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心当一名律师，在我意识到我的老爸憎恨律师这一行当的时候，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十几岁的笨手笨脚的大孩子。笨拙使我困窘，生活使我沮丧，青春期的到来更使我感到恐惧，而且由于不听使唤，正要被老爸遣送到一个军事学校去。老爸是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信奉孩子不打不成器那一套。而我又已练得伶牙俐齿，不守规矩，于是他想干脆把我发配掉。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原谅了他。
我的老爸也是一位工业工程师，在一家公司每周工作70小时。那家公司生产许多产品，其中之一便是梯子。由于梯子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他的公司常常成为诉讼的目标。而又由于我老爸负责设计，他就成了在作证和审讯时为公司讲话的首选对象。我不能说我因为他憎恨律师而责怪他，但他们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我却因此变得对他们十分赞赏。他往往在法庭上和他们争论8个小时，然后一跨进家门就猛灌马提尼酒。
那家公司后来破产了，所有的非难当然都指向那些律师。至于管理不善是否也可能是破产的一个原因，我一次也没有听他提起过。
烈酒成了他的生命。他变得意志消沉，在几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一份固定工作，而这实在使我恼火，因为我不得不靠在餐馆侍候人和外送比萨饼苦苦挣扎，才能读完大学。我想，在大学本科4年当中，我和他大概说过两次话。获悉已被法学院录取的那一天，我带着这个重大的新闻回到家。老妈后来告诉我，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星期。
就在我这次凯旋两周之后的一天，他正在杂品储藏室里换灯泡，脚下的梯子突然倒塌（我发誓这是真的），他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他在一家私人疗养院里毫无知觉地躺了一年，直到有一天某个慈悲为怀的人让他断了气。
举行葬礼后过了几天，我提出可以诉讼索赔，但老妈硬是不愿。而我也一直在怀疑，他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儿，恐怕还是半醉半醒的。再说他又无职业，分文不挣。根据我们的伤害索赔制度，他的生命并无什么经济价值。
我的老妈获得了一笔总数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赔偿金，接着就令人不快地改了嫁。我的后父是个退休的邮局职员，生于托莱多，性格很单纯。他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快快乐乐地跳舞，或是开着一辆温尼巴哥到处旅游。我和他们关系很冷淡。老妈没有给过我一个子儿，说是她要靠这点钱过一辈子，而我已经证明即便身无分文也能活得很愉快，因此她觉得我并不需要瓜分她的钱。我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可以大把大把赚钱，而她却没有，她这样劝我说。我敢肯定汉克，也就是她那位新任丈夫，正在用财务方面的建议，把她的耳朵灌得满满的呢。将来某一天，我们的道路将会再次交叉的，我的路和汉克的路。
5月份我将从法学院毕业，离现在还有一个月。接着还要参加7月份的律师资格考试。我不可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我在班上的排名属于好的一半。在法学院3年我所做的唯一一件聪明事，是早早修完了必修的和难的课程，所以这最后一个学期我才可以这样轻松。
正是我选的老年法律这一门课程，使我来到这一座炎热潮湿、挤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长者（他们喜欢人家这样称呼）的金属房子里，此刻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面对着一张粗制滥造的折叠桌。在可以看到的唯一一扇门的上方，有几个手写的大字，给这个地方标上了“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这一堂而皇之的名称，但除了这个名称本身而外，这儿却没有一瓣鲜花一丝葱绿的痕迹。我在律师用的拍纸簿上随意涂抹，不敢正视坐在折叠椅上慢慢向前挪动的人群。
这儿大约有50个老人，黑白各占一半地混在一起，平均年龄不低于75岁。有些人双目失明，一打以上坐着轮椅，许多人带着助听器。我们听说，他们每天中午在这儿聚会，吃一餐热饭，唱几支歌，偶尔还可以听听无望当选的政客声嘶力竭地发表竞选演说。在参加了几个小时的社交活动以后，他们各自打道回府，然后就掰着手指头计算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再回到这里。据我们的教授说，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刚好在吃午饭的当儿到达，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错误。他们把我们4个和领队的斯穆特教授安排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就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一点一点地吃散发出化学药剂气味的鸡肉和冰冻豌豆。我的一份果冻是黄色的，这被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老笨蛋发现了，他肮脏的衬衫口袋上方挂着的胸牌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他的大名：博斯科。我见他叽里咕噜地说着黄果冻，就想把果冻献给他，外加我的那一份鸡。可是这却给包娣-伯德桑小姐瞧见了。她马上粗暴地把他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伯德桑小姐虽然年近八旬，可行动依然十分敏捷，在这个组织里担当着母亲、独裁者和保镖这种三合一的角色。她像一个老练的选区头儿一样摆弄着这批老人，一会儿和这个拥抱，一会儿拍拍那个的肩膀，走到这里和几个灰头发的女士闲聊几句，走到那里又发出刺耳的大笑，但她那双警惕的眼睛时时刻刻都盯着博斯科。毫无疑问，博斯科是这群人中的坏小子。她训了他一通，责怪他不该羡慕我的黄果冻，可是过了几秒钟，却又把满满一碗黄灿灿的果子冻放在他面前。他高兴得眼睛发亮，连忙用又短又粗的手指抓起来吃得精光。
