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库瑞维茨与贝恩法律事务所①的将近三百名律师相安无事地一起生存于同一个屋顶下。准确地说是两百八十六名，尽管保持这个记录很难，因为任何时间都有成打的人因为数不清的原因离开，同时还有近两打腼腆的、初来乍到刚接受过就职训练的新人急不可耐地加入进来。尽管规模庞大，库贝法律事务所却比不上其他事务所的扩张速度，也未能兼并其他城市较小的事务所，而从对手那里挖客户就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芝加哥只落得个排名第三。它在六个城市设有办事处，但拍纸簿的笺头因没有伦敦的地址而使年轻的合伙律师们甚觉脸上无光。
①以下简称库贝法律事务所。
虽然锋芒已有所收敛，库贝事务所仍以代理恶性诉讼案件著称。它下面也有些负责房地产、税务及反垄断等性质较温和的法律业务的部门，不过它的收入主要来自诉讼。每当事务所吸收新人，它找的都是那些在模拟审判和辩论中得分最高、脑瓜最灵的法学院毕业生。它要的是那些可以立刻养成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们早已使之完善的那种猛烈攻击作风的男性青年（女性只作为点缀）。
还有一个虽小但挺不错的单位负责处理原告的人身伤害案件，官司打得好他们会从赔偿费中拿到百分之五十，其余留给客户。有个相当大的部门是为白领罪犯作辩护的，不过白领被合为了得到库贝事务所的支持也得有相当高的纯利收入才行。还有两个最大的部门，一个代理商业诉讼，一个代理保险赔偿。除了那些当事人是原告的工作以外——而这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几乎微不足道——事务所赚的钱是按钟点收费得来的。有关保险的业务为两百块一小时，如果情况允许还要多。刑事犯罪辩护为三百块，大银行四百块，有钱的大公司客户给那些懒散而又心不在焉的内聘律师的费用甚至是五百美元一小时。
库贝事务所靠小时赚钱如印钞票，在芝加哥建立了它的王朝。它的办公室尽管时髦但并不豪华。他们在市区第三高的大楼顶层整整占了一层。
同多数大公司一样，库贝法律事务所在有了太多的钱之后就觉得有义务建立一个小的公益部门来完成它对社会的道义责任。值得骄傲的是它有一位专司公益事务的合伙律师，加纳-古德曼。他是个古怪的社会改良家。他在六十一层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和两个秘书，此外还跟一位诉讼律师共有一个助手。事务所烫金的小册子中列了不少事实来说明事务所鼓励律师们致力于公益事业。小册子上公布着上一年度，即一九八九年，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们为那些付不起钱的顾客捐献了几乎六万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这里有贫民区小孩、死刑犯、非法移民、吸毒犯，当然，事务所也深切地关心着处于困境的无家可归者。小册子上甚至登了一张照片，两个年轻的律师，脱去茄克衫，挽起袖子，松开领带，汗流浃背，眼里满是同情，他们正在一处看来像是垃圾掩埋场的地方与一群少数民族儿童一起干着低贱的零活儿。律师们在拯救社会。
亚当-霍尔从容地沿着六十一层的走廊朝古德曼的办公室走去，在他的薄薄的卷宗中就有这样一本小册子。他与另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律师点头打招呼。事务所举行圣诞晚会时，门口就发放名片卡。一些合伙律师几乎互不相识。一些助手一年也可能只见一两面。他推开一扇门，进入一个小房间，秘书停止了打字，似有似无地向他微笑了一下。他要找古德曼先生，她礼貌地向一排椅子点点头，让他坐下等。他比约会的上午十点钟提前了五分钟到达，似乎这很重要。其实这里是公益部门，不必考虑时间，不必考虑计价钟点，不必考虑业绩奖金。这里与其他部门不同，古德曼不许在他墙上挂钟。
亚当浏览着他的卷宗，看着小册子忍不住发笑。他又看了一遍自己的履历——大学就读于佩珀代因，在密执安上法学院，当过校法学评论编辑，以及他做的有关残酷的及非正常刑罚案例的笔记，对近来死刑案例的评论。一份很短的履历，他毕竟才只有二十六岁。他受雇于库贝事务所才满九个月。
他一边读两篇冗长的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恢复死刑的决定，一边作笔记。他看了看表，又接着读。秘书终于问他要不要咖啡，他谢绝了。
