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很久，我选的两门课早已下课之后，我像一条在灌木丛中爬行的蛇，偷偷摸摸溜进法学院。现在还学什么体育法？还读什么拿破仑法典选读？简直可笑！我钻到图书馆底层无人光顾的那个角落，潜伏在我那个小洞里。
布克把我从沙发上唤醒。他带来了一个蛮有希望的消息：他已经和马尔文-香克尔谈过，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有人在给一个警长之类的人打电话。香克尔先生对问题的解决颇为乐观。他的兄弟是某个刑事庭的法官，万一对我的指控不能撤销，还有别的门路可走。不过，究竟警察是否在追捕我，依然消息全无。布克将再打几个电话，并把情况不断地告诉我。
布克已经在香克尔事务所拥有一间办公室。他在那儿已经当了3年的职员，课余去那里工作，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其余人中随便哪5个加在一起都多。他在课间休息时给秘书打电话，与人们联系约见的时间，并且把这个或那个客户的情况告诉我。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名声显赫的大律师的。
由于昨夜酗酒的影响，我无法理清混乱的思绪。于是我便在拍纸簿上把重要的事情写下。例如，我已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成功进入这座大楼，下一步该做什么？我将在此呆几小时，等法学院的人慢慢走光。现在是周五的下午，是一周内时间过得最慢的时候。然后我要悄悄走到学校就业办公室，拿出浑身解数去和主任纠缠。如果交上好运，也许会有某个清水衙门，由于没有哪个毕业生愿去，现在仍可以向一位聪明能干的法学院高材生提供一个年薪2万美元的职位呢。或者有某家小公司也许突发奇想，要再找一位公司专职律师。事已至此，留给我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在孟菲斯流传着一个神话般的传说。这个法学院有个毕业生，名叫乔纳森-莱克，他和我一样，在市区大事务所里也找不到工作。事情发生在20年以前。由于得不到声名卓著的事务所的宠幸，莱克自己租了一个地方，挂出了一块小小的律师招牌，宣布已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替人打官司。他先是挨了几个月的饿，接着骑的那辆轻骑又在一天晚上闯了祸。他断了一条腿，醒来时已躺在名叫圣彼得的慈善医院里。过了不久，他隔壁那张病床上来了个小伙子，也是在摩托车祸中受的伤。那人从头到脚都是伤，而且烧得很严重。他女朋友的烧伤甚至更重，几天以后便不治而亡。莱克和此人交上了朋友，并且把这两个案子统统接下。后来发现，是一辆豹牌轿车撞着了停车标牌，接着又将莱克那两个委托人骑着的摩托撞翻的，那辆车的驾驶员恰恰就是市里排名第三的大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而且6个月前，就是此人主持了对莱克的面试。他醉酒后开车，撞上了停车标牌。
莱克怀着报复心理对他提出了起诉。那位喝醉酒的资深合伙人，在保险公司投保的金额数目巨大，因而公司立刻将大把大把金钱掷向莱克。谁都想把案子迅速了结。通过律师资格考试6个月之后，乔纳森-莱克结案时获得了260万美元赔偿金。而且是现钞，没有一张长期支票，全是明晃晃的现钞。
根据这个传说，两人都还躺在医院里的时候，骑摩托的那位就曾对莱克说过：鉴于莱克那么年轻，刚出校门，不管赔偿金是多是少，他都可以分得一半。莱克认住了这句话，摩托车手也没有食言。因而莱克拿走了130万。传说如是说。
假如我是他的话，我会带着我的130万驾着自备的双桅纵帆船，啜着朗姆烈酒去加勒比海。
可莱克没有这么干。他建了一座写字楼，把里面塞满了秘书、律师帮办、跑腿打杂和调查人员，认认真真地干起了诉讼这一行当。他每天工作18小时，哪个干了坏事他都敢起诉。他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没用多久就成了田纳西州最红的出庭律师。
20年后的今天，乔纳森-莱克依然每天工作18小时。他的事务所有11名律师，但没有合伙人。承接的大案比谁都多，每年的收入据说高达300万左右。
而且他又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300万一年在孟菲斯这样的地方很难不引人注意，因而他总是成为热门话题。关于他的传说也越传越神。每年不知有多少学生，因为他的缘故，才进了这家法学院。他们都做着这个梦。有些毕业生离开法学院时并不找工作，他们只想在市区有一个门上贴着自己名字的狭窄小天地。他们愿意忍饥挨饿，艰难谋生，就像莱克开头那样。
我猜，他们也像他那样骑一辆摩托。也许这就是我注定要走的路。也许这有希望。我和莱克都有希望。
我去找马克斯-勒伯格的时间选得很不合适，他正在打电话，两只手不停地挥动，像喝醉了的水手一样骂着脏话。通话的内容与圣保罗市的一件官司有关，他必须去出庭作证。我假装在写写画画，眼睛看着地板，尽量不听谈话的内容，由他一边在写字台后脚步重重地走来走去，一边不停地拉着电话线。
他挂了电话。“你可是牢牢地卡住他们的喉咙啦。”他一边伸手在乱成一团的桌上摸索，一边飞快地对我说。
“抓住谁？”