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些饥肠辘辘的老人吃这顿中饭时的模样，就像在无望再吃另一餐饭的情况下，吃着有7道菜的宴席。刀叉握在他们颤悠悠的手中，前后上下移动，进进出出，仿佛装满了贵重金属一样沉重。对他们说来，时间是绝对没有意义的。有时候谈话也会使他们激动，他们相互之间吵吵嚷嚷。他们把食物撒落在地板上。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但我还是吃完了我的那一份黄果冻。博斯科依然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包娣小姐像蝴蝶一样在室内飞来飞去，叽叽喳喳个不停。
斯穆特教授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密密的头发，带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蝶式领结，外加红色的吊裤带，一个十足的迂夫子。他像一个刚刚美餐过一顿的人那样，由于撑饱了肚子而心满意足地坐在那儿，满怀深情地欣赏着我们面前的情景。他是一个好人，五十挂零了，但癖性却与博斯科和他的朋友们颇为相似，而且20年来，一直讲授着那几门别的教授不愿教、很少有学生愿意选的一成不变的课程。儿童权利，残疾人法，家庭暴力研究，精神病问题，当然还有古怪者头老太法（这是人们背着他给这门课起的名）。他一度曾想开设一门“未生胎儿法”，结果引起了一片争吵，只好急匆匆开始休假，溜之大吉。
他在开宗明义的第一课上，向我们讲述了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使我们接触到有真正法律问题的真实的人。他认为，所有法学院的学生入学时都有一定的理想主义，都想服务于公众，但在充满血腥味的竞争中度过3年以后，我们关心的只是在一个合适的事务所里找一份合适的差事，然后在7年后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赚大钱。这一点他是说对了。
这门课并非必修，开始时有11个学生。可是斯穆特讲课枯燥乏味，又无休无止地唠叨，劝告学生将来不要谋财，而应无偿地为他人效力，一个月以后，班上只剩下了4个人。这门课无足轻重，每周只有两小时，又几乎不需要化什么力气，我因此才选了它。不过，要是再拖上一个多月，我真怀疑能否坚持下去。因为此时此刻，我非常讨厌法学院，而且对未来从事法律业务又十分担心。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委托人，我感到惊恐不安。坐在那儿可能成为我的委托人的这一群，虽然年迈体衰，他们凝视着我的那种眼光，仿佛我有无比的智慧。毕竟，我就要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律师了；而且又着一身黑色套装，面前放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我在上面画了许多个方块许多个圆，面无表情，皱着智慧的双眉，由此观之，我是一定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和我一起坐在同一张折叠桌边的是布克-凯恩，一个黑人小伙子，我在法学院最要好的朋友。我们面前折好的名牌上用毡制粗头笔写着我们的大名：布克-凯恩和鲁迪-贝勒。鲁迪-贝勒就是鄙人。布克隔壁是一个讲台，包娣小姐正站在那儿发出尖厉刺耳的嗓音。讲台的另一边也有一张折叠桌，同样的名牌向人群宣告：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大驾光临。这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在过去3年当中一直在自己的名字上玩花样，以便显得出身高贵。在他的隔壁是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是个十足的荡妇。她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姑娘，穿着细条纹套服，打着丝领带，肩上有一块巨大的饰物。我们许多人都猜测，她可能也穿着男运动员用的下体弹力护身。
斯穆特靠墙站在我们身后。包娣小姐正在对着话筒大声宣读医院报告和讣文。这套音响系统有4个大音箱挂在房间的4个角落，效果奇佳，她那尖厉刺耳的声音在室内震响，从四面八方射向人们的耳鼓。一声啪啪声，助听器被接二连三关掉，并且取了下来。这时，人人清醒，没有一个在打瞌睡。今天宣读了3份讣告，当包娣小姐最后终于读完时，我看见听众席上有人在流泪。上帝啊，请你别让死亡落到我的头上吧。请你再给我50年时间，让我工作和享受人生的乐趣，然后在熟睡中突然归天吧。
坐在我们左侧墙边的钢琴家，这时醒过来了，翻动着面前木架上的乐谱。包娣小姐自认为是个挺不错的政治分析家，这时正准备开始批判一种提高销售税的谬论，钢琴家突然敲起了琴键。弹的是《美丽的亚美利加》，我想。她情绪激昂，铿铿锵锵地敲出了开头的过门。老头老太们连忙抓起各自的赞歌汇编，等着唱出第一句歌词。包娣小姐现在又成了合唱指挥。她全神贯注，高举双手，拍拍巴掌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就和着第一节的乐曲边走边挥动双手打起拍子。那些还能自由动弹的老人，都缓慢地站了起来。
唱到第二节时，吼声便戏剧性地逐渐减弱了。这一节的歌词不那么熟悉，而这些可怜老人的眼睛又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手上捧着的赞歌汇编，不过是聋子的耳朵而已。我看见博斯科突然紧闭双唇，仰面望着天花板，鼻子大声发出哼哼。
钢琴声突然消失了，原来是乐谱从木架上滑下，散落在地板上。人们一齐盯着钢琴家。上帝保佑她的心脏，她正手忙脚乱，边摸边抓地将琴谱拾拢在自己的脚边。
“谢谢大家！”包娣小姐对着话筒喊道。老人们纷纷坐下。“谢谢大家。音乐是好东西。让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音乐。”
“阿门！”博斯科大声吼着。
