是主张和实行为革命而艺术、为斗争而艺术的。秋白同志也写歌词，如《赤潮曲》，又善于利用民族的传统形式。他的《平津令》杂剧和旧体《无题》、《王道诗话》又极尽讽刺的能事。
①瞿秋白同志的遗诗已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续编中。
黄励同志仅存的一首歌《工人苦》，非常通俗。青年烈士欧阳立安同志的《天下洋楼什么人造》，也是利用旧形式写新内容。
使我们读者今天特别感到兴趣的，还有广东女烈士张剑珍同志就义时唱的四句山歌：“人人喊我共产嫲，死都呒嫁张九华！红白总要分胜负，白花谢了开红花！”和又一位广东农村女烈士就义时唱的一首山歌：“又吹号筒又拿枪，咁多士兵来送丧，咁多官员做孝子，死到阴间心也凉。”
论诗体，这两首都接近民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烈士本人就是劳动妇女。她们的语言非常朴素，然而很有气魄，坚强、豪爽，而且幽默。你读时，看得见革命烈士的态度从容、内心骄傲、乐观无畏、视死如归的神情。
限于篇幅，我不能一篇篇地列举了。总之，无论旧体、新体、民间歌谣体、格律诗、自由诗，烈士们的遗著都是好诗，都可以反复吟味。鲁迅先生所说的：“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在这里又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同时，就从这些诗章已经足够说明一个问题——目前我国诗歌界讨论的问题，那就是：诗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也必定会是多样化的。只要内容是革命的，任何形式、任何风格都可以运用和同时并存。
四
在每位革命烈士的遗诗后面，我们还附了烈士的事略。对于诗中涉及的某些史实和比较难解的词句，我们也作了一些注释，我们相信，这对青年读者当是有益处的。
我们的烈士们都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许晓轩同志诗）的英雄战士。他们坚信“红白总要分胜负，白花谢了红花开”，因此他们无不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并且自豪地蔑视敌人：“砍头枪毙，告老还乡；严刑拷打，便饭家常。”林基路同志在这篇《囚徒歌》的末句说：“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李贯慈同志在《哭辽东》中说：“男儿一副好身手，拚将热血洒神州。”正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五星红旗，灌溉了我们神圣的国土，灌溉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鲜花，使得今天在我们的国土上——我们祖国的万花园里能够百花盛开，并且要结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果来。
年仅二十四岁就英勇牺牲了的陈辉烈士曾经写道：
也许吧，
我的歌声明天不幸停止，
我的生命
被敌人撕碎，
然而，
我的血肉呵，
它将
化作芬芳的花朵，
开在你的路上。
——《献诗——为伊甸园而歌》
祖国呵，
在埋着我的骨胳的黄土堆上，
也将有爱情的花儿生长。
——《为祖国而歌》
是的，烈士同志们！全中国的每条路上、每堆土上今天都生长着无数鲜艳的爱情的花、幸福的花、自由的花。让烈士们安息吧！我们永远纪念他们，向他们学习。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烈士们的鼓舞下，我们应当更加鼓足干劲，艰苦奋斗，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美丽的祖国，以继承烈士们未竟的遗志。正如殷夫烈士所写的：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
他们尽了责任，
我们还要抖擞。
让我们全党全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逐步实现近百年来中国志士仁人们的伟大理想，革命先烈们的伟大理想，保卫我们得来不易的革命果实，保卫我们人民的自由幸福，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让我们团结全世界的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支援一切被压迫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保卫世界和平，使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民族和人民都获得独立、解放、自由、民主、和平和幸福！
1959年3月14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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