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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节

  事实上是不容他们细想的,即墨城里的人没有疯,即墨的牛焚尾受痛,鼓噪受惊,却跟疯了一样,埋头直冲,当者披靡,燕军整个儿崩溃。

  这时,田单才出动那五千劲卒,用一根筷子样的小木条,勒在上下唇之间,两头系绳,在后颈束紧,这名为“衔枚”,原来的用意,是奇袭急行军时,怕士兵谈话,耽误工夫,或者泄漏机密,所以作此“禁声”的束缚。

  但这批经过特种训练的部队,所以要“衔枚”,用意是要他们人自为战,以一当十,见敌就杀,根本不容他们有任何停下来略作讨论的机会,而这样在疯狂的火牛群狂冲之下,他们更加勇猛,一心雪耻复国的五千健儿,追奔逐北,使得燕军尸横遍野。他们的主将骑劫,也死在乱军之中。

  消息一传,齐人无不奋起。溃退的燕军,面无人色,狼狈不堪,即墨城内有“神”的传说,越传越盛。而田单的部队由五千人开始,迅速发展。从来两军势力的消长很少有变化得这样快的,没有多少日子,并国所失的七十多个城池,尽皆恢复,燕军败回河北。

  于是田单派人赴莒城,奉迎齐襄王法章还都临淄听政。论功行赏,田单被封为“安平君”,安平在临淄以东十九里。

  这年是齐襄王即位的第五年。在秦,为昭王甘六年,秦与赵会盟渑池,蔺相如不使赵玉受辱,也就是这一年。秦昭王有意攻齐,但听说齐人多智,君王后尤其聪明,便想了个试她的方法。

  这个方法很绝,秦昭王派遣一名使者到临淄,馈赠君王后一付玉连环,附带出了一个难题:“久闻贵国智者特多,不知能解得此环否?”

  两个在雕琢时就套在一起的玉环,如何解得开?君王后问她的臣子,没有一个人能解答此难题。

  于是,成竹在胸的君王后,不慌不忙地取过一个铁椎来,轻轻一碰,指着那分离破碎的玉环,对齐国的使者说:“幸不辱命,请看,解开了。”

  使者无话可说,因为他只要求解开玉连环,并没有要求非保持完整不可。当时的玉器非常珍贵,为了赵国的一块壁,秦昭王愿以十五个城池来交换。而君王后对此贵重的礼物,不惜引椎一击,是严正地表示了不惜玉碎以抗强敌的决心,足以吓阻秦国的入侵。这种高度的智慧,确是名不虚传。

  不过,齐后之智与田单之智,应有分别。田单的智慧,实所罕见,而使用的手段,不免诡异。“齐人多诈”,正此之谓。刁间在本质上,就是田单型的人物。

  他有许多奴婢。奴婢的身分,在各地都甚卑下,而以齐地为尤甚。这是不足为奇的,用智的人,总看不起用力的人。则多智的齐人,轻视终日苦役的奴婢,为势所必然。然而这又有矛盾,倘或奴婢多智,调皮捣蛋,乃至明侵暗偷,主人驾驭不了,则又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简直成了心腹之患,宁愿他们还是笨拙的好。

  刁间的厉害,或者说刁间的成功,就在这一点上。他跟别人的观念不同,并不轻视奴婢。调皮捣蛋的也不怕,相反地,愈是如此,他越重视,因为聪明的才调皮捣蛋,只要驾驭得法,这些“桀黠奴”才是最有用的人。

  《史记·货殖列传》说刁间对“奴虏”,“独爱贵之”。何以谓贵?因为奴虏中颇有人才。汉初的奴婢撞仆,与后世的不同。时逢衰乱,求生第一,贤如诸葛武侯,尚且自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所以秦汉之交,流亡遍地,如果既不能铤而走险,又不甘于辗转沟壑,则纵有满腹诗书,饥来驱人,屈身为奴,实不足为奇。不独大乱之时如此,就是承平时期,知识阶级因贫困或其他原因,受雇于人者亦比比皆是。如匡衡为人作长工,彭越为人作酒保,朱买臣为人赶车,儿宽做过厨子,韩延寿做过门房,都见于正史。

  其次是豪杰隐于奴虏,如季布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至于没入官家,或者因政治上的原因,移迁某地,成为奴虏,则其原来的身分及知识程度,可能高于他的主人。仅从这三类人看,就可知道奴虏中人才实在不少,以及刁间的所以“爱贵”之故。

  但是,这些奴虏,如果是在任公那里,则亦碌碌无所表现,唯有在刁间的运用指挥之下,方能发挥其才智。因为刁间与任公虽同为积赀上亿的货殖家,但后者以农为本,经商无非副业,前者则是一个什么生意都做的大企业家。现代有“商战一之说,道尽了商业上的竞争的激烈,当时也是一样,不管是坐以居奇的“贾”,还是买贱卖贵,往来各地以逐利的“商”,总是眼明手快的捷足先得,老实迟钝的吃了别人的亏。而随任公耕作,唯须“力田”,虽有才智,却无用武之地。

  刁间是贾也是商,是商也是工。他的事业极大,大致分为三部分:渔业、盐业、贸易。渔业是齐地最早的特产,渔区在东面近海地区的蓬莱一带。捕鱼要纳税,称为“海租”。海租不重,但所捕的鱼,如果不能建立稳固的市场,或者交通上不能配合,发臭腐烂,则渔民的生计无着,而海租亦变了亏负。