“阿门。”后排的另一位老头，点了下头跟着说道。
“谢谢大家，”包娣小姐说。她转过身来，面带微笑望着布克和我。我们两个身子前倾，伏在桌上，再次看着人群。“今天的节目现在开始，”她像是在演戏似地说。“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了斯穆特教授和他的几位非常聪明英俊的弟于再次来到这儿。”她用肿胀的手指指我们，露出了灰黄的牙齿，朝着不声不响走到身边的斯穆特微微一笑。“他们非常英俊，不是吗？”她指着我们问道。“大家都知道，”包娣小姐又对着话筒说，“斯穆特教授在孟菲斯州立大学讲授法律课程。我的小儿子曾经在那儿念过书，可是没能毕业，这你们也是知道的。斯穆特教授每年都要带几个学生来这儿看望我们，你们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向他们诉说，他们将向你们提供建议。这些建议毫无例外都是很好的，而且我还要补充一下，毫无例外都是免费的。”她侧过身来，再一次朝斯穆特投去含情脉脉的一瞥。“斯穆特教授，我代表咱们团体，欢迎你回到柏树花园。我们感谢你对老年公民问题的关心。谢谢你，我们热爱你。”
她后退了几步，走下讲台，一边猛烈地拍着巴掌，一边点头示意同伴仿效。但却无人响应，即使博斯科，也纹丝不动。
“他真了不起。”布克叽咕道。
“他至少有人爱啊，”我咕哝着应了一句。老人们在这儿已经坐了10分钟，又刚吃过午饭，我发现有几个人眼皮在耷拉下去。等斯穆特讲话完毕，肯定会鼾声四起的。
斯穆特走上讲台，调整了一下话筒，清了清嗓子，等候包娣小姐在前排入座。她在坐下时，气呼呼地对邻座那位脸色苍白的绅士低声埋怨道：“你应该鼓掌嘛！”可他没听见。
“谢谢你，包娣小姐，”斯穆特尖叫着。“来到柏树花园，我总是感到十分愉快。”他的声音真诚。我心中毫不怀疑：站在这座阴沉的房屋中央，面对着这一小群愁苦的老人，身边只有他班上仅剩的4名学生，霍华德-L-斯穆特教授此时此刻确实有一种高人一头、孤芳自赏之感。这就是他生活的目的。
他为我们一一作了介绍。我迅速站了起来，咧了咧嘴，随后就坐下，再次板起脸，故作深沉地皱着双眉。斯穆特滔滔不绝地谈着医疗保健，预算的削减，遗嘱，销售税的豁免，受虐待的老头老太，以及共同保险费用的支付等等。一个个话题，就像飞舞的苍蝇一样，接二连三地从他嘴里抖落出来。他像在课堂上一样漫无边际地唠唠叨叨，讲述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议而未决的法案，私人疗养院的规章制度，地产的规划，神奇的药物。连我自己听着听着也打起呵欠，昏昏欲睡。而博斯科更是每隔10秒钟，就看一次表。
斯穆特的讲话终于临近尾声了。他再次向包娣小姐和她那一帮人表示感谢，并且保证今后每年都要光顾一次，然后在桌边坐下。包娣小姐不多不少拍了两个巴掌，便立即打住。其他的人无一动作，倒是有一半人在打呼噜。
包娣小姐手指着我们，对她的部下们说：“他们都在这儿。他们都很能干，而且全都免费。”
迟钝的人群慢慢地朝我们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博斯科，他显然对黄果冻事件余恨未消，因而眼睛虽然瞪着我，人却走到桌子的另一边，坐在值得尊敬的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感觉早就告诉我，他找谁都成，却决不会向我谋求法律咨询。一个年迈的黑人男子看中了布克，他们俩隔着桌子在交头接耳。我尽量不去听他们的谈话。他们谈的事与此人的一位前妻和多年前的一次离婚有关，那次离婚可能已经、或许还没有正式了结。布克像一位真正的律师一样记着笔记，全神贯注地听着，就好像真的知道该如何办案似的。
不过，布克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委托人了。而我却整整5分钟独个儿痴呆呆地坐在一边，望着3位同窗轻声细语，涂涂写写，对于展开在面前的问题，一会儿满怀同情地凝神倾听，一会儿摇着头。
我的孤独状态并没有被人忽视。包娣-伯德桑小姐终究还是把手伸到钱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昂首阔步地走到我的桌边。“你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轻声说，把座椅拉到桌子角落上。她的身体向前倾，我的身子向左歪，两个人的头相距仅几英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开始了以法律顾问身份进行的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布克朝我瞟了瞟，脸上挂着调皮的微笑。
我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去年夏天，我在市内一家法律事务所当书记员。那儿有12名律师，工作都是严格地按小时计费，而不因发生意外情况额外收取费用。我学会了开账单的技巧，其首要规律是，律师把睡觉以外的时间，主要化在与人会谈上。与委托人会谈；在电话上会谈；与对方律师、法官、合伙人、保险公司理赔员、书记员或律师帮办会谈；在吃午饭时会谈；在法庭上会谈；电话会议会谈；结案会谈；审前会谈；审后会谈。只要你说得出一次活动的名称，律师就可以编织一个借口组织一次以它为中心的会谈。
包娣小姐用目光向四周扫射了一番。这是给我的信号，要我把脑袋和声音都同时低下来，不管她想跟我谈些什么，反正都是极其重要的。这对我当然也十分合适，我可不想让谁听到对她即将提出的问题，我肯定会提供的蹩脚而又幼稚的建议。
“你看看这个，”她说。我接过信封，把它拆开。感谢上帝。是份遗嘱！科莲-贾尼斯-巴罗-伯德桑遗嘱。斯穆特曾经对我们说过，这些委托人中有一半以上会请我们推敲，甚至修改他们的遗嘱。对我们来说，这挺不赖，因为去年我上过《遗嘱与遗产》这门必修课，要在遗嘱里挑点儿毛病，我们颇感胜任。遗嘱其实相当简单，即使初出茅庐的律师也能写得完美无缺。
这是一份打字机打的正式遗嘱。在浏览过程中，我从前两段得知包娣小姐是一位寡妇，有两个儿子和一大批孙儿孙女。第三段仿佛给了我一闷棍。我一边看，一边斜着眼睛望她，接着又重看了一遍。她得意洋洋地微笑着。这一段文字指令遗嘱执行人给她的两个儿子每人200万美元，孙儿孙女每人100万美元，由执行人代管。我慢慢地计算了一下，她有8个孙儿孙女，这就是说她至少有1200万美元。
“继续看下去，”她低声说，仿佛真的能听见计算器正在我头脑中嘀嘀嗒嗒计算似的。布克的委托人，那位黑人老头，此刻正在一边哭泣，一边诉说着许多年以前那一段不幸的罗曼司，诉说着孩子们如何将他遗弃不顾。我虽然竭力不去听他，但他的话却依然钻进耳鼓。布克怒气冲冲地记录着，尽量不去注意老人的泪水。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在哈哈大笑。