E．加纳-古德曼的办公室是个凌乱不堪的书房。它虽然宽大却很拥挤，四壁都是被书压弯的书架，布满灰尘的卷宗堆了一地，办公室中间的桌子上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成堆的文件。废弃物、垃圾，及信件等覆盖了桌子下面的地毯。如果不是紧闭着的木制百叶窗，从宽敞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气势恢宏的密执安湖。显然古德曼先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他的窗前。
他是一位留着整齐的灰白胡须，有着满头浓密的灰发的老人。他的白衬衫浆得笔挺。一个绿色佩斯利花呢蝴蝶领结端端正正地打在颌下，这是他的标志。古德曼没站起来但用手势表达了冷冷的问候。
亚当把卷宗呈给古德曼，然后坐到房中唯一的空椅子上，紧张地等着。古德曼边看边捋着胡须，摆弄着领结。
“你为什么想做公益工作？”长时间的沉默后，古德曼喃喃地问。他没有从卷宗上抬起眼睛。隐藏在天花板内的扬声器中轻柔地飘出古典吉它乐曲。
亚当很不舒服地挪动着身子。“啊，各种原因。”
“让我来猜猜。你想为人类服务，给你的社区一些回报，或者，没准你在这个按钟点收费的黑店呆的时间太长了而觉得内疚，你想清洁你的灵魂，弄脏你的手，做些高尚的工作去帮助他人。”古德曼小而亮的蓝眼睛从他架在鼻梁上的黑框老花眼镜的上边向亚当飞快地一瞥。“说对了一条吗？”
“不太对。”
古德曼继续审视着卷宗。“你曾在埃米特-威科夫手下干过？”他正在读一封威科夫的信，他是亚当的上司。
“是的，先生。”
“他是一个不错的律师，我对他没有特殊的兴趣，不过他在刑法方面颇有见地，你知道。他是咱们这里处理白领犯罪业务的三个尖子之一，尽管他相当粗暴，你说呢？”
“他还行。”
“你在他手下干了多久？”
“从九个月前，我一来就在他手下。”
“所以你来了九个月了。”
“是的，先生。”
“你觉得怎么样？”古德曼合上卷宗并盯着亚当。他慢慢地摘下眼镜然后捻着嘴里的烟斗。
“我喜欢这工作，极富挑战性。”
“当然。你为什么选中了库贝事务所？我是说，凭你的文凭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为什么来这儿？”
“我想做的是刑事诉讼，这个事务所有声望。”
“有多少家事务所邀你去工作？没什么，我只是好奇。”
“有几家。”
“都在什么地方。”
“主要是在华盛顿特区，还有一家在丹佛。纽约的事务所我没去面谈。”
“我们付你多少钱？”
亚当又一次挪动着身体，古德曼毕竟是个合伙律师，他当然知道事务所付多少给新来的。“六万左右。你拿多少？”
这句话让老人开心，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他们付我四十万美元一年让我把他们的时间捐掉，这样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并且去大讲所谓律师的社会责任心。四十万，你能相信吗？”
亚当曾听到过些传闻。“你不是在抱怨吧？”
“不，我是城里最走运的律师，霍尔先生。人家付我大把的钞票让我干我喜欢干的事，并且不用打卡上班，也不用担心收钱的事。这是律师的梦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仍逼着自己每星期干六十个小时。你知道，我马上就七十岁了。”
事务所中有些关于古德曼的传闻，据说他在还算年轻的时候，在各种压力下，沉溺于酒和药片，差点丢了性命。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戒酒，在此期间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后来他说服其他合伙律师相信留用他是值得的。他需要的只是一间不须按常规办事的办公室。
“你在为埃米特-威科夫做哪一类的工作？”古德曼问。
“一大堆研究工作。现在他正为一批国防部的承包商辩护，这占了我大部分时间。上周我还出庭为当事人的申诉作辩护。”说这话时亚当带着明显的得意，通常新手在第一年里只有坐办公桌的份儿。
“是真正的申诉？”古德曼问，口气里多了些敬意。
“是的，先生。”
“在一间真正的法庭里？”
“是的，先生。”
“在一位真正的法官面前？”
“你说得对。”
“谁赢了？”
“法官的裁决对控方有利，但他们是险胜。我确实也让法官挺紧张。”古德曼微笑了，但转瞬即逝。他再次打开卷宗。
“威科夫附了一封推荐信力举你，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他承认才能，”亚当微笑着说。
“我想这更可能是个重要的请求，霍尔先生。你想要办哪件案子？”
亚当收起了笑容并清了清嗓子。他忽然紧张起来，决定架起二郎腿。“那是，嗯，怎么说呢，是个死刑案。”
“死刑案？”古德曼重复着。
“是的，先生。”
