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伙子一小时前离开的，他得到了萨姆的委托，可我还没看到书面文件，”卢卡斯-曼对菲利普-奈菲解释着，后者正站在窗前观看一群沿公路拾垃圾的囚犯。奈菲头疼，后背也疼，这倒霉的一天刚过去一半，就已接到州长一大早打来的三个电话和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的两个电话。这些电话当然都起因于萨姆。
“如此说来，他有了自己的律师了，”奈菲边说边轻轻用拳头压着后背下部的中央。
“是啊，我着实喜欢这小子。他离开时顺路进来看我，那样子看上去就像被一辆大卡车碾过。我想他和他的祖父将会有一段难捱的日子。”
“情况对祖父来说会越来越糟。”
“对我们大家都会越来越糟。”
“你知道州长问我什么？他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得到我们那本关于如何执行死刑的手册。我告诉他不行，并说实际上他不能要这本手册。他说他是本州一州之长，他觉得应当有一本。我设法解释说那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手册，只不过是一本有黑色封皮的活页册子，而且我们每回用毒气处死一个人之后都会大加修改。你们管它叫什么，他想知道。我说什么也不叫，真的，没有正式名称是因为幸亏它利用率不高，不过，经过进一步考虑，我个人用小黑书来称呼它。看他步步进逼，我也有点发火了，然后我们挂了电话。十五分钟后他的律师，那个戴夹鼻眼镜的驼背小傻老头——”
“拉雷莫尔。”
“拉雷莫尔给我打电话来说依据州法的某条某款，他，指州长，有权拥有一本手册。我让他等一等，搬出州法全书，让他等了十分钟，然后我们一起读法律条款。他果然和往常一样是连蒙带唬，把我当成傻瓜。在我的这本州法里并没有那样的说法。我没等他再说话就挂断了电话。十分钟后州长又打电话来，完全是甜言蜜语，告诉我别在意那本小黑书的事，说他十分关心萨姆的宪法权益及其他一切，所以只是希望我让他随时了解事情的进展。不折不扣的变色龙。”奈菲把身体的重量倒到另一只脚上，换一个拳头按压后背，同时眼睛还盯着窗子。
“接着，罗克斯伯勒半小时后打来电话，猜猜他想知道什么？想知道我是否跟州长谈过话。你看，罗克斯伯勒自认为我和他是关系非常亲密的政治上的老朋友，你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彼此信任。因此他告诉我，当然是朋友之间的心腹话，不可对外人言的，他说他认为州长可能企图利用这次行刑谋取政治利益。”
“他胡说八道！”卢卡斯大声说。
“是的，我告诉罗克斯伯勒我简直不能相信他竟会这样去想咱们的州长。我态度十分认真，他也认真起来，接着我们彼此约定要对州长严加注意，只要发现一点他企图操纵局势的迹象，就及时互通消息。罗克斯伯勒说州长如果行为不轨，他有办法对付他。我没敢问是什么办法，但他看上去颇为自信。”
“那么，他俩谁更愚蠢呢？”
“恐怕是罗克斯伯勒。不过也难说。”奈菲小心地伸直腰走到桌前。他没穿鞋，衬衫下摆放得很开。他们就像两个小男孩，生怕对方得到的糖比自己的大。他们俩都令我讨厌。
“除了他们的选民，大家都讨厌他们。”
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结结实实的三下，间隔时间完全相等。“一定是纽金特，”奈菲说，他的疼痛突然间加剧了，“请进。”
门迅速打开，退休上校乔治-纽金特大步走进室内，只是在关门时稍作停顿，然后便迈着军人的步子朝卢卡斯-曼走来。曼没站起来，只是和他握握手。“曼先生，”纽金特向他干练地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向前迈出一步，隔着桌子与奈菲握了手。
“请坐，乔治，”奈菲说着，朝曼旁边的一把空椅子挥挥手。奈菲想命令他别搬军队的那一套，但他知道说也是白说。
“是，长官，”纽金特边回答边上身挺直地坐进椅子。尽管在帕契曼监狱只有警卫和犯人穿制服，纽金特还是设法使自己穿得跟制服相近。他的衬衫和裤子都是深橄榄绿，颜色十分配套，并旦裤线也熨得一丝不苟，每天下来奇迹般地不起一点皱。他的裤脚在踝上几英寸处塞在黑色真皮军靴里，那靴子起码一天擦两次，总是保持光洁锃亮。一次有传言说有位秘书抑或是一位律师曾看到他的一只鞋底边上沾了一个泥点，不过传言并没有得到证实。