遗嘱的第三段将300万美元赠给一个教堂，200万美元捐给一所学院。接着还有一串慈善捐赠名单，第一个对象是糖尿病协会，最后一个是孟菲斯动物园，在每一个名字的旁边都注明了捐赠的数额，最少的是5万美元。我皱着眉头，在心中做了一次速算，得出的结果是：包娣小姐遗财净值至少是2000万美元。
突然，这份遗嘱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它根本没有应该有的那么厚。包娣小姐十分富有，而富人是不兴留下薄薄的、简单的遗嘱的。他们爱用厚厚的、写得密密麻麻的遗嘱，托管机构、代管人、隔代转让等等事项说得明明白白，由大事务所收费高昂的税务律师专门设计和执行的诸多精细条款，也交代得清清楚楚。
“遗嘱是谁拟的？”我问。信封是空白的，没有迹象说明是谁起草这份遗嘱的。
“我以前的律师，已经过世了。”
他草拟这份遗嘱时犯了玩忽职守罪。死了倒是件好事。
如此看来，这位牙齿灰黄、讲话像唱歌一样美妙动听的漂亮的小老太，真的值2000万美元。而且她目前又显然没有自己的律师。我瞟了她一下，眼光又回到遗嘱上。她的穿着不像个富婆，没戴钻石或金饰，在头发上也不愿他费时间或金钱。她身上的套裙是普通的滴干棉料，紫红色的上衣已经破旧，当初可能购自西尔斯百货店。我见过一些家产万贯的老太太，她们一般都不难辨认。
这份遗嘱拟就约有两年了。“你的律师什么时候去世的？”我问，声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甜蜜。我们两个的头仍旧低低地凑在一起，两个鼻子相距只有几英寸。
“去年。癌症。”
“那你现在有没有律师呢？”
“我要是有，现在还会跟你谈话吗，鲁迪？遗嘱没有什么复杂的，所以我想你能对付。”
贪心这玩意儿十分滑稽。我将从7月1日开始，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这一家榨取员工血汗的小小事务所，内部气氛十分沉闷。15位律师除了代表保险公司诉讼，别的基本不干。我本来并不想要那份工作，可是恰恰在其他事务所都无空缺的当儿，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表示愿意聘用我，我也只好将就。我想在里面消磨几年，熟悉这一行当，然后再图高就。
假如在我第一天踏进这家事务所的当儿，就给他们带去一位少说也值2000万美元的委托人，那些家伙将会有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将立刻成为呼风唤雨的人，一位能点石成金、前程似锦的新星。我甚至还可以要求拥有一间大办公室哩。
“我当然能对付，”我淡然地说。“只不过，你知道，这牵涉到一笔钱，而我——”
“嘘——”她将上身与我靠得更近，狠狠地嘘着。“别提钱的事儿。”她用目光向四周迅速地扫了一遍，仿佛小偷们正潜伏在她身后窃听。“我绝对拒绝谈论它。”她斩钉截铁地说。
“行。我无所谓。不过，我想你也许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和一位税务律师谈谈。”
“我以前的律师也是这么说，可我不想这么干。就我而言，律师就是律师，而遗嘱就是遗嘱。”
“对。但是你交税可以少交一大笔钱，如果你把遗产通盘计划一下。”
她摇摇头，就好像我完全是个白痴。“我一个子儿也省不下。”
“嗯，请原谅，不过我觉得你或许能省下。”
她把布满棕色老斑的手放在我的手腕上，低声说：“鲁迪，你听我解释。纳税与我毫无关系。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一命呜呼了。不是吗？”
“嗯，我想，是的。可是你的继承人会怎么样呢？”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那些不孝子孙可让我气坏了。我要把他们的名字从我的遗嘱里抹掉。两个儿子，几个孙子孙女，一起抹掉，抹掉，抹掉。他们啥也得不到，你懂吗？零！一分钱也得不到，一件家具也得不到。啥也得不到。”
她的眼光突然变得冷冰冰的，嘴边一圈圈的皱纹紧紧地锁在一起。她使劲地捏着我的手腕，自己却浑然不觉。此刻的包娣小姐，不仅怒气冲冲，而且伤心万分。
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和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正在激烈地争论。他大声抱怨，笼而统之地批评医疗补助和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共和党人，她则指着一纸文件，试图向他解释某些医疗账单不能报销的原因。斯穆特从座位上慢慢站了起来，走到他们身边，看看能否帮上点儿忙。
布克的委托人正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一行行泪水依然沿着面颊往下流淌，而布克却变得越来越无动于衷。他向那位老年绅士保证，他布克-凯恩一定会干预那件事，把事情办妥。有人打开了空调，嗡嗡的机声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喋喋不休的谈话声。桌上的杯盘已经收走，各种各样的游戏正在进行。有人在下中国跳棋，有人在走国际象棋，还有人在密尔顿-布雷得利棋盘中掷着骰子。他们大多数人来此是为了一顿午饭，与别人交往，而不是为了寻求法律咨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事。
“你为何想把他们的名字从遗嘱中抹去呢？”我问道。
她松开我的手腕，擦了擦眼睛。“嗯，这是个人隐私，我实在不想谈。”
“言之有理。那么，谁来继承这笔钱呢？”我问。意识到我将被授权起草这份遗嘱，能够像玩魔术似地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凡人，顷刻间变成百万富翁，我突然有一种飘飘欲仙之感。我微笑地望着她。我的微笑如此热情，而又如此虚假，但愿她不会因此而生气。
“我拿不准，”她愁眉苦脸地说。她的目光四处搜索着，仿佛在寻找一个目标。“我硬是拿不准该把钱给谁。”
那好哇，给我100万怎么样？税务局随时都会为我欠下的400美元税款向法院起诉。我们的谈判已经破裂，他们的律师已经找过我。我已两个月未交房租，房东正威胁要把我扫地出门。而我此刻却坐在这里，与生平见过的最富有的人瞎聊！而且此人可能活不了多久，正在颇为愉快地在心头盘算该让谁得多少遗产。