“大利公司呀。昨天晚上我把那叠文件全看过了。典型的借方保险欺诈。”他从角落里拿起一个活动文件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你知道借方保险欺诈是怎么回事吗？”
我想我是略知一二的，但我怕他会追根究底，于是就说：“不太清楚。”
“黑人称之为‘街头保险’，挨门挨户卖给收入低的人，十分便宜的那种保单。卖保单的经纪人每个礼拜来收保险费，记在投保人交款卡的借方名下。他们靠欺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养活自己，等到投保的人凭保单要求理赔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一口拒绝。对不起，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你的要求不在保险范围之内。他们编造拒赔的理由，那可是很富有创造性呢。”
“人家不会告他们吗？”
“这很少，研究表明：在拒赔欺诈的纠纷当中，仅有三十分之一是在法庭上解决的。保险公司对此当然了解得清清楚楚，而且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你要记住，他们的对象是下层的人民，是害怕律师和这个法律体制的那些平民百姓。”
“假如被人告了，他们会怎么样呢？”我问。他不知道是朝一只臭虫还是苍蝇打了一巴掌，两张纸从桌子上飞了起来，飘落到地板上。
他把指关节掰得咯咯作响。“一般地讲，不会有什么大不了。在全国范围内，有几次保险公司确实曾被判付出巨额惩罚性赔款。我本人就参与过两三次。但是，陪审团是不会乐意让买廉价保险的小百姓成为百万富翁的。譬如说，有这么一位原告，他有一张5000美元的医疗费账单，虽然明显属于保险范围，保险公司却拒绝支付。而该公司的财产，譬如说，却值两个亿。庭审时原告律师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除了5000美元外，让这家公司再赔两三百万，作为对其不良行为的惩罚。这种要求很少会被接受。陪审团会同意给那5000块，外加1万美元罚款，结果赢家还是保险公司。”
“可唐尼-雷-布莱克快要死啦。而这完全是因为他不能做骨髓移植手术，可根据保单规定，他是有权做这种移植手术的。我说得对吗？”
勒伯格朝我不屑地笑了笑。“你也真是的。你这是在假定他的父母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了，但假定总是靠不住的。”
“可是，假如这一切都在那上面呢？”我指着保单问道。
他耸耸肩，点点头，又笑了笑。“那么这就是一桩好案子。谈不上了不起，但却是好案子。”
“我不明白。”
“这很简单，鲁迪。这里是田纳西。本州的赔偿裁决不超过5位数。谁也不会得到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陪审团保守至极。人均收入又相当低，所以指望陪审员们会让他们的邻居成为富翁，真是困难之至。想在孟菲斯得到一个像样的裁决，更是难上加难。”
我敢打赌，乔纳森-莱克肯定可以让陪审团作出一个像样的裁决。假如我把这案子交给他，他或许会给我小小的一份。尽管昨夜醉酒的后遗症未尽，我的心情却已在好转。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问。
“起诉那些混蛋。”
“我还没有拿到正式律师执照呢。”
“不是叫你自己去起诉。你在市里找一个大红大紫的出庭律师。代表布莱克家打几个电话，跟那位律师当面谈谈。再写一张两页纸的报告给斯穆特，你的任务就算结束了。”这时，电话铃响了。他跳了起来，将文件夹向我面前一推，说道：“这儿是州里几桩欺诈案的名单，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看。”
“谢谢。”我说。
他挥手打发了我。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又已开始对着话筒大声吼叫。
法学院教会我厌恶研究工作。我在这里生活3年了；这痛苦的3年当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化在发黄的故纸堆中，搜寻古代的案例，来论证原始的法律理论，而这些理论却是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律师几十年都不会想到一次的。他们喜欢把你打发到这儿来寻觅宝藏。我们的教授们几乎全都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发挥作用才在这儿教书的，他们认为让我们追踪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案例，写出毫无意义的摘要，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高分，作为训练有素的年轻律师进入法律界。
进入法学院后的最初两年，情况尤其是如此。但现在不那么糟了。或许这种训练有办法使人达到疯狂的地步，因为我听说过许许多多与大事务所有关的故事，它们把新录用的生手派到图书馆去，像奴隶一样在那里写两年案例摘要和审讯备忘录。
一个人在酒醉以后做法律方面的研究时，时间对他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头痛在加剧，手在继续颤抖。布克星期五傍晚在我那个小洞里找到我时，我面前乱七八糟地摊着十几本翻开的书，那是勒伯格开的必读案例。“你感觉怎么样？”