  因此,渔产的处理,有特殊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为沿海各地所袭用,那就是把渔产加工,使之成为干鱼。

  干鱼俗称为鲞。在秦汉之际,怕还没有这个字,当时称作鲪、(鱼邑)、鲍、鲰。

  大别而言,干鱼分作两类,一类是利用强烈的日光晒干,就是鲪;一类是加盐腌渍,称为(鱼邑),也就是鲍。至于鲰,据《史记》注:“谓杂小鱼也”。杂者无所不有,小虾、小鱼,混杂不分,所以价格不高。鲪与鲍用秤称,鲰就不妨用量器量,以“石”作计算单位了。

  鲪与鲍,自然以鲪为理想。至今马祖的虾皮最好,就是因为它用日光晒干,水分尽去,不腐而味淡,并保存原来的风味,可以任意调人作料。但强烈的日光,不一定能与渔捞的作业配合,所以盐是不可缺少的。渔盐之利并称,不仅因为都出于海,实以渔盐还有配合的作用而产生互利的结果。一不过,渔与盐的配合,要在一个人手里完成,也就是说,一个人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第一,渔捞区与盐场,不会恰好在一个地方。鱼类固有其集中的地区,渔港亦有渔港的要求,照道理说,煮海成盐,哪一处海滨都可以,然则何不迁就渔港,就地煮盐?不行,因为煮盐亦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现在台湾北门、布袋的盐场,所制的是晒盐,那要在亚热带,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强烈阳光才行,古时的海盐,确是“煮”成的,煮盐的平底铁锅,称为“牢盆”,所用的燃料,主要的是木柴一,因而理想的盐场,应该负山面海,便于樵采,燃料的取得才理想。

  其次,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生产制度,无论技术、设备、操作过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点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当时,一个人兼营两样以上的工商业,往往出于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缘故。如果仅仅为了鱼类加工需要盐,而耗费大量人力去经营与渔业风马牛不相及的盐业,那是件很傻的事。

  因为如此,渔与盐虽可配合,在技术上却不简单。鱼类加工所需的盐,得要经营盐业的人来配合。那时还没有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计划之下,某类物资供给某一特定对象而予以优惠条件的观念,鱼类加工的盐,也就是食盐,价钱不便宜,所以腌鱼用盐,不能达到必需的数量,应该用一斤的,只能用四两或者半斤。这一来,加工的盐渍鱼就难免腐败而生异味,由“如人鲍鱼之肆”这句成语,可以想见鲍鱼有气味,是普遍的现象。秦始皇崩于旅途之中,李斯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车子里,经一千六百多里的长途,运回咸阳,时逢盛暑,“辊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由此可以想见鲍鱼臭到怎么样的一种程度?

  所以刁间的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件难能可贵的事。“难”者,不仅需要绝大的资本,在独立经营盐业的同时,附带获致配合渔业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干的人,二远赴不同的海滨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业。“可贵”者,能够以廉价的盐,供给鱼类加工之用,不仅减低了鲍鱼的成本,且因盐的供给充分,可以制成更好的鲍鱼。捕鱼为生,本来要靠运气,丰收过剩,鱼不值钱,如能获得加工的便利,则有恃无恐,获利必丰。

  刁间的另一项企业是贸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不仅输出山东的特产,输人山东所需的物资,而且也在山东以外的地区,买贱卖贵。

  先说山东的特产,第一是丝绸及其加工品,名闻海内,所以齐地称为“冠带衣履天下。”山东丝纺织业的发达,首先要归功姜太公。他在周初被封于齐,看到那里只有海滨的鱼盐之利,而营邱即临淄是“泻卤”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办法增加生产。男子可以出海捕鱼,海滨煮盐,妇女干什么呢?渔盐两业都不适宜女性工作,于是姜太公劝她们纺织。

  齐地丝纺织业的发展,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蚕的丝。野蚕称为柞蚕,柞是木本植物,据《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说:“此木坚韧,可为凿柄,故俗名‘凿子木’。高者丈余,叶小而有细齿,光滑而韧,其木及叶子皆有针刺,经冬不凋。五月开碎白花,不结子,其木心理皆白色。”柞蚕以生于柞树,食柞叶而得名、初生时绿色;以后慢慢变为黄褐色,吐丝亦黄。用柞蚕的丝织成的绸,称为蚕绸,宋朝称为“绢绸”,明朝称为“茧绸”。《尔雅》记载:“有柞蚕食柞叶,可以作绵”,这大概是又称为绵绸的由来。

  以后土地改良,“膏壤十里,宜桑麻,”于是养蚕事业,大为发达,当时齐国的纺织业,居海内的首位。齐国进贡周王的贡品,就是丝织品。到了管仲相齐,助桓公称霸,在经济发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产事业,是农耕、煮盐、织造。承袭太公的遗风,以织造为女工的专业,管子说:“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钅术,然后成为女”,这些不仅是纺织所必需,也是刺绣的工具。是为齐国丝纺织业的第二阶段。

  近代的丝绣,以湖南和江苏最著名,即所谓“湘绣”和“苏绣”,而当时名闻天下的是“齐绣”。齐国纺织业发展的结果,连带染色也很有名。《战国策·燕策》:

  “臣闻智者之举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者也。齐人紫,败素也,而贾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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