他上衣最上面的一颗钮扣留着不系，敞开恰好露出一角灰色T恤。衣袋和袖子上空空的，未带饰物，既无勋章也无军衔。奈菲早就怀疑这使上校觉得挺丢面子。他的头发是标准的士兵发式，短短的灰色小这是平头，耳朵上面剃得精光。纽金特五十二岁，已经为国家服务了三十四年，起初是朝鲜战场上的一名大兵，后来是赴越某兵种的一名上尉，他是在办公桌后面打的这场战争。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他受了伤，遣返回国时又增加了一枚勋章。
纽金特如今已担任了两年的助理典狱长，表现可嘉，是奈菲的一个忠实可靠、值得信任的副手。他热衷于细节、规矩和准则，专爱研读手册，并且经常撰写供典狱长仔细考虑的新程序、新指令和更改修正。他使典狱长觉得如芒在背，但又离不开他。上校有望在两年内接替奈菲的职位已不是秘密。
“乔治，我和卢卡斯在谈论凯霍尔的事。不知你对他的上诉情况了解多少，不过第五巡回法院已撤消延缓行刑令，因此我们可望在四周内行刑。”
“是，长官，”全神贯注、逐字逐句倾听的纽金特迅速回答，“我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了。”
“很好。你看，卢卡斯的意见认为这次有可能如期行刑。是不是，卢卡斯？”
“机会比较大，高于百分之五十，”卢卡斯说时眼睛并没看着纽金特。
“乔治，你在这儿有多久了？”
“两年零一个月。”
典狱长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计算着什么。“你没赶上处死帕里斯吧？”
“是的，长官。差几个星期，”他不无遗憾地回答。
“这么说你一次都没有经历过？”
“没有，长官。”
“这种事情很可怕，乔治。真的可怕。显然是这份工作中最糟糕的一部分。说实话，我简直应付不了这种事，乔治。我本来希望会在再次使用毒气室之前退休，然而现在看来不太可能。我需要一些帮助。”
纽金特的后背，尽管已经僵挺得令人看着难受，这时似乎又往起挺了挺。他迅速点点头，目光四射。
奈菲格外小心地坐在椅子上，当身体靠到皮椅面上时他皱了皱眉头。“乔治，既然我完全应付不了，卢卡斯和我就考虑也许你会处理好这一类事情。”
上校不禁露出笑容。接着笑容很快消失，换上一副极其严肃的面容。“我自信能处理好，长官。”
“我也相信你行。”奈菲指指他桌角上的一本黑色活页册子。“我们有一本类似手册的东西。这本就是，它是集三十年来二十几次用毒气行刑的经验加以总结的智慧结晶。”
纽金特眯起眼注视着那本黑色的书。他注意到书页不太平整，大小也不统一，而且其实从头至尾就是一堆草草折叠塞在里面的纸页，活页封面本身也已破旧不堪。他即刻决定，不出几个小时，这本册子就会焕然一新，变成值得出版的一部初学者入门。那将是他的第一个任务。这项文书工作将做得毫无假疵。
“你今晚何不把它读一遍，明天咱们再碰头？”
“是，长官，”他踌躇满志地说。
“直到咱们下回谈话之前不可向任何人透露此事，明白吗？”
“明白，长官。”
纽金特动作干练地向卢卡斯-曼点点头，像小孩得到了一件新玩具一样捧着那本黑书离开了办公室。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他是个疯子，”卢卡斯说。
“我知道。我们会留心他。”
“我们最好看住他。他太他妈的雄心勃勃，说不定他会设法在这个周末用毒气把萨姆毒死呢。”
奈菲拉开桌子抽屉，抽出一个药瓶。他没喝水干咽了两片药。“我准备回家了，卢卡斯。我需要躺下。说不定我会死在萨姆的前头。”
“那你还是快回去吧。”
同加纳-古德曼的电话谈话不长。亚当有几分得意地说他和萨姆已经签了书面代理协议，此外两人已在一起呆了四个小时，尽管收效甚微。古德曼要一份协议副本，亚当解释说眼下还没有副本，原件则安全地存放在死监的一个囚室里，再说，只有当事人觉得需要才会有副本。
古德曼答应重看档案并着手进行工作。亚当给了他莉的电话号码并答应每天电话联络。他挂了电话，瞪着电脑旁两则吓人的电话留言。两个电话都是记者打来的，一个来自孟菲斯的一家报纸，一个来自杰克逊市的一家电视台。
贝克-库利已同这两个地方的记者谈过话。事实上来自杰克逊市的电视采访小组已经在事务所的接待员那儿出现，直到库利发出威胁才离开。外界的这些关注已经扰乱了库贝法律事务所孟菲斯分部单调的日常工作。这使库利不快。其他的合伙人对亚当没话可说。秘书们出于职业习惯保持着礼貌，不过总是急着离开他的办公室。