她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有4个人名，用印刷体整整齐齐地写成窄窄的一栏。“他们是我想保护的孙儿孙女，是仍旧爱我的那几个，”她双手窝成杯状放在嘴边，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每人给100万。”
我用抖动的手在拍纸簿上歪歪扭扭地记下。哇！就这么大笔一挥，我已经制造出4个百万富翁啦。“其他的人怎么说呢？”我低声问道。
她的身子向后一仰，坐得笔直，说道：“一个子儿也不给。他们不给我打电话，从来没有给我送过礼物，寄过贺卡。把他们抹掉。”
我若是有一位祖母，身价值2000万美元，我会每周送她一次鲜花，隔一天寄一张贺卡，下雨天送她巧克力，晴天送香槟。我会每天早晨给她打一个电话，她上床以前再打两次。每个星期天我都会陪她去教堂，在整个弥撒过程中握着她的手和她坐在一起，接着陪她去吃早午餐，然后再陪她去看拍卖或者看戏或者看表演。哪怕奶奶想去地狱，我也会照陪不误。我一定会照顾好我的老祖母的。
而且我想，对包娣小姐，我也愿意照此办理。
“行，”我严肃地说，仿佛这样的事我已办过许多次。“那么，两个儿子你也一个子儿不给？”
“我就是这么说的嘛。绝对不给。”
“他们，恕我冒昧，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这个问题让她十分伤心，两只眼球在眼眶里转了转，她似乎很不愿意回答。但过了一会，她突然两肘向桌上一搁，俯过身子，对我低声诉说起来。“哼，”她说，“老大叫朗道夫，人都快60岁了，不久前又第三次结婚。娶的那个小婊子，总是不停地吵着要钱。无论我给他留多少，她总会化得精光。我宁愿把钱留给你鲁迪，也不给我的亲儿子。要么就给斯穆特教授，或者别的什么人，但决不给他朗道夫。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的第一个委托人为我带来的滚滚财源，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啦。去他妈的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去他妈的等着我的那些会谈吧！
“你不可把钱留给我的，包娣小姐，”我说着，向她献上最甜蜜的微笑。我的眼睛，可能还有我的双唇、我的嘴巴，甚至我的鼻子，都在无声地恳求她说一声“可能的”！妈的！钱是老娘的，老娘想给谁就给谁。老娘要是想给你鲁迪，那么，这笔钱就他妈的是你的啦！
但她没有这样说。“剩下的钱全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你认识他不？他是达拉斯人，如今整天上电视。他用我们的捐赠，在世界上到处做好事。修建房屋啦，喂养婴儿啦，传教布道啦。我要让他得到这笔钱。”
“一个在电视上布道的牧师？”
“哦，他可不光是在电视上布布道。他还是一位导师、政治家和顾问，常常和州里的头儿脑儿一起吃饭哩。而且，你恐怕不知道，他还活跃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一头浓密的花白鬈发，那是少年白，他可不想把它染黑。你知道吧。”
“那当然。不过——”
“前儿晚上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这你信不信？他在电视上讲话的声音像丝绸一样柔和，可在电话里呀，那更是简直可以勾魂摄魄呀。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懂。他干吗给你打电话？”
“嗯，是这么回事。上个月我寄去3月份的捐款，当时写了几句话，告诉他说由于孩子们背弃了我，我想重做一份遗嘱，留一点儿钱给他的牧师们。过了不到3天，他就亲自打来了电话，声音是那么朝气蓬勃，充满自信。他问我想给他和他的牧师们留多少。我给了他一个大概的数字，从那以后他就三天两头来电话，说是只要我乐意，他甚至还可以开着自己的李尔喷气飞机来看我呢。”
我在脑海中竭力搜寻恰当的词语。斯穆特这时正抓着博斯科的一只手臂，竭力想让他平静下来，重新坐到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的位子上去。伊丽莎白肩上的饰物此时早已不知去向，第一个委托人显然把她折磨得困窘万分，恨不得一头钻到桌子下面去。她四处张望，我连忙咧着嘴巴闪电般地朝她笑了笑，好让她明白我正在注视着她。在她的隔壁，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正埋着头，为一对老夫妻进行咨询。他们在讨论一份文件，看样子也是份遗嘱。我手头遗嘱的价值，比他正在为之绞着脑汁的那一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不禁为此而沾沾自喜。
我决定改变话题。“嗯，包娣小姐，你说你有两个儿子。朗道夫和——”
“德尔伯特。你也甭提他。我都3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住在佛罗里达。抹掉，抹掉，抹掉。”
我把笔挥了几下，而德尔伯特也就丢了他那200万美元。
“我得去照看一下博斯科，”她突如其来地说着就站了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小老头。没有家。除了我们，也没有朋友。”
“我们还没有谈完呢。”我说。
她弯下腰来，我们的脸又一次靠得很近。“不，我们已经谈完了，鲁迪。就照我说的办。那4个孙儿孙女，每人给100万。剩下的全给肯尼思-钱德勒。遗嘱其余部分都不变。遗嘱执行人、保证人、受托人，统统不变。这很简单，不是吗，鲁迪？我一直在盘算嘛。斯穆特教授说，两星期后你们再来时遗嘱就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地打好了。是这样吗？”
“我想是的。”
“好。那就再见啦，鲁迪。”她急匆匆地跑到桌子另一端，用手搂住博斯科，博斯科立即静下来，又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了。
我仔细读着这份遗嘱，做了一些笔记。斯穆特和别的教授将会给我指导和帮助，而且我还有两周的时间供我集中思考，弄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十分舒坦，但同时我又觉得，我不必自己来起草这份遗嘱。这位令人愉快的小老太有着高达2000万美元的财产，她需要的建议，比我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她需要的遗嘱，应该是一份她自己可能读不懂，但国内收入署肯定会加以研究的那种遗嘱。我并不认为自己愚笨不敏，但却确实缺少知识和经验。学了3年法律之后，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知识少得多么可怜。