“为什么？”
“我反对死刑。”
“我们就不反对吗，霍尔先生？我写过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处理过二十来件这种该死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卷入这样的事？”
“我读过你的书。我只想尽点力。”
古德曼又一次合上了卷宗，倚着桌子。两张纸滑落到地板上。“你太年轻，也太嫩了。”
“或许我会使你吃惊。”
“听着，霍尔，这可不是在救济所里开导酒鬼。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压力会极大，孩子，这可不是好玩的。”
亚当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看着古德曼，眼睛一眨也不眨。附近有个电话在响，他们都没理会。
“是个什么案子？你为库贝事务所找到了一个新客户？”古德曼问。
“凯霍尔案，”亚当艰难地说道。
古德曼摇摇头，用力地拉了拉他的领结。“萨姆-凯霍尔刚解雇了我们。第五巡回法院上星期作出裁决，他确实有权结束我们的代理。”
“我读过那个裁决意见，知道第五巡回法院说了些什么。那人需要个律师。”
“不，他不需要。在三个月内有没有律师他都得死。坦率地说，这辈子不用再跟他打交道让我松了口气。”
“他需要个律师，”亚当重复着。
“他自己代表自己，凭良心说，他还真他妈的不错。打印他自己的申诉和答辩状，自己进行研究。我听说他还在给死回牢的伙伴儿出主意，当然只限于白人了。”
“我研究过他的全部档案。”
E．加纳-古德曼慢慢转动着他的眼镜，考虑着。“那可是半吨纸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案子吸引着我。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观察，我读了所有关于这个人的文字材料。刚才你曾问我为什么选择库贝事务所，怎么说呢，实情是我想承办凯霍尔的案子。我相信事务所是为了公益才受理它，对么，有八年了吧？”
“七年，可像二十年似的。与凯霍尔先生打交道并不令人愉快。”
“可以理解，是吗？我是说他几乎被单独监禁了十年。”
“别跟我讲监狱的生活，霍尔先生。你见过监狱内部是什么样吗？”
“没有。”
“我见过，我去过六个州的死囚牢。我还被萨姆-凯霍尔臭骂过，当时他被镣铐拴在椅子上。他可不是个可爱的人。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他恨所有的人。你要是碰上他他也恨你。”
“不见得吧。”
“你是个律师，霍尔先生。他恨律师比恨黑人和犹太人更甚。将近十年来他面对死亡，他自认为是律师阴谋的牺牲品。见鬼，两年来他一直试图解雇我们。这个事务所花了超过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时间就是争取让他活着，但他考虑得更多的却是解雇我们。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大老远地跑到帕契曼他却不肯见我们。他是个疯子，霍尔先生，给你自己另找个项目，比方受虐待的儿童或者别的什么。”
“不，谢谢。我的兴趣在于死刑案例，而且我有点摆脱不了萨姆-凯霍尔的故事。”
古德曼小心地把眼镜架回鼻子尖上，慢慢地把双脚移到桌子角上，双手在浆得笔挺的衬衫上十指交叉。“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对萨姆-凯霍尔如此着迷吗？”
“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极具诱惑的案子吗？三K党、人权运动、爆炸、饱受折磨的地方，其背景又是美国历史上那么有意思的一段时期。像是在古代，可实际上却是在二十五年前。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
天花板上的风扇在他的头顶慢慢地转着，一分钟过去了。
古德曼把他的脚放回到地板上，用肘支着桌子。“霍尔先生，我赞赏你对公益事业的兴趣，我向你保证会有很多事情可做。但你需要另找个项目。这不是模拟法庭上的竞争。”
“我也不是个法学院的学生。”
“萨姆-凯霍尔已经有效地结束了我们的服务，霍尔先生。你似乎还没搞明白。”
“我希望有机会见到他。”
“干什么？”
“我想说服他允许我代理他。”
“真的吗？”
亚当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站起来灵巧地绕过成堆的卷宗走向窗口。又是一次深呼吸。古德曼看着，等着。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古德曼先生。除了埃米特-威科夫之外没人知道这秘密，我是不得已才告诉他的。你一定要保密，行吗？”