记者们知道了，库利面色沉重地警告他。他们知道了萨姆和亚当之间的祖孙关系，他不能肯定他们是如何得知的，但肯定不是从他那儿知道的。他谁也没说过，除了，当然，在话已经传出去之后，他才被迫在午餐前把合伙律师们和助手们召集在一起宣布了这个消息。
已经快五点了，亚当还关着门坐在桌旁，听着走廊里传来的律师、助理律师以及其他有薪水的员工们在最后的一分钟里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声音。他决定不去理睬那家电视台的记者，但拨了《孟菲斯报》托德-马克斯的号码。录音机的留言指导他通过神奇的声音邮递，两分钟后马克斯先生拿起他的五位数字的电话分机，急匆匆地说：“托德-马克斯。”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十来岁的少年。
“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亚当-霍尔。你留话叫我打电话给你。”
“是的，霍尔先生，”马克斯滔滔不绝起来，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友善并且不再匆忙，“多谢打电话来。我，呢，我们，呃，听说了一个有关你接手办理萨姆-凯霍尔案子的谣言，呃，正在设法把它调查清楚。”
“我代理凯霍尔先生，”亚当斟酌着字眼说。
“对，我们听说了。而且，呃，你来自芝加哥？”
“我是来自芝加哥。”
“我知道了。那你，呃，是怎么接到这件案子的呢？”
“我们事务所已经代理萨姆-凯霍尔七年了。”
“是的，没错。不过他不是在最近解雇你们了吗？”
“他是解雇过。但现在他重新雇用了我们事务所。”亚当可以听见马克斯把他的话输入电脑时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知道了。我们听说了一个语言，我想，只是一个谣言，说萨姆-凯霍尔是你的祖父。”
“你从哪儿听说的？”
“啊，你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渠道，而且我们得保护这些渠道。确实不能告诉你消息从哪儿来的，你应当明白的。”
“是啊，我明白。”亚当深吸了一口气，让马克斯等了一分钟。“你现在在哪儿？”
“在报社。”
“报社在哪儿？我不熟悉这个城市。”
“你在哪儿？”马克斯问道。
“闹市区，在我们办公室。”
“我离得不远，十分钟就可以到你那儿。”
“不，不能在这儿。咱们另找地方见面，找个安静的小酒吧。”
“好。离你三个街区的联合街上有个皮博迪饭店，饭店大厅旁有个不错的酒吧，叫做马拉兹。”
“我十五分钟后到。就我和你两人，好吗？”
“没问题。”
亚当挂了电话。萨姆的协议里有一段是为防止他的律师向记者发表谈话而写进去的，但其言辞含混，有失严谨。在这一条款中有一处重大漏洞，任何律师都可以乘机钻空子，不过亚当倒并不想冒这个险。虽说经过两次探访，他的祖父在他眼里仍旧只是一个谜。萨姆不喜欢律师，随时都有可能再解雇一个，即便是他的亲孙子也不例外。
疲惫不堪的年轻专业人员在开车返回郊区之前往往需要喝上几杯，马拉兹酒吧很快就被他们挤得满满的。住在孟菲斯闹市区的人其实很少，因而银行职员们和经纪人们就聚到这儿或者其他无数的酒吧里，大喝绿瓶装的啤酒或者小口啜饮瑞典产伏特加。他们或沿着吧台排成一溜，或围小桌而坐，探讨市场走向，争论未来的贷款基本利率。这是个时髦的地方，有真砖的墙面和实木的地板。门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盘盘的鸡翅和火腿包鸡肝。
亚当看到一个身穿牛仔裤手拿记事簿的年轻人。他上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两人便向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去。托德-马克斯看上去不超过二十五岁。他戴一副金丝眼镜，长发及肩。他态度热诚，似乎有点紧张他们点了海尼根啤酒。
记事簿摊放在桌上，就等动手记录了，亚当决定掌握主动。“我有几条基本规则，”他说，“第一，我说的话一律不能公开。你不能在任何地方引用我的话。同意吗？”
马克斯耸耸肩，似乎表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他原来的想法，但还是可以接受。“好的，”他说。