布克穿着上装，打着领带。他显然已去过办公室，像真正的律师那样接电话，使用录音电话机。
“我很好。”
他在我身边跪下，眼睛睁得大大地瞪着那一堆书。“看这些干什么？”他问。
“不是准备律师资格考试，是为斯穆特的课做点儿研究。”
“你可是从来没有为他的课做过研究呀。”
“是的。所以我感到很内疚。”
布克站了起来，靠在书架上。“两件事，”他几乎耳语似地说。“香克尔先生觉得发生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那桩小纠纷，已经处理完毕了。他打过几个电话，确信所谓的被害人并不想坚持提出指控。”
“好，”我说，“谢谢你，布克。”
“不客气。我想你现在出去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如果你可抛下你的研究的话。”
“我试试。”
“第二，我跟香克尔先生谈了很久。刚离开他的办公室。不过，呃，此刻他那里没有空缺。他已经雇了3位律师了，我一个，还有两个是华盛顿来的。他正在为没有地方安顿我们而发愁，还在想法找办公室呢。”
“你没有必要和他谈这件事的，布克。”
“是没有必要，可我乐意。这算不了什么。香克尔先生答应把触角伸出去，帮你试探试探。你知道，他认识的人可多哩。”
我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24小时以前，我还有获得一份报酬可观的工作的可能，如今我却在让从未谋面的人帮忙找一个微不足道的就业机会。
“谢谢，”我咬紧嘴唇，望着自己的手指说。
他瞧了瞧表。“得走了。你想在明天早晨准备资格考试吗？”
“是的。”
“我给你打电话。”他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出去。
刚好5点差10分时，我上楼梯到了大厅，离开了图书馆。我现在不担心警察会在我面前出现，不害怕面对莎拉-普兰克莫尔，甚至也不为传票送达人会再次光临而犯愁了。我几乎一点儿都不怕会和同学们不愉快地相逢，今天是周五，他们都已离开了学校，法学院空无人迹。
就业咨询处设在离行政大楼正面附近的大厅里。我一边向前走，一边瞧着走廊上的布告牌。那儿通常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招聘启事，有的来自大中型事务所和政府机构，有的来自个体开业律师或私人公司。我迅速瞧了一眼便已明白：不出所料，布告牌上没有一张招贴；在一年的这种时候，没有人才市场。
马德琳-史金纳在这儿负责就业咨询处已有许多年。有人说她即将退休，又有人说她每年都以退休作威胁，企图从院长手里挤出点儿什么来。她今年60岁，但看上去却有70岁。她骨瘦如柴，花白的短发，眼睛周围的皱纹一层叠着一层，写字台上的烟缸里总是搁着一支燃着的香烟。据说，她一天要抽4包烟，这听起来未免有点滑稽，因为这座楼里早已正式宣布严禁吸烟，但谁都鼓不起勇气指责马德琳。她是个影响很大的人物，能把提供工作机会的那些人带进法学院。而没有工作机会，也就不会有法学院。
再说，她对于自己的工作又十分精通。她在最合适的事务所里认识最合适的人。在正为自己的事务所搜罗人才的那些要人当中，有许多人的工作当初都是由她一手包办的，而且她的手段又很了不起。假如孟菲斯州立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在为一家大事务所负责招聘人员，而这家大事务所偏爱常春藤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却歧视我们的人。遇到这种事，据说马德琳就给孟菲斯州大校长打电话，向他提出非正式的投诉。而这位校长据说就会去拜访市里各家大事务所，和事务所的合伙人共进午餐，从而把事情摆平。马德琳对孟菲斯的所有职位空缺都了如指掌，而且谁填补了空缺她也了解得清清楚楚。
但她的工作如今越来越难做。拥有法律学位的人实在太多，而本校又非常春藤联合会中的一员。
她站在水冷却器旁边，注视着门口，仿佛是在等我。“你好，鲁迪。”她用沙哑的声音说。办公室的人全都走光了，她独自一个，一只手端着一杯水，另一只手上夹了支劣质香烟。
“你好。”我边说边很甜地笑着，就像天底下数我最幸福。
她用手中的杯子指了指办公室的门。“我们进去谈吧。”
“好的。”我跟着她走进办公室。她关上门，朝一把椅子点了点头。我遵命坐下后，她也在桌子对面的椅子边上坐下。
“日子很难过，啊？”她好像知道过去24小时当中发生的一切。
“更难过的日子我都过来了。”
“今天上午我和劳埃德-别克谈过了。”她缓慢地说。我巴不得他已经翘了辫子。
“他怎么说？”我尽量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
“呃，我昨天晚上听说了兼并的事。对你的事我们很关心。你是我们推荐给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唯一毕业生，所以我急于了解你的遭遇。”
“那么他说了什么？”
“说是兼并发生得非常迅速，机不可失，如此等等。”
“这和我听到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废话。”
“后来我问他第一次把兼并的事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他回答非常含糊，说是某个合伙人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未能打通。”