“我在听。”
“就是说你答应了？”
“是的，我答应了，”古德曼说得很慢，咬着烟斗柄。
亚当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向外看了一眼，看见密执安湖上的一只帆船。他极快地说：“我和萨姆-凯霍尔是亲戚。”
古德曼并没退缩。“我说呢。什么亲戚？”
“他有个儿子，埃迪-凯霍尔。他在父亲因爆炸而被捕之后带着耻辱离开了密西西比。他逃到加利福尼亚，改了名字，试图忘记过去。可是这段家族的往事一直折磨着他。他的父亲一九八一年被判有罪之后不久他就自杀了。”
古德曼坐在椅子边上。
“埃迪-凯霍尔是我的父亲。”
古德曼犹豫了一下。“萨姆-凯霍尔是你的祖父？”
“是的，我在快满十七岁时才知道。我们埋葬父亲之后姑姑告诉了我。”
“哇。”
“你保证不说出去。”
“当然。”古德曼把屁股挪到了桌子的边上，并把脚放在了椅子上。他凝望着百叶窗问：“萨姆知道吗？”
“不。我出生在密西西比的福特县，一个叫克兰顿的镇子。我当时的名字叫艾伦-凯霍尔，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密西西比。我的父母从不提起那个地方。我母亲相信，从那天起直到她写信通知狱中的萨姆他的儿子死了，埃迪和萨姆始终都没有联系过。他也不曾回信。”
“该死，该死，该死，”古德曼喃喃地说。
“还有好多，古德曼先生。这是个病态的家庭。”
“不是你的错。”
“听我的母亲说，萨姆的父亲曾是个活跃的三K党成员，参与过私刑处死那种事。所以我的血统非常差。”
“你的父亲不是那样。”
“我父亲是自杀的。细节就不说了，不过是我发现的尸体，并且在我母亲和妹妹回来之前收拾干净了一切。”
“当时你是十七岁？”
“几乎十七了，那是一九八一年，九年前。我的姑姑，埃迪的姐姐，告诉我真相之后，我开始对萨姆-凯霍尔肮脏的历史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挖掘旧的报纸杂志上的报道，那上面有不少材料。我读了三次审判的全部记录，研究了受理上诉的决定。上法学院时我就研究了这个事务所对萨姆-凯霍尔的代理情况。你和华莱士-泰纳的工作堪称典范。”
“非常高兴能得到你的认可。”
“我读过第八修正案和死刑诉讼的成百本书和上千篇文章，其中有你四本书，我没说错吧，以及许多文章。我知道我是个新手，但我的研究无懈可击。”
“那么你认为萨姆将信任你，让你作他的律师？”
“我不知道。但不管我喜欢与否，他是我的祖父，我必须去见他。”
“以前没接触过？”
“没有，我是三岁的时候离开的，完全不记得他。数不清多少次我想给他写信，但从来没写成过。我说不出为什么。”
“可以理解。”
“没什么可理解的，古德曼先生。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站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一直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但我上了法学院，因为我感觉到有一种模糊的召唤要我去帮助社会。有人需要我，我猜想那个人就是我疯狂的祖父。有四家单位请我去工作，我选择了这家事务所，因为它有勇气免费代理我祖父。”
“你应该在我们聘用你之前就把这些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我明白。可谁也没有问过是否我的祖父是这个事务所的一名客户。”
“你该说点什么。”
“他们会不会解聘我？”
“我说不准。过去的九个月你都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儿，每周工作九十个小时，睡在办公室，吃在图书馆，为了律师资格考试拼命啃书本。你知道的，这就是你们为我们新手设计的训练课程。”
“很可笑，是吗？”
“我还算顽强。”亚当把百叶窗拨开个缝隙以便更好地看看湖上的景致。古德曼看着他。
“你为什么不打开百叶窗？”亚当问，“这么棒的景色。”
“我以前看过。”
“我愿为这样的景色去死。我的小房间一扇窗户都没有。”
“努力地工作，更努力地挣钱，有一天这一切都是你的。”
“不会是我的。”
“要离开我们，霍尔先生？”
“也许，迟早会。不过这是我的又一个秘密，知道吗？我计划用两年时间狠狠地一搏，然后就走人。没准自己开业，在那儿也不用按钟点办事。我想干些公益工作，有些像你。”
“就是说才过九个月你就已经不对库贝事务所抱任何幻想了。”
“还没有，但是我会的。我不想把我的一生耗费在代理有钱的无赖和反复无常的公司上面。”