“我想你把这叫做深层背景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
“就是这么叫的。”
“我会回答你一些问题，但不会很多。我之所以来这儿是为了让你对情况有个正确了解，懂吗？”
“很公平。萨姆-凯霍尔是不是你的祖父？”
“萨姆-凯霍尔是我的当事人，他指示我不要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所以你不能引述我的话。我在这儿可以做的只是确认或否认。仅此而已。”
“那好。他是你的祖父吗？”
“是。”
马克斯深吸一口气，玩味着这不可思议的事实，这无疑可以引出一篇非凡的报道。他都可以想见那大字标题。
随后，他意识到应当再多问几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你的父亲是谁？”
“我父亲去世了。”
停顿良久。“是这样。那么说萨姆是你母亲的父亲？”
“不，萨姆是我父亲的父亲。”
“好。为什么你用不同的姓呢？”
“因为我父亲改了姓。”
“为什么？”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我们家庭的背景情况。”
“你是在克兰顿长大的吗？”
“不是。我在那儿出生，但三岁就离开了。我父母迁到加州。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所以你以前不是在萨姆-凯霍尔身边？”
“不是。”
“你以前知道他吗？”
“我昨天才见到他。”
马克斯考虑着下一个问题，幸亏这时啤酒送上来了。他俩一齐闷头喝起酒来。
他望着自己的记事簿，草草写了些什么，然后问：“你在库贝法律事务所多久了？”
“将近一年了。”
“萨姆-凯霍尔的案子你受理多久了？”
“一天半。”
他喝了长长的一大口啤酒，注视着亚当，仿佛在等待他作出解释。“瞧，呃，霍尔先生——”
“叫我亚当。”
“好吧，亚当。这里面似乎有许多地方接不上茬。你能帮一下忙吗？”
“不行。”
“好吧。我看到有报纸说凯霍尔最近解雇了库贝法律事务所。此事发生时你在办这件案子吗？”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办理这件案子一天半。”
“你第一次去死监是什么时候？”
“昨天。”
“他知道你要来吗？”
“我不想谈这个。”
“为什么不想？”
“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我不准备讨论我去探死监的事。我只确认或否认那些你在别处能核实的事情。”
“萨姆还有别的孩子吗？”
“我不想讨论有关家庭的事情。我确信你们的报纸以前对此做过披露。”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可以去查查。”
又是长长地喝了一大口，接着又久久地望着记事簿。“八月八日执行死刑的可能性有多大？”
“很难讲。我不愿随便猜测。”
“不过以前的所有上诉都得以通过了，不是吗？”
“也许是。就算我是得到了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吧。”
“州长可以准予从宽处理吗？”
“可以。”
“有这种可能吗？”
“不太可能。你得去问他。”
“你的当事人在行刑前会接受采访吗？”
“我怀疑。”
亚当瞟一眼手表，仿佛突然间要去赶飞机。“还有别的事吗？”他问，把啤酒一饮而尽。
马克斯把钢笔插进上衣口袋。“以后咱们还能再谈吗？”
“看情况。”
“什么情况？”
“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事了。如果你把我们家的事扯上，那就免了吧。”
“这里面一定有些不可外传的家丑了。”
“无可奉告。”亚当站起身，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他们握手时他说。
“多谢。我会给你打电话。”
亚当快步走过酒吧中的人群，消失在饭店大厅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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