布克的委托人正表现出骑士风度，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布克本人也似乎话已说尽，只是不停地记着笔记，每隔几秒钟吐出一个“是”或“不”。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有关包娣小姐和她财产的事告诉他。
我扫视着逐渐稀少的人群。我发现第二排有一对夫妇，似乎正在瞪着我。这时，我是唯一闲着的律师，他们好像尚未拿定主意，要不要到我这儿碰碰运气。那位妇人手上拿着粗粗的一卷文件，外面扎着橡皮带。她低声哈哝了一会，她的丈夫摇摇头，仿佛是说他宁愿等着，等其他几位年轻的法律雄鹰中有一位得空为他咨询。
慢慢腾腾地，他们站了起来，走向我的桌边。两人的目光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我以笑脸相迎。欢迎来到我的办公处。
她在包娣小姐坐过的椅子上坐下。他坐在桌子的另一侧，神情依然冷漠。
“你好，”我微笑着说，把手伸了过去。他无力地握了握，我又把手伸向她。“我叫鲁迪-贝勒。”
“俺叫多特，他叫巴迪。”她边说边朝巴迪点点头，却没理我的手。
“多特和巴迪，”我重复着他们的名字，开始做笔记。“请问你们贵姓？”我以一个老练律师的全部热情，向他们问道。
“布莱克。多特-布莱克和巴迪-布莱克。其实，咱本来叫玛瓦琳-布莱克和威利斯-布莱克，可大伙儿都叫咱多特和巴迪。”她烫过的头发，蓬蓬松松，顶部已经雪白，但看起来还是干干净净。她穿着一双廉价的白色运动鞋，棕色短袜，和一条过于肥大的牛仔裤。身材瘦削结实，棱角分明。
“地址呢？”我问。
“格蓝杰63广场8号。”
“你有职业吗？”
到此刻为止，巴迪仍未开过口。我得到的印象是，多年以来，多特一直是他的代言人。“咱领残疾人社会保险金，”她说。“咱才58岁，却早就得了心脏病。巴迪领一份养老金，数目小得很。”
巴迪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他带着眼镜，镜片很厚，塑料镜架勉强能钩住耳朵。双颊绯红饱满，蓬乱的头发已经花白，微微带着一点锈红的颜色。我怀疑这一星期里他的头发是否洗过。他身上穿的那件黑红彩格布衬衫，甚至比他的头发还要肮脏。
“布莱克先生多大年纪？”我不知道假如我问布莱克先生本人，他会不会回答，因而就向她问道。
“叫他巴迪，好吗？多特和巴迪。别叫什么先生，好不好？他62啦。俺可以跟你谈件事吗？”
我迅速点了点头。巴迪隔着桌子嚼着对面的多特。
“他不正常，”她朝着巴迪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压低嗓门说。我望了望他，他望着我和多特。
“打仗受的伤，”她说。“在朝鲜。”
“他脑袋里有块弹片，”她最后补充说。
“那真——真是糟，”我小声对她说，接着就在拍纸簿上记下：布莱克先生脑袋里有块弹片。布莱克先生侧身向左，瞪着3英尺外的布克的委托人。
她突然身体朝前一伏。“还有点情况，”她说。
我把头微微地朝她伸去，竖起了耳朵。“嗯？”
“他酗酒。”
“这不可能吧。”
“不过，他酗酒的根子还是打仗受的伤，”她又补充了一句，帮了他一下忙。我3分钟以前刚刚认识的这个女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丈夫贬成一个酗酒的懒汉。
“俺抽根烟你不介意吧？”她问，手已经伸向自己的手提小包。
“这儿允许抽烟吗？”我边问边向四面打量，希望看到一个“请勿吸烟”的标记，可是没有看见。
“哦，那是当然。”她将一支香烟塞进双唇干裂的嘴，点着了火，猛吸了一口，直对着巴迪的面孔，喷出了一团烟云，而巴迪却纹丝不动。
“我能为你们二位做点什么呢？”我问，眼睛望着那一卷用宽宽的橡皮带紧紧扎着的文件。我把包娣小姐的遗嘱塞到拍纸簿下。我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个千万富婆，而第二位却靠养老金生活。我刚刚开始的律师生涯哗啦一声，又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咱们没有多少钱，”她悄悄地说，就好像这是巨大的秘密，泄露了使她深感不安。我同情地微笑着。无论他们的钱有多少，他们也比我富裕得多，而且我不相信他们会像我一样，即将被人送上法庭。
“但咱需要有一位律师。”她拿起那卷文件，拉掉了橡皮带。
“你们是什么问题？”
“哼，咱上了保险公司的大当啦。”
“什么样的保单？”我问。她把文件推到我面前，用力擦了擦手，仿佛她已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它，如今已把这沉重的包袱转给了一位能创造奇迹的人。在这堆文件上面，是一张斑斑点点、皱皱巴巴、破破烂烂的保险单。多特又喷出了一口烟云，有好一阵子，我简直看不清巴迪。
“这是一份医疗保险，”她说。“是咱5年前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那时候咱两个儿子17岁。现在唐尼-雷得了白血病，人都快死了，那些骗子却一个子儿也不肯拿出来替他治病。”
“大利人寿保险公司？”
“对”
“从没听说过，”我扫视着保单上的声明，十分肯定地说，好像我已处理过许许多多类似的案子，对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情况都了解得详详细细似的。保单上列了两个受抚养人的名字：唐尼-雷和隆尼-雷-布莱克，两人的出生日期相同。
“嘿，你可别怪咱嘴臭，可他们确实是一帮狗娘养的。”
“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是，”我体贴地表示同意。多特听后微微一笑，我已经赢得她的信任啦。“这么说你是5年前买的这份保险-？”
“差不离。从来没有少交过一次保险费。唐尼-雷得病前，从来没用过这该死的玩意。”
我是学生，一个没有保过险的学生。没有任何保单为我、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或者我的汽车保险。我甚至都无力为我那辆破破烂烂的小丰田买一个左后轮的新胎。
“那么，嗯，你说他病得快死了？”
她叼着香烟，点了点头。“急性白血病。得病8个月了。医生说他能活一年，可是他无法做骨髓移植手术，一年还活不到。现在或许已为时太晚了。”