“那么你肯定来错了地方。”
亚当离开了窗户走到桌旁。他俯视着古德曼。“我是来错了地方，因此我要求调动。威科夫会同意送我到咱们在孟菲斯的小办事处呆几个月，所以我可以为凯霍尔的案子做些事。类似于一种休假，当然是带全薪的。”
“还有吗？”
“差不多就是这些。这件事会行得通。我只是个下层的新手，在这儿可有可无。没人会想起我。他妈的，有那么多拼命想发迹的年轻人正巴不得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收取二十个小时的费用。”
古德曼的表情放松了，现出了温和的微笑。他摇了摇头，似乎这感动了他。“这都是你计划好了的，对吧？我的意思是，你选择了这间事务所是因为它代理萨姆-凯霍尔，也是因为它在孟菲斯设有办事处。”
亚当点点头，但脸上没有笑容。“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刻什么时候或以何种方式来临，不过，是的，也可以说我是有计划的。可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三个月之后他就得死了，没准会更早。”
“但我必须做点什么，古德曼先生。要是事务所不许我插手这个案子，那我也许会辞职，自己去试试。”
古德曼摇摇头跳了起来。“别那么干，霍尔先生。我们能找出办法的，我会把这些向丹尼尔-罗森汇报，他是主管合伙律师。我想他会批准。”
“他的名声实在吓人。”
“那是当然。但我能和他说上话。”
“如果有你和威科夫推荐，他能同意，是不是？”
“当然。你饿不饿？”古德曼伸手拿他的外套。
“有点。”
“出去买个三明治。”
在街角的小饭馆里，拥挤的午餐时间还没开始。合伙律师与新手在窗前找了张可以看到街景的小桌子。街上车流缓慢，无数行人就在几码远之外匆匆而过。侍者给古德曼先生送来一份油腻的鲁本三明治，亚当则是一碗鸡汤。
“在密西西比，死囚牢里有多少犯人？”古德曼问。
“四十八，是上个月的数字。二十五个黑人，二十三个白人。上次执行死刑是两年前的威利-帕里斯。萨姆-凯霍尔可能就是下一个，除非有一个小奇迹发生。”
古德曼迅速咬下一大口，用餐巾擦了擦嘴。“依我看得有一个大奇迹。从法律的角度已经没有多少补救的余地。”
“依惯例，最后临刑前还可以提出种种申诉。”
“这套策略留待以后咱们再作讨论。我猜想你从未到过帕契曼。”
“没有。自从我知道了真相我就想回密西西比，但从未成行。”
“那是密西西比三角洲中部的一个大农场，有讽刺意义的是它离格林维尔不远。面积大约有一万七千英亩。那儿可能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它坐落在四十九号高速公路西侧，像一个小村子。有好多建筑物和房屋。前部是所有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围铁丝网。大约有三十个不同的营区散布在农场各处，全部围着铁丝网并戒备森严。每个营区都和其他的严格分开。有些相距数英里。你开车经过不同的营区，它们全都被链条和带刺的铁丝网围着，全都有上百个囚犯无所事事地囚禁在里面。根据类别，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国服，看上去似乎全是黑人少年，有的只是在闲逛，有的玩篮球，有的只是坐在建筑物的走廊上。偶尔也可以看见一张白人的脸。你独自坐在车里，慢慢地开过，沿着一条砂石路经过那些营区和带刺的铁丝网，就会看到一座样子单调的平顶建筑物。它被高高的围墙围了起来，还有卫兵在岗楼上看守，是个挺现代化的设施。它有个正式名称，但所有的人都愿意简称它为死监。”
“听起来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地方。”
“我本以为那可能是个地牢。你知道，黑暗、阴冷，并且从上面往下滴水。可它只是一片棉花地中间的一栋平顶建筑。实际上，它没有其他州的死囚牢那么差。”
“我想去看看那个死监。”
“你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去看那种地方。那是个可怕的地方，全是些沮丧的等死的人。我去之前是六十岁，看过之后我整个星期无法入睡。”他咂了口咖啡。“我想象不出你到了那儿会有什么感觉。即使你代理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那个死监也够糟的了。”
“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你打算怎么和他说——”
“我不知道。我在考虑，但我肯定我能对付的。”
古德曼摇摇头。“真不可思议。”
“整个家族都不可思议。”
“我现在想起来萨姆是有两个孩子，好像一个是女儿，时隔太久了，你知道，主要是泰纳办的案子。”