“电话不通有4天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问他能否把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与你鲁迪-贝勒之间，有关这次兼并和兼并发生后你的表现的书面通信传真给我。”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这我知道。他也这样承认了。他说的大意是，在兼并结束之前，他们什么也没有干。”
“是这样。什么也没有干。”马德琳站在我一边，这使我感到一丝暖意。
“所以我非常详细地向他解释，他是如何卑劣地欺骗了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结果我们在电话上大干了一仗。”
我忍不住笑了，我知道赢家是谁。
她继续说道：“别克赌咒发誓说，他本来是想把你留下的。我不知道他的话该信还是不该信，但是我说他们本来早就该和你讨论这个问题的。你是个快要毕业的学生，眼看就要到手的职位却泡汤了，而且又没有一点财产。我说我知道他开的是血汗工厂，可现在奴隶制早就结束了，他可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随心所欲地摆弄你。”
真是个好样儿的老太太！和我的看法一模一样。
“跟他吵完以后，我去找了院长。院长给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主管合伙人唐纳德-赫克打了电话。通过几次话以后，赫克重弹了同样的老调：别克本想留你，可是你不符合廷利-布里特聘用新律师的标准。院长表示怀疑，赫克于是又说他再看看你的简历和成绩单。”
“特伦特与布伦特对我不合适。”我说，口气傲得就像自己现在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赫克也有同感。他说廷利-布里特宁愿这件事就此了结。”
“好嘛。”我说。我想不出比这更聪明的话了。但她看透了我，她知道我现在痛苦得如坐针毡。
“我们对延利-布里特没有什么影响力。过去3年他们才录用了我们5个毕业生。他们事务所这么大，所以谁都不买账。坦白地说，我是不会想到那儿去工作的。”
她是在想法安慰我，让我觉得我碰到的倒好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特伦特与布伦特有啥了不起，他们给的起步年薪不就5万美元嘛！
“那你这儿还剩什么？”我问。
“不怎么多，”她不加思索地答道。“实际上是没有。”她翻了翻笔记。“我给认识的人都打过电话了，原来倒是有个公设辩护律师助理的位置，兼职，12000元年薪，可两天以前我已经让霍尔-帕斯特里尼去了。你认识霍尔吗？真为他高兴，他最后总算是找到一份工作啦！”
我猜，人们此刻也正在为我高兴吧。
“有两家小公司很可能要聘请法律顾问，不过两家都要求首先得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在7月份举行。几乎所有事务所都是在法学院学生毕业后便立即把他们招聘进去，付给工资，让他们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而他们通过后，便也挤命为事务所干活。
她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我再想想办法，或许会找到点儿门路的。”
“我现在该怎么办？”
“上门去一家一家打听。城里有3000名律师，大多数人不是个人独立开业，就是两三个人合伙开一家事务所。他们不和我这个就业咨询处打交道，我不认识他们。找他们去。找那些小事务所，两三个人或者四五个人的小事务所。设法说服他们，使他们给你一份工作。你还要主动表示愿意办那些‘死鱼案’……”
“‘死鱼案’？”我不解地问。
“对。哪个律师都有几桩‘死鱼案’。他们把这种案子甩在角落里，时间越长，就越难办。是律师们接了就会后悔的那种案子。”
这在法学院可没有学过。
“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什么都可以问。”
“你刚才叫我上门去一家一家打听。这样的建议，在过去3个月中，请问你重复过多少遍？”
她淡淡一笑，敲了几个微机的键盘。“我们大约有15名毕业生还在寻找工作。”
“那么就在我们谈话的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外面踏马路。”
“有此可能。不过也很难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别有打算，但并不一定就会告诉我们。”
时间已经过了5点，她想要走了。“谢谢你，史金纳夫人。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知道有人关心自己，总是很愉快的。”
“我会继续帮你找的，我保证。下星期你再来看看。”
“我会来的。谢啦。”
我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又回到图书馆地下室那个小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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