她把“髓”这个音发成了“水”。
“移植？”我不解地说。
“白血病你懂不？”
“嗯，不太懂。”
她咂咂嘴，眼睛朝四面翻了几翻，仿佛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她把香烟塞到嘴里，皱着眉头狠吸了一口。在烟差不多吐尽后，她说：“俺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你知道。所以隆，隆不喜欢隆尼-雷这个名字，咱就叫他隆，唐尼-雷骨髓移植，隆是最能配得上的。这是医生说的。问题是，移植很贵，大约要化15万美元。咱没有这么多钱，你知道。保险公司该付这笔钱，搁在这儿的那张保单包括了嘛。狗娘养的说不行。就是因为他们，唐尼-雷才落到快死的地步。”
她这种一下子抓住问题关键的方式，真叫人吃惊。
我们把巴迪不理不睬地搁在一边，他却一直在倾听我们的谈话。他慢慢地取下眼镜，用毛茸茸的左手背擦着双眼。真妙，巴迪哭了！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也在抽抽搭搭地哭泣。布克的这位委托人，手捂着脸不停地呜咽。是过去犯下的罪孽，是悔恨，还是某件伤心事，再次触动了他的心灵？斯穆特站在一扇窗边注视着我们，显然很想知道，我们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意见，居然能使他们如此悲悲切切。
“他住在哪儿？”我问的目的，不过是想在她回答的当儿，我能有几秒钟可以在拍纸簿上涂涂写写，从而忘掉那些眼泪。
“他从没离过家。和咱住一块。这是保险公司拒绝咱要求的另一条理由，说他已经成年，不再属于承保范围。”
我从文件里挑出与大利保险公司来往的信件，边看边问：“保单有无注明他一成年就不再在承保范围之内？”
她摇摇头，不自然地笑道：“没。保单上没有注，鲁迪。咱都看过许多遍了，就是没有这样的说法。连所有小字印的细则都读了。”
“你肯定？”我问，又瞧了瞧保单。
“绝对。这一年当中，咱几乎一直在读这该死的保单。”
“保单是谁卖给你的？谁是保险公司代理？”
“一个傻里傻气的小矮子。他敲开了咱家的门，骗咱们买的。名字叫什么奥托，油头滑脑的小骗子，讲起话来飞快。咱一直想找着他，可他准是从城里溜走了。”
我看了从文件堆里取出的一封信。发信人是克利夫兰的一位高级索赔审核员，写信的时间是在我刚才读的第一封信之后几个月。这封信十分生硬地拒绝支付唐尼的医疗费，理由是他的白血病是原来就有的老毛病，因而不在保险范围之内。假如唐尼患白血病时间真的不到一年，那么确诊的时间就在大利保险公司卖出保单4年之后。“这儿说由于是先存情况，因而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他们能找到的理由全都用过了，鲁迪。你只要把那些文件拿过来仔细读读就明白啦。什么排除原则啦，豁免原则啦，先存情况啦，附属细则啦，他们全都试过了。”
“有没有把骨髓移植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的规定？”
“绝对没有。医生看过保单。他说大利应该付钱，因为骨髓移植现在已经是常规治疗了。”
布克的委托人用双手抹了抹脸，站起来告辞。他谢谢布克，布克又谢谢他。老人在一对正在下着中国跳棋的伙伴身边坐下，看他们激烈交锋。包娣小姐最后终于把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从博斯科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不再为他那些问题烦恼。斯穆特在我们身后踱着方步。
我接着读的一封信也是大利公司寄来的。初看起来，跟别的几封并无不同，一样的不耐烦，一样的下流，一样的直截了当。这封信写道：“亲爱的布莱克太太，本公司此前已7次书面拒绝你的索赔要求。我们现在再次拒绝，此为第8次，亦为最后一次。你一定是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这封信由高级索赔监督签署。我擦拭着信笺上方铅印的公司标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秋天，我选了一门名叫保险法的课程，至今仍记得当时对某些保险公司不讲信誉的欺诈行为深感震惊。我们的老师是个来访的共产党人，憎恨保险公司，实际上憎恨一切公司。他把保险公司毫无道理地拒绝合法索赔的案例讲得津津有味。他认为这个国家欺诈案件有成千上万，却从来没有被依法惩处。他写过好几本书，论述欺诈诉讼，甚至引用统计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在索赔要求受到拒绝时，不做认真的咨询，就干脆自认倒霉。
我一边摸着信头印刷精美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标识，一边又把信看了一遍。
“保险金你一次也没有漏交？”我问多特。
“没有，先生，一次也没有。”
“我得看看唐尼的医疗记录。”
“大多数记录都搁在家里啦。他最近很少找医生看病。咱费用出不起。”
“你知道他被诊断患了白血病的准确日期吗？”
“不。可咱记得那是在去年8月，他在医院接受化疗。第一个疗程。后来。那些骗子通知咱们说，他们不会再为咱报销任何医疗费，医院就对咱关了门。说是给唐尼做移植手术，这笔钱他们医院化不起。因为妈的实在太贵啦。俺不能怪他们，真的不能。”
巴迪正在审视布克的另一位委托人，一个身体虚弱的小妇人，她也带着一堆文件。多特在她的塞勒姆斯牌烟盒里摸索了一会，又把一支香烟塞到嘴里。
如果唐尼-雷患的确实是白血病，而且又只是患了8个月，那么就没有任何办法把它作为“先存情况”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如果不能把白血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大利保险公司就必须理赔，对不对？我觉得这合情合理，完全是明摆着的事。可是法律却很少是清清楚楚的，也难得是合情合理的，因而我明白，在多特那一叠拒赔文件的深处，一定有什么生死攸关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我实在看不懂，”我说，眼睛依然盯着那封“愚蠢之至”的信。
多特又朝她的丈夫喷了一口浓浓的烟雾，烟圈在他头部周围上下翻滚。我想他的泪水已干，但我不能肯定。她咂了咂粘粘的嘴唇说道：“这很简单嘛，鲁迪。他们是一批骗子，以为咱们是头脑简单无知无识的垃圾，又没有钱和他们斗。俺在一家牛仔裤工厂干了30年，参加过工会，你知道吧，咱们每天都跟公司斗。这儿也一样。大公司根本不把咱们小人物当回事。”