“他的女儿是我的姑姑。莉-凯霍尔-布思。她试图忘记娘家的姓。她嫁给了孟菲斯的豪门世家，丈夫拥有一两家银行，他们从不向任何人谈起她的父亲。”
“你的母亲在什么地方？”
“波特兰。她几年前再嫁，我们每年通两次话，委婉点说我们的关系有些功能障碍。”
“你怎么读得起佩珀代因大学？”
“人寿保险。我父亲很难保持住一份工作，但是他很聪明地保住了他的人寿保险。他自杀前几年保险金就已经到期了。”
“萨姆从不谈及他的家庭。”
“他的家庭也从不谈及他。他的太太，我的祖母，在他被判为有罪后没几年就死了，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进行家族研究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从母亲那里一点点挤出来的，她试图忘记过去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我不知道一般的家庭都是什么样，古德曼先生，反正我们家很少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家中有两个以上的人偶然相遇，最不愿提的话题就是过去。这个家有不少见不得人的秘密。”
古德曼边小口吃着土豆片边专心地听着。“你提起过一个姐妹。”
“是的，我有个妹妹，卡门。她二十三岁，是个活泼美丽的姑娘，在伯克利大学读研究生。她生在洛杉矶，所以她不像我们那样改过姓名。我们常联系。”
“她知道吗？”
“她知道。我的姑姑在父亲的葬礼后先告诉了我。然后，母亲让我去告诉卡门，当时她刚十四岁。她从未表示过任何对萨姆-凯霍尔的兴趣。坦率地说，我们家的其他成员都希望他能静悄悄地消失。”
“他们的愿望快实现了。”
“但不会是静悄悄的，对吗，古德曼先生？”
“不会的，决不会安静的。在那个短而可怕的时刻，萨姆-凯霍尔将是这个国家被议论最多的人。我们会重新看到那部老片子、爆炸冲击波、法庭的审判及场外三K党的示威。关于死刑的辩论会重新爆发。新闻记者会拥向帕契曼进行采访。接着，他们就会处死他。两天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每次都是这样。”
亚当搅着碗里的汤，小心地捞起一小块鸡，仔细看了一会，又把它放回汤里。他并不饿。古德曼又吃完一片土豆片，用餐巾碰了碰嘴角。
“霍尔先生，我想你不会以为你能让这件事不被张扬出去吧？”
“我曾考虑过。”
“算了吧。”
“我母亲求我不要去干，我妹妹不愿和我谈这件事。我在孟菲斯的姑姑认定我们全会因暴露了自己是凯霍尔家族成员的身分而倒霉一辈子，其实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极小的。当新闻界查过你的底细后，他们会弄到一张你坐在祖父的膝盖上的旧黑白照片，那印出来可不得了。霍尔先生，想想吧，被遗忘了的孙子在最后一刻介入，作出英雄式的努力，在时钟停摆的瞬间，去挽救他不幸的老祖父。”
“我倒有些喜欢这些。”
“是不坏，真的，它会使咱们这个可爱的小事务所倍受瞩目。”
“也带来另一个不愉快的问题。”
“我想不会，亚当。库贝没有胆小鬼。我们已经在粗俗混乱的芝加哥法律界中幸存下来并且取得了成功。我们在这个城市以凶悍著称、我们有最厚的脸皮。你不用为事务所担心。”
“因此你会同意的。”
古德曼把餐巾放到桌上，又咂了一口咖啡。“噢，真是个好主意，假设你的祖父会同意，如果你能让他签字，或者我该说重新签字，我们就有事可做了。你在第一线，我们从这里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我会始终在背后支持你。这样能行。然后他们还是会杀了他，而你则将永远不能从中解脱。我曾经看着我的三个当事人被处死，霍尔先生，其中一个就死在密西西比。你将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
亚当点点头微笑着望着人行道上的行人。
古德曼接着说：“他们杀他的时候我们会在场支持你。你不必独自去承受这一切。”
“这案子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是吧？”
“几乎是。我们以后再讨论策略。我先去见丹尼尔-罗森。他可能要和你进行一次长谈。其次，你得去见萨姆，可以算是个小小的重逢。这是最难的部分。第三，他如果同意了，我们就着手工作。”
“谢谢。”
“别谢我，亚当。我怀疑这件事结束后我们是否还能友好相处。”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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