我老爸除了憎恨律师，也常常刻毒地咒骂工会。久而久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劳工大众的一位热情捍卫者。“这封信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对她说道。
“哪封？”
“克罗基特先生写的那封，说你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的那封。”
“混蛋！看他敢颠到这儿来，当面骂俺一声愚蠢之至！该死的北方杂种！”
巴迪用手扇开面前的烟雾，嘴里叽咕了一句。我瞧着他，巴望他会开口讲点什么，他却只当没有看见。我突然发觉他的头左侧比右侧要稍稍扁平。在我的想象中曾经出现过的他那光着屁股走过机场安全门的情景，再次在我眼前闪过。我折好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把它放在那一叠文件上面。
“把这些文件看完，要好几个小时。”我说。
“哎，你得加点紧。唐尼-雷活不长了。他现在瘦得只剩110磅，以前可是有160磅哩。有些日子他病得路都走不动。俺希望你能见见他。”
我没有见唐尼-雷的欲望。“好的，过一阵再说吧。”我得研究一下保单和信件，还有唐尼的医疗记录，然后找斯穆特商量商量，再给布莱克家写一封措词恰当的两页长的信，非常聪明地表明：他们应该把这个案子交给一位真正的律师去处理。随便找个律师可不行，必须找一个擅长对保险公司欺诈行为提出起诉的律师。我还将列出几位这样的律师的大名，以及他们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要和这桩无利可图的事情拜拜，和斯穆特拜拜，和他对老头老太法的那份热情拜拜了。
再过38天，我就毕业了。
“我要把这些带走，”我理好她那一叠杂乱的文件，一边伸手去拿橡皮带，一边对多特解释道。“我两星期后再来，我会给你一封写明我的建议的信。”
“干吗要两星期呢？”
“这个，我，嗯，我必须研究研究，你知道。我还得和老师们商量商量，还要查查资料。你能把唐尼的医疗记录寄给我吗？”
“当然能。不过，你最好加紧点儿。”
“我会尽力而为的，多特。”
“你看咱们的道理充分不？”
我虽然还只是一个攻读法律的学生，却也颇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现在还难说。不过看来希望很大。但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研究。可能性还是有的。”
“你究竟是啥意思呀？”
“嗯，这个，我的意思是，我想，你已经有充分理由索赔。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这些文件，才能最后肯定。”
“你算是那一号的律师嘛？”
“我是学法律的学生。”
我的回答使她莫名其妙。她噘起嘴巴，紧紧包住白色的过滤嘴，眼睛瞪得大大地望着我。巴迪又咕哝了一声。斯穆特恰恰这时来到我们面前，这真令我感激不尽。他问道：“你们进行得怎么样？”
“还好，”我说，“就快结束了。”
“好极了，”他说，似乎时间已到，还有别的委托人在等着我们伺候。话一出口，他就慢慢地向别处踱去。
“我两星期后来看你们。”我热情地说着，挤出了一丝微笑。
多特在烟灰缸中摁灭了烟头，向前倾着身子，又一次和我靠得很近。她的嘴唇突然开始颤动，双眼充满泪水。她轻轻地按着我的手腕，绝望地望着我。“请你千万抓紧，鲁迪。咱们需要帮助。咱儿子快要死啦。”
我们久久地望着对方。最后，我点了点头，咕哝不清地说了点儿什么。这一对可怜的老人刚刚把他们儿子的生命托付给了我这个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他们真诚地相信，我会把他们塞到我面前的这堆破烂带走，然后抄起话筒，打几个电话，写几封信，发出几声咆哮，提出这样那样的威胁，眼睛一眨，大利保险公司马上就会屈膝投降，向唐尼-雷捧上大把大把的钱。而且，他们还指望这样的事能迅速发生哩。
他们站了起来，局促不安地从我面前走开。我几乎完全可以肯定，在保单的某一个部分，一定有一条完美无缺的小小条款，可以把唐尼-雷的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这种条款勉强可以看清，但肯定无法破译，然而却是由技巧熟练的法律高手精心设置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领取高额酬金，身心愉快地编制保单上的附属细则。
多特领着巴迪，歪歪扭扭地绕过一张张折椅和全神贯注的棋手们，在咖啡壶前停住，倒了一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点着了又一支香烟。他们缩在房间的后头，啜着咖啡，在60英尺之外远远地望着我。我一页一页翻着保单，做着笔记，尽量不去注意他们。保单有整整30页，尽是几乎无法看清的蝇头小字。
人们正慢慢地离开，室内所剩无几。担任律师这种角色，已使我厌倦。这一天已够我受的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人前来找我。我对法律的无知令我震惊。一想到短短数月之后，我就要站在本市各处的法庭上，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与别的律师唇枪舌剑，我就不寒而栗。我尚未准备凭起诉的权力对社会尽情地指指点点。
法学院的3年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重压下浪费掉的3年。我们花费无穷无尽的时间，挖掘我们永远都不会需要的信息。我们接受教授们的疲劳轰炸，他们讲的内容我们却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熟记的案例，第二天就可能撤销。我们背诵的法规，隔天就会被修改。要是过去3年中，我每周化50小时在一位优秀律师指导下学习，那我也会成为优秀律师的。可现在，我却是一个焦虑不安的三年级学生，连最最简单的法律问题都感到害怕，即将到来的律师资格考试更使我胆战心惊。
我面前有动静。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带着老大的助听器的老头，正挪动着又矮又胖的身